美国《时代周刊》：
在雅典，中国人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金牌总数第二的位置，单从金牌排行上来看，中国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体育强国，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中，来自中国的刘翔以巨大的优势击败了其他所有选手而夺冠，估计这块金牌会使刘获得百万美圆以上的收入。但很难让人相信的是，中国人会因此加大对田径项目，尤其是男子田径上的经济投入，他们似乎对一些冷门项目和女子项目更感兴趣一些。
中国人是纯粹为了追求金牌而去比赛，而我们则同时还在享受这一切。我们的体育在为我们谋求财富，而他们的体育则一直在花着纳税人的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愿意用5块游泳金牌去换取一块男子篮球的金牌，中国人不会这么做，他们更重视金牌的数量。
中国人在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欢呼，似乎没有人感到他们事实上受了愚弄，“阴盛阳衰”和“热门项目的疲软”得到了回避，他们所取得的金牌影响力都有限。中国的体育界高官在请赏的同时，也用一种虚假的繁荣再一次愚弄了国民。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如果失去特有的制度，中国的竞技体育将不堪
中国人利用从苏联学来的计划经济体育制度最终在雅典击败了俄罗斯，对于我们来说，单从金牌数字上来看，这是一个失败。
但是中国并不具备当年前苏联的群众体育基础，尽管前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俄罗斯、乌克兰拿到的金牌数量并不少，这和当年雄厚的基础体育是分不开的。
而在中国则不是这样，他们几乎没有群众体育，学校体育教育水平也非常之低。如果不是这种全年集训的国家队的体育制度，中国的竞技体育将是非常脆弱的。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不能创造物质价值的事物最终还是会走向消亡。毕竟不是每一个运动员都会接到广告合同。
日本《读买新闻》：中国不是体育强国；妇女解放到了一种病态
中国运动员在雅典的表现并不能证明他们的强大，他们从来也不是什么体育强国。他们病态的妇女解放使他们的女人地位比男人还高。他们的女人夺得的金牌数几乎是男人的两倍。
中国的女子篮球在本界奥运会上没能进入前8名，队长苗立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男篮的成绩不好，她们想为男篮争口气，因为立功心切反而导致输球。
另人可笑的是，在她说话之前，中国男篮已经进入了8强，而她们则只能去争夺第9名。中国男人要想争气不能靠女人出色来完成，而要靠自己去做。
尽管我们当中有大多数的（日本）人还在坚持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说法，但是刘翔和他们的皮划艇选手孟关良、杨文军已经证明了他们在身体素质上并不比欧美人种差。但是中国体育总局还是把发展的重点和投资都放在了乒乓球、羽毛球和一些女子项目上，这很让人费解。
女子项目的确更容易出成绩，但是女子项目的强大能说明什么呢？中国人既然想彻底摆脱自己“东亚病夫”的称号，就该让他们的男人站出来向世界去证明。
英国《泰晤士报》：2008，中国只靠女子项目就有可能击败美国
当李婷和孙甜甜站到了奥运会女双冠军领奖台上时，她们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妇女的无所不能。在女子项目中，中国人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她们的女子柔道、女子游泳、女子赛艇、女子摔交，女子跆拳道、女子场地自行车……等等，都是世界一流的水平，而他们的男选手，似乎在赛场上还看不到影子。
在影响力比较大的团队项目上，中国的女子足球、篮球、排球、手球、垒球、曲棍球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女排还获得冠军。而除了由NBA巨星姚明领衔的篮球外，其他的队伍都没能拿到去雅典的机票。
2008年，中国的女子项目将遍地开花，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他们的男子项目的节节败退，因为他们可以不通过预选就可以参赛，但他们却远不具备参赛的实力。中国人可以单单依靠女子项目就可以轻松击败美国。
很难想象中国居然是个以妇女为主导的国家，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在同样的种族中，真的是妇女比男人更优秀吗？
德国《明镜周刊》：中国的竞技体育走的是一条歪路l
雅典奥运会是德国的又一次失败，但这不是什么致命的问题。在统一以前，东德就可以在金牌数字上超出美国，但这并不能表明东德就比美国强大。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也是同样如此。
东德的体育发展制度剥夺了运动员的自由，他们不能把体育当做一种乐趣，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尽管在名义上他们仍然是业余运动员。实际上他们的训练强度要远远超出其他国家，而且政府也会为他们投资，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另人感到的惊奇的是中国人过分依赖女子项目，当0：8输给了德国女足后，世界末日似乎已经到了，而后她们居然向全国人民公开致歉，他们的男足好象还没有过类似事件发生。把男人的压力都转移到女人身上，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32块金牌，这样的胜利并不值得去欢呼，但我们没必要去干扰中国人的自我陶醉。至少我们对他们的女子举重金牌不会垂涎三尺。
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
「地雷战」真相
当年下乡在太行山老抗日根据地里，从此离开革命教科书去看世界。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著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 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份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份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著凳子夹著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著救，结果损失非常惨。
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
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 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著为党献身。
倍可亲网友[ jydeng ] 2008-8-22
原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699836
刚开始，为所见的"落后"现象感到吃惊。知青之间交换的信，多有这类感觉。报怨本社本队的贫下中农"觉悟太低"，"根本就不能和大寨比"等等。慢慢地，才发觉其实是自己的预期太高，高到脱离了现实。在城里当学生时被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根本就是组织上编造的幻景。中国农村的情况，说白一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大寨大队那种典型是人为拔高起来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也不具有真实性。而我们自己看到地方才是现实的中国农村。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你总得接受现实。日久天长，也就习惯了老乡们的质朴风格了。开初听那些庄稼汉们夹杂著下流话的交谈时还有点难为情。到后来连自己的谈话也不知不觉变得粗野起来。回城后一段时间里说话还不时会" 走火"，直到上了大学后才渐渐恢复了斯文态。
老抗日根据地农民说话粗且直，不太懂政治规矩。所以他们的言论经常缺乏城里老师或者干部们那种政治上的正确性。比如谈到村里某"坏份子"的反动言行时，老乡们总不能够正确地表现出"无产阶级义愤"来。而是嘻嘻哈哈地，多少还有些佩服他的样子。据说那"坏份子"抗拒交公粮的任务，竟当面问公社干部：北京金銮殿里那毛小子一年交多少？结果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无情打击。但老乡们并不恨他，反倒觉得他仗义。
因为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还有机会听到许多革命教科书上所没有提到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话题是由电影"地雷战"引出来的。我们村是公社所在地，每年县电影队会来放几回电影。届时乡亲们总是扶老携幼扛著凳子夹著褥子等前往观看。因为那年月里多数电影都成了"毒草"，所以电影队放来放去就那么几部片，国产片大体就是"老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看得次数多了，大人孩子都会背电影里的台词。有些台词还成了全民性的常用语。我上大学时听美国之音广播，竟听到那美国佬周幼康也会说"反正各村有自己的高招"。可见"老三战"影响力已经越出了国界。
老三战情节也是哙炙人口的。"地雷战"里的许多情景至今仍然栩栩如生。党的历史教科书也不时提到抗日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党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说起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这是提起"地雷战"话头后的第一句评论。"不待见"在这里是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有人还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很懂地雷的：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的干部也非常难，白天是不能埋的，只好头晚上埋，天亮前起出来。每天傍黑后，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看看还有谁出了村还没回来。直到弄清都回来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出去把雷埋下。回来后也不敢睡死。因为勤劳的中国农民五更天甚至四更天就想起来出去干活，所以你得起的更早才能赶在乡亲们之前把雷起出来。有位长辈记得他有一天睡误了，醒来一看天已亮，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而其他村就发生过把早起的农民炸死，把夜里外出请医生的人炸伤的事。
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党员干部就只好执行。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乡亲，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就可以及时转移。而鬼子是凶狠的。要是炸了他们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总是躲的无影无踪。老乡们怎能不埋怨？他们又气又怕，有时就把火发在本村的党员身上。有一次八路把邻村的维持会长毙了。鬼子出来报复，路过我们村时把临街的一排房子也给点了。鬼子过去后老乡们出来救火，却故意不帮干部的家，只有几个党员们互相帮著救，结果损失非常惨。
摆弄地雷者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很杂，不少来自美国苏联等国。八路里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没有经过认真训练，凭个大概就开始摆弄。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起出来，一不当心就出事。尤其是有的雷半夜里被野兽趟过一脚却没有炸，雷弦已经拉出一多半，你去起雷时稍碰一碰就可能炸。外村就有人这样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整个抗战期间，那一带地区没听说哪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乡和民兵被伤了不少。有的人甚至讲，没炸死鬼子倒好，要不惹来鬼子报复，还不定多遭多少罪咧。
自古以来有大量历史和文学作品记录战祸给普通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杜甫的三吏三别就是一个典型。凡有人类良知的作家都不可能漠视平民百姓在战火蹂躏下的悲惨生活。
凡稍有人性的政府也懂得尽量不要扰民伤民。过去的文艺作品中，决不能消极地去反映人民为本党所付出的代价。而必须突出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必须把人民教育得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价值，只懂得当好革命的螺丝钉所以，"地雷战"那种电影里的" 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不用起早摸黑赶集跑买卖，没有伤病急症需要半夜请医抓药等等。总之他们全没了个人的疾苦，全免了自家的烦恼，整整齐齐的一批党的棋子，认认真真为党活著为党献身。
倍可亲网友[ jydeng ] 20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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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体育明星商业报酬分配
美国之音记者袁野音
随着北京奥运进入最后阶段，各项奖牌纷纷找到归属。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不仅收获了荣誉，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巨额商业收入。专家指出，中美两个体育大国由于管理体制不同，运动员商业报酬的分配也大相径庭。
*中国：体育协会控制运动员收入*
中国运动员刘翔退出奥运比赛后，其商业价值遭遇严峻考验。业内人士估计，刘翔因退赛而遭受的商业赞助损失可能达到上亿元人民币。不过，遭遇经济损失的除了刘翔个人以外，还有发掘和培养刘翔的国家体育系统。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国家体育协会对运动员商业收入拥有全部控制权。以刘翔为例，在他2007年高达1 亿6千万元人民币的各项收入当中，一半归刘翔本人，其余的15%给刘翔的教练，20%分给上海体育管理部门，15%上交中国田径协会。
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这种运动员收入结构凸显出中国顶尖运动员“商业体育明星”和“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
*麦克西：体育资金得到保证*
美国乔治亚大学商学院的体育管理教授乔尔.麦克西(Joel Maxy)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运动员收入分配制度的利与弊。
他说：“中国体育管理制度好的一面是体育项目的专用资金得到了保证。国家体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明星运动员收入的一部分回流，用于资助和推广体育。对于运动员本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我怀疑这种税收和任何过于高昂的个人所得税一样，会削弱纳税者勤奋工作的动力。”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选手许海峰为中国拿下首枚奥运金牌。为此，许海峰获得了政府9千元人民币的奖励，月工资从51元涨到98元。许海峰后来把他的金牌捐给了博物馆。
*中美明星实际收入相去甚远*
24年后，当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上有望实现金牌第一的历史突破之际，中国顶尖运动的收入也令许海峰等体坛前辈望尘莫及。按照福布斯杂志和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统计，排在前十位的运动员广告收入均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美国体育杂志体育商业周刊(Sports Business Journal)的编辑特里普.米克尔指出，中国不同体育项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一样，除了篮球和足球等较早推向市场的项目，其它多数运动项目仍然由国家集中管理，因此，运动员仍然属于“国家财富”。米克尔把姚明和刘翔作了一番对比。他说，在美国打球的姚明尽管仍然把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给中国政府，但是他有自己的财务管理团队，而仍然全部处于“举国体制”之下的刘翔个人收入却全部由国家体育当局来管理。因此，尽管姚刘二人2007年接受的代言邀请数量差不多，但实际收入相去甚远。
*美国：运动员支付额外成本*
如果说中国顶尖运动员把一半收入交给国家的话，美国职业选手的收入如何分配呢？
体育商业周刊的米克尔说：“美国的顶尖职业运动员，比如游泳选手菲尔普斯、田径的盖伊、体操选手柳金等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经纪人，运动员接受哪些公司赞助，担当哪些品牌的代言人都由经纪人出面谈判。然后经纪人提取3%到12%的分成。这是个很大的区间，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当然，假定运动员的收入超过35万美元，他们要为自己的收入支付35%的所得税。除此之外，运动员无须向政府缴纳任何费用。” 米克尔认为，从表面上看，美国职业运动员可以保留更多的个人收入。但实际上，在完全商业化的体育市场，运动员本人对自己的竞技水平完全负责，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支付很多额外成本。
他说：“在最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当中，不管你是游泳、田径、体操或者任何个人项目，作为运动员，你要自己掏钱支付教练、设备、训练和各种各样帮助你保持自己竞技状态的花费。” 中国媒体最近刊登了中国体育明星的广告收入榜。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每年都有一百多名世界冠军产生，但是得到巨额广告赞助的明星仍属于极少数，而且基本局限于男篮、男子田径、女子跳水、男子羽毛球、女子乒乓球等几个项目。在广告收入排名第一的姚明每年3亿多元人民币进账的同时，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去年的广告收入却不到80万元人民币。
随着北京奥运进入最后阶段，各项奖牌纷纷找到归属。站在领奖台上的运动员不仅收获了荣誉，而且还有随之而来的巨额商业收入。专家指出，中美两个体育大国由于管理体制不同，运动员商业报酬的分配也大相径庭。
*中国：体育协会控制运动员收入*
中国运动员刘翔退出奥运比赛后，其商业价值遭遇严峻考验。业内人士估计，刘翔因退赛而遭受的商业赞助损失可能达到上亿元人民币。不过，遭遇经济损失的除了刘翔个人以外，还有发掘和培养刘翔的国家体育系统。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定，国家体育协会对运动员商业收入拥有全部控制权。以刘翔为例，在他2007年高达1 亿6千万元人民币的各项收入当中，一半归刘翔本人，其余的15%给刘翔的教练，20%分给上海体育管理部门，15%上交中国田径协会。
金融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这种运动员收入结构凸显出中国顶尖运动员“商业体育明星”和“政府雇员”的双重角色。
*麦克西：体育资金得到保证*
美国乔治亚大学商学院的体育管理教授乔尔.麦克西(Joel Maxy)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运动员收入分配制度的利与弊。
他说：“中国体育管理制度好的一面是体育项目的专用资金得到了保证。国家体育系统培养出来的明星运动员收入的一部分回流，用于资助和推广体育。对于运动员本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税收，我怀疑这种税收和任何过于高昂的个人所得税一样，会削弱纳税者勤奋工作的动力。”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射击选手许海峰为中国拿下首枚奥运金牌。为此，许海峰获得了政府9千元人民币的奖励，月工资从51元涨到98元。许海峰后来把他的金牌捐给了博物馆。
*中美明星实际收入相去甚远*
24年后，当中国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上有望实现金牌第一的历史突破之际，中国顶尖运动的收入也令许海峰等体坛前辈望尘莫及。按照福布斯杂志和一些中国国内媒体的统计，排在前十位的运动员广告收入均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 美国体育杂志体育商业周刊(Sports Business Journal)的编辑特里普.米克尔指出，中国不同体育项目的市场化程度也不一样，除了篮球和足球等较早推向市场的项目，其它多数运动项目仍然由国家集中管理，因此，运动员仍然属于“国家财富”。米克尔把姚明和刘翔作了一番对比。他说，在美国打球的姚明尽管仍然把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给中国政府，但是他有自己的财务管理团队，而仍然全部处于“举国体制”之下的刘翔个人收入却全部由国家体育当局来管理。因此，尽管姚刘二人2007年接受的代言邀请数量差不多，但实际收入相去甚远。
*美国：运动员支付额外成本*
如果说中国顶尖运动员把一半收入交给国家的话，美国职业选手的收入如何分配呢？
体育商业周刊的米克尔说：“美国的顶尖职业运动员，比如游泳选手菲尔普斯、田径的盖伊、体操选手柳金等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经纪人，运动员接受哪些公司赞助，担当哪些品牌的代言人都由经纪人出面谈判。然后经纪人提取3%到12%的分成。这是个很大的区间，区别主要在于不同的体育项目和运动员的收入水平。当然，假定运动员的收入超过35万美元，他们要为自己的收入支付35%的所得税。除此之外，运动员无须向政府缴纳任何费用。” 米克尔认为，从表面上看，美国职业运动员可以保留更多的个人收入。但实际上，在完全商业化的体育市场，运动员本人对自己的竞技水平完全负责，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支付很多额外成本。
他说：“在最高水平的竞技体育当中，不管你是游泳、田径、体操或者任何个人项目，作为运动员，你要自己掏钱支付教练、设备、训练和各种各样帮助你保持自己竞技状态的花费。” 中国媒体最近刊登了中国体育明星的广告收入榜。从这份名单上可以看出，尽管中国近年来每年都有一百多名世界冠军产生，但是得到巨额广告赞助的明星仍属于极少数，而且基本局限于男篮、男子田径、女子跳水、男子羽毛球、女子乒乓球等几个项目。在广告收入排名第一的姚明每年3亿多元人民币进账的同时，羽毛球运动员林丹去年的广告收入却不到80万元人民币。
2008年8月21日星期四
中国为什么没有索尔仁尼琴？
朱嘉明
很多人的真正价值，是在死后盖棺定论时才得以承认；更有的人死后很久，不能盖棺定论，不能得以承认。但是，也有的人，在生前其价值就已经被世人所肯定。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位。
在相当多人的印象中，索尔仁尼琴似乎仅仅是俄国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是一位过时的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索尔仁尼琴从来代表的是一种俄罗斯的主流人文精神，是超前的，而绝非落伍的历史意志，是俄罗斯的进步趋势。索尔仁尼琴所否定和反对的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支撑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支流。
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是不够的，索尔仁尼琴是一座桥梁，把一度几乎被泯灭的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国历史连结起来。没有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这种精神，俄罗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性回归，再生，重建和复兴是不可能的。
作为个体，索尔仁尼琴实在是了不起。因为，索尔仁尼琴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而是自觉和主动地挑战他所生活其中的极权统治。古拉格群岛，绝非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情况，一切经历过斯大林体制的极权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留下了多少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悲剧，然而，却没有产生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没有人像他那样，于黑暗中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斯大林时代那令人发指的黑暗。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最早预见到了这种极权制度，必然导致奴役人性的历史逻辑；如果说，《1984》以卡通的方式全面地描述了极权制度的各种特征；那么《古拉格群岛》，则提供了一幅有血有肉有生有死有悲伤有眼泪的历史真实画面。这是对斯大林的极权时代强有力的控诉，是对极权制度的“柏林墙”的第一次冲击。索尔仁尼琴用他的良心和良知撼动在当时根本无法撼动的极权制度。
由于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人民像法兰西人民憎恨巴士底狱，德国人民憎恨拉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憎恨古拉格群岛，认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象征。
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历史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现象在俄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曾经体现在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对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崇尚，简言之，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历史是需要积累和沉积的。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后来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也因为戈尔巴乔夫顺应历史潮流，才为叶列钦和普京提供了历史机会。
是的，前苏联解体了，红旗不再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但是经过叶列钦和普京时代，俄国毫无疑义已经走向全面复兴。在中国，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曾经夸大和妖魔化苏联解体后的暂时困难，简单地否定“休克疗法”，并以此恫吓和压制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似乎俄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不论俄国发生了多少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困难和危机，俄罗斯的主流不是复辟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而是咬紧牙关，继续选择今天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把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看作永远比面包更重要的民族。
肯定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肯定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赫鲁晓夫做所谓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的全面和彻底地揭露，没有那个“解冻”时期，前苏联的解体不知道要延迟多久？在中国，赫鲁晓夫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曾经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然而，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他们都没有勇气不论在毛生前，还是毛死后，全面真实地评价毛泽东，更没有历史勇气批判毛泽东领导他们参与建立的这个制度。
凡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可能记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和中国方面的“九评”。这场辩论，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从来没有对“九评”和那场大辩论中所持的立场，甚至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反修”的那段历史进行过深入地反省。我认为，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斯大林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反思。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以至于，在改革时期，还断断续续地呈现“反修”的色彩，至今，我们还能时时处处感到它的后遗症。因此，被一再赞誉的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无疑是中国改革一个致命的历史缺陷。
人们常常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似乎好很多，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他认为的党内敌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没有施行肉体消灭。但是，人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所面对的反对派，不论是托洛斯基，布哈林，还是其他人，都曾经有过和斯大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面对面针锋相对的对抗，他们是有种的。而在毛时代的中国，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拒绝检讨的，除了彭德怀，似无第二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中国之外，一些人一度寄希望中国共产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其实，完全不可能。至于叶列钦、普京这样的人，更难产生于中国执政党。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始自1956年，人道主义全面渗透前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人道的、人性的精神，自从被毛泽东摧毁后，再没有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得以生根发芽。文革结束后，不仅人道主义始终没有得以真正正名，反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到围剿和打击。周扬集一生之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真谛，然而却死于对人道主义的领悟。如果说，人道主义的精神可以被中国共产党普遍接受，1989 年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现在有一股批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都冠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是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其实，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说，他是人类奉行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它是超民族的、超阶级的，超文化的。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才维系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足够的觉悟和勇气捍卫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因为很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国粹”的一部分。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人，作为经过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和前苏联历史有过种种记忆的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死，不免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回顾新中国文学史，那些因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电影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敌对分子的人们，少有自觉挑战毛泽东者，他们绝大多数的“反动”作品其实本质上都是颂扬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是要表现“第二种忠诚”的。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类似《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就连清末民初那样的具有批判态度的政治讽刺小说也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后，那些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们所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对的制度对他的作品和本人的“平反”。这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历史的信念问题。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7年，按中国的老话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理应与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尔仁尼琴不是这样。他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批判所谓的农奴制度，而是赞同人性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热爱。托尔斯泰是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座标系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极权制度，就是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
在中国，不要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识分子，前前朝的知识分子，甚至皇帝，都放弃了自身独立价值。在毛时代，我们看到老舍，赵树理，邓拓还有众多知识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和党的热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本质差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索尔仁尼琴的觉悟，他的自觉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一面镜子。
索尔仁尼琴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个人：不仅敢于否定斯大林，还敢于否定列宁，否定布尔什维克，否定十月革命。他清楚地看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俄罗斯人民从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尔仁尼琴预感到，俄国终究要回归到十月革命前的轨道。也许在当时，他的卓识远见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具有这样历史感的人，且不讲二十世纪的俄国没有几个人，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几个人。历史证明，索尔仁尼琴对了。苏联终究解体，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苏联重新回归到那个被中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叶列钦开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体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向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过渡。宪政体系虽经曲曲折折，到抗日战争前，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以后，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1949年以后彻底被打断，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中断一样。中国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回归的问题，也有一个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回归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被深藏的历史要求，几经复苏，但都没有成功。俄国走向现代社会之路被中断了八十余年，而中国势必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历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挡。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极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他面临着许多历史的诱惑，也有很多机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整个海外生涯过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在叶列钦请他回国之后，他依然维持这样的风格，树立了一个与名利场保持距离的楷模。我敢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是少而又少。
当然，索尔仁尼琴真的幸运，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国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坚持的精神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真的为他高兴。俄罗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而骄傲，也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
生物学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遗传”和“变异”的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遗传”和“变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今天在官方理论上还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和古巴、朝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是，来自十月革命的，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一个社会中，常常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真正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科学界，中国没有萨哈洛夫；在文学界，中国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更没有像叶列钦那样来自共产党而结束共产主义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转型期，受利益趋使放弃原则者有之，被各种势力收买专事权贵者有之。这一切就如同在中国1911年共和之前，只有纨绔的八旗子弟，而俄国的贵族子弟却敢于成为走向绞刑架、走向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如今讲民族精神，讲爱国主义，其实，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信心的基础之上。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一种良心和良知的体现，坚持良心和良知。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列钦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古拉格群岛》，是在文化革命中期。而真正认知和理解索尔仁尼琴，则是在我的流亡生涯开始之后，我常常把他当作楷模之一。
我有一个多大的遗憾，1990年春天，有人安排我去见正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索尔仁尼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见成。
日期 08-08-18
专题: 华夏快递
很多人的真正价值，是在死后盖棺定论时才得以承认；更有的人死后很久，不能盖棺定论，不能得以承认。但是，也有的人，在生前其价值就已经被世人所肯定。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位。
在相当多人的印象中，索尔仁尼琴似乎仅仅是俄国一位持不同政见的文学家，是一位过时的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索尔仁尼琴从来代表的是一种俄罗斯的主流人文精神，是超前的，而绝非落伍的历史意志，是俄罗斯的进步趋势。索尔仁尼琴所否定和反对的列宁、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前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特别是支撑这种制度的“意识形态”，才是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支流。
说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的“良心”是不够的，索尔仁尼琴是一座桥梁，把一度几乎被泯灭的俄罗斯传统人文精神和被十月革命中断的俄国历史连结起来。没有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这种精神，俄罗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的历史性回归，再生，重建和复兴是不可能的。
作为个体，索尔仁尼琴实在是了不起。因为，索尔仁尼琴不是不自觉地，被动地，而是自觉和主动地挑战他所生活其中的极权统治。古拉格群岛，绝非是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独有的情况，一切经历过斯大林体制的极权国家，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中国，在毛泽东时期，留下了多少这样或那样的古拉格群岛式的悲剧，然而，却没有产生中国的索尔仁尼琴，没有人像他那样，于黑暗中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斯大林时代那令人发指的黑暗。如果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最早预见到了这种极权制度，必然导致奴役人性的历史逻辑；如果说，《1984》以卡通的方式全面地描述了极权制度的各种特征；那么《古拉格群岛》，则提供了一幅有血有肉有生有死有悲伤有眼泪的历史真实画面。这是对斯大林的极权时代强有力的控诉，是对极权制度的“柏林墙”的第一次冲击。索尔仁尼琴用他的良心和良知撼动在当时根本无法撼动的极权制度。
由于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人民像法兰西人民憎恨巴士底狱，德国人民憎恨拉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憎恨古拉格群岛，认为它是斯大林时代的象征。
从一个比较宽广的历史角度看，索尔仁尼琴现象在俄国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有着相同的精神资源，那就是曾经体现在普希金、托尔斯泰、妥斯陀也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对人类的怜悯心、同情心，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崇尚，简言之，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历史是需要积累和沉积的。正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萨哈洛夫、赫鲁晓夫，后来才可能产生戈尔巴乔夫，也因为戈尔巴乔夫顺应历史潮流，才为叶列钦和普京提供了历史机会。
是的，前苏联解体了，红旗不再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但是经过叶列钦和普京时代，俄国毫无疑义已经走向全面复兴。在中国，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曾经夸大和妖魔化苏联解体后的暂时困难，简单地否定“休克疗法”，并以此恫吓和压制中国共产党内和社会要求政治改革的声音，似乎俄国已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证明他们错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不论俄国发生了多少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困难和危机，俄罗斯的主流不是复辟到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而是咬紧牙关，继续选择今天的道路。因为，这是一个把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看作永远比面包更重要的民族。
肯定索尔仁尼琴，不得不肯定赫鲁晓夫的历史地位。赫鲁晓夫做所谓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需要巨大的勇气。没有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特别是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相的全面和彻底地揭露，没有那个“解冻”时期，前苏联的解体不知道要延迟多久？在中国，赫鲁晓夫被毛泽东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防止像赫鲁晓夫一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曾经被打成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野心家。然而，无论是刘少奇还是邓小平，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他们都没有勇气不论在毛生前，还是毛死后，全面真实地评价毛泽东，更没有历史勇气批判毛泽东领导他们参与建立的这个制度。
凡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可能记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大辩论，和中国方面的“九评”。这场辩论，其实是“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舆论准备；是毛泽东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从来没有对“九评”和那场大辩论中所持的立场，甚至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反修”的那段历史进行过深入地反省。我认为，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斯大林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次反思。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以至于，在改革时期，还断断续续地呈现“反修”的色彩，至今，我们还能时时处处感到它的后遗症。因此，被一再赞誉的中国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没有经历过修正主义时代，无疑是中国改革一个致命的历史缺陷。
人们常常认为，毛泽东比斯大林似乎好很多，因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对他认为的党内敌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没有施行肉体消灭。但是，人们没有看到，斯大林所面对的反对派，不论是托洛斯基，布哈林，还是其他人，都曾经有过和斯大林从理论到实践上的面对面针锋相对的对抗，他们是有种的。而在毛时代的中国，敢于公开顶撞毛泽东的，拒绝检讨的，除了彭德怀，似无第二人。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和中国之外，一些人一度寄希望中国共产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其实，完全不可能。至于叶列钦、普京这样的人，更难产生于中国执政党。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始自1956年，人道主义全面渗透前苏联共产党。在中国，人道的、人性的精神，自从被毛泽东摧毁后，再没有在中国党内和社会上得以生根发芽。文革结束后，不仅人道主义始终没有得以真正正名，反而遭到进一步的批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场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问题被正式提出来，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遭到围剿和打击。周扬集一生之经验教训，终于认识到了人道主义的真谛，然而却死于对人道主义的领悟。如果说，人道主义的精神可以被中国共产党普遍接受，1989 年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现在有一股批判和反对普世价值的思潮，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都冠之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签，甚至是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中国的工具。其实，普世价值的本质就是说，他是人类奉行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它是超民族的、超阶级的，超文化的。正是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才维系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中国知识分子缺少足够的觉悟和勇气捍卫普世价值，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因为很多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国粹”的一部分。讲民族主义，讲爱国主义，也应该承认普世价值。
作为中国人，作为经过毛泽东时代，对斯大林和前苏联历史有过种种记忆的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死，不免会有很多感慨。为什么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式的作家？为什么中国没有成就中国的索尔仁尼琴？
回顾新中国文学史，那些因为写小说，写诗歌，写戏剧，写电影被打成右派、右倾分子、敌对分子的人们，少有自觉挑战毛泽东者，他们绝大多数的“反动”作品其实本质上都是颂扬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是要表现“第二种忠诚”的。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过类似《古拉格群岛》、《日瓦格医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作品，就连清末民初那样的具有批判态度的政治讽刺小说也从来没有。“文化大革命”后，那些受过批判的作品和作家，绝大多数是被“平反”的，他们中的不少人为得以“平反”而感恩戴德。而我们所看到的索尔仁尼琴，从来不期望也不需要他反对的制度对他的作品和本人的“平反”。这不是个人的尊严问题，是历史的信念问题。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7年，按中国的老话说，“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理应与十月革命有着天然的情感。索尔仁尼琴不是这样。他继承了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精神。凡是对俄国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十九世纪以来，俄国文学的最大贡献还不是批判所谓的农奴制度，而是赞同人性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热爱。托尔斯泰是集大成者。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座标系就是人道主义。为什么要批判极权制度，就是因为它反人性、反人道。
在中国，不要说与共和国同龄的知识分子，即使前朝的知识分子，前前朝的知识分子，甚至皇帝，都放弃了自身独立价值。在毛时代，我们看到老舍，赵树理，邓拓还有众多知识分子之死，即使死，也是要证明自己对毛泽东和党的热爱，证明他们并没有想反对这个制度。他们和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本质差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悲哀和悲剧所在。
索尔仁尼琴的觉悟，他的自觉挑战，应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省的一面镜子。
索尔仁尼琴还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他是少有的一个人：不仅敢于否定斯大林，还敢于否定列宁，否定布尔什维克，否定十月革命。他清楚地看到俄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化之路被所谓十月革命打断，俄罗斯人民从此走向被奴役之路。索尔仁尼琴预感到，俄国终究要回归到十月革命前的轨道。也许在当时，他的卓识远见并不那么清晰。但是，具有这样历史感的人，且不讲二十世纪的俄国没有几个人，在世界范围也没有几个人。历史证明，索尔仁尼琴对了。苏联终究解体，在新的历史层面上，苏联重新回归到那个被中断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从叶列钦开始到普京，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大体成形。
我不禁想到，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从清末民初，中国已经开始向市民社会和民主社会过渡。宪政体系虽经曲曲折折，到抗日战争前，已经开始走向成熟。结束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以后，已经成为全国共识。然而，这个历史趋势，在1949年以后彻底被打断，如同中国的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被中断一样。中国不仅有一个对市场经济回归的问题，也有一个早在百年前形成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回归问题。中国经济改革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种被深藏的历史要求，几经复苏，但都没有成功。俄国走向现代社会之路被中断了八十余年，而中国势必走向宪政民主，这是历史的宿命，根本不能阻挡。
正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历史洞察力，使得他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极有耐心和毅力的人。索尔仁尼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经历过漫长的流亡岁月。他面临着许多历史的诱惑，也有很多机会运用他的影响力。但是，他在整个海外生涯过程中，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和生活。在叶列钦请他回国之后，他依然维持这样的风格，树立了一个与名利场保持距离的楷模。我敢说，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现在的中国是少而又少。
当然，索尔仁尼琴真的幸运，他活到了九十年代，又活到了二十一世纪，看到了大大小小的古拉格在俄国的消失，他看到了俄罗斯走向复兴之路，他看到了他所坚持的精神如何成为俄罗斯的主流价值，真的为他高兴。俄罗斯因为有了索尔仁尼琴而骄傲，也让世界对他们刮目相看。
生物学有一套成熟的“基因”，以及“遗传”和“变异”的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存在“基因”，“遗传”和“变异”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今天在官方理论上还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称之为和古巴、朝鲜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但是，来自十月革命的，来自布尔什维克的遗传基因，在中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异。在一个社会中，常常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最显著的一点是,中国缺乏真正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科学界，中国没有萨哈洛夫；在文学界，中国没有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大师；在政治领域，中国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更没有像叶列钦那样来自共产党而结束共产主义的人物。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者有之，苟且偷生者有之；在转型期，受利益趋使放弃原则者有之，被各种势力收买专事权贵者有之。这一切就如同在中国1911年共和之前，只有纨绔的八旗子弟，而俄国的贵族子弟却敢于成为走向绞刑架、走向西伯利亚流放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如今讲民族精神，讲爱国主义，其实，都必须建立在每一个个人的尊严和信心的基础之上。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贡献不仅仅是一种良心和良知的体现，坚持良心和良知。索尔仁尼琴代表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他和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列钦在精神气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
第一次听到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他的《古拉格群岛》，是在文化革命中期。而真正认知和理解索尔仁尼琴，则是在我的流亡生涯开始之后，我常常把他当作楷模之一。
我有一个多大的遗憾，1990年春天，有人安排我去见正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索尔仁尼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见成。
日期 08-08-18
专题: 华夏快递
2008年8月17日星期日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历史 | 2008.08.17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1968年俄军坦克开进布拉格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1968年俄军坦克开进布拉格
1968年8月20日至21日夜间，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由捷共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其盟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发起的改革运动就此结束。这一天也埋葬了数千捷克人和国外居民渴望"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的梦想。然而，如今的捷克居民如何看待当年的这一幕呢？
每逢周年纪念日，历史的一幕就会再现眼前-俄罗斯的坦克滚过布拉格市中心，坦克前，年轻人绝望地伸出双手试图阻挡坦克的前行。经历了1968年8月那一幕的捷克人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这是捷克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是对捷克主权的侵犯。
德国世界日报驻捷克记者施密特表示，在捷克政治精英组织有关布拉格之春高级别讨论会，捷克电视台播放纪录片的同时，捷克居民却较为沉默。原因在于，布拉格之春遭到血腥镇压。"1968年是一个矛盾之年，因为捷克居民享受到前半年的改革激情，但是后来，这场运动遭到坦克的血腥镇压。无论对捷克人，还是对斯洛伐克居民来说都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所以他们不愿当着年轻一代的面，回忆当年的历史。 "
与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类似，最先提出问题的是更为年轻的一代。扎切克是独裁政权研究院的负责人，在过去数年中，该研究院收到许多信件，人们对当年的那段历史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发现，学者们的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来自捷克共和国的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来自国外的科学家。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科学家的队伍明显扩大。许多大学纷纷将共产主义时期作为学生们作业，毕业论文的题目。 "
至少在学术讨论中，布拉格之春和1968年8月的结局已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课题之一。但是，问一下1989年政治变革后出身的年轻人，他们常常对此显得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有人甚至以为6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者是俄国发生了革命。
显而易见，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年长的一代或许不愿回忆当年的一幕。今年的布拉格之春周年纪念日也是一样，它只对政治家，学术研究和媒体扮演角色。至于有关布拉格之春的起因和结束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人们的耐心等待。
Prochazkova, Bara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
1968年俄军坦克开进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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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20日至21日夜间，华沙条约成员国的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由捷共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和其盟友-共产党改革派人士发起的改革运动就此结束。这一天也埋葬了数千捷克人和国外居民渴望"建立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的梦想。然而，如今的捷克居民如何看待当年的这一幕呢？
每逢周年纪念日，历史的一幕就会再现眼前-俄罗斯的坦克滚过布拉格市中心，坦克前，年轻人绝望地伸出双手试图阻挡坦克的前行。经历了1968年8月那一幕的捷克人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这是捷克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是对捷克主权的侵犯。
德国世界日报驻捷克记者施密特表示，在捷克政治精英组织有关布拉格之春高级别讨论会，捷克电视台播放纪录片的同时，捷克居民却较为沉默。原因在于，布拉格之春遭到血腥镇压。"1968年是一个矛盾之年，因为捷克居民享受到前半年的改革激情，但是后来，这场运动遭到坦克的血腥镇压。无论对捷克人，还是对斯洛伐克居民来说都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所以他们不愿当着年轻一代的面，回忆当年的历史。 "
与二次大战后的德国类似，最先提出问题的是更为年轻的一代。扎切克是独裁政权研究院的负责人，在过去数年中，该研究院收到许多信件，人们对当年的那段历史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发现，学者们的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尤其是来自捷克共和国的学者，当然也包括那些来自国外的科学家。我认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科学家的队伍明显扩大。许多大学纷纷将共产主义时期作为学生们作业，毕业论文的题目。 "
至少在学术讨论中，布拉格之春和1968年8月的结局已成为最受人欢迎的课题之一。但是，问一下1989年政治变革后出身的年轻人，他们常常对此显得无动于衷。他们当中有人甚至以为68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或者是俄国发生了革命。
显而易见，年轻人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年长的一代或许不愿回忆当年的一幕。今年的布拉格之春周年纪念日也是一样，它只对政治家，学术研究和媒体扮演角色。至于有关布拉格之春的起因和结束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人们的耐心等待。
Prochazkova, Bara
2008年8月14日星期四
海外华人如何收看2008北京奥运会直播
海外网友不能通过央视网观看奥运赛事的说明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805/130415.shtml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中央电视台达成的奥运新媒体转播权协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官方互联网转播机构，央视网的转播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网友才可以通过央视网收看北京奥运会相关的视频内容。同样，得到央视网转授权的相关机构，如上海文广、搜狐、新浪、腾讯、网易、酷6网、PPStream、UUsee、PPlive也都必须在互联网和手机平台对奥运赛事传播实施地域限制，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之外的海外网友不能通过这些网站或手机平台收看北京奥运会相关的视频内容。
http://www.cctv.com/english/20080806/106217.shtml
我人在泰国也是无法看央视台
只有cctv1还可以利用SopCast观看
cctv1,cctv5可以利用TVants观看
http://www.zaixianzhibo.com/
在线直播网中除了cctv外几乎都可以看
可以利用其它省市的电视台来替代
目前已找到上海上视电视台体育频道可以观看而且节目比央视更丰富
五星新闻人员还是比北京央视台更专业 .
各位网友可以尝试用多种方法，下面具体推荐一下几种：
1. SopCast是一个简单易用的软件，使用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播出音频、视频节目，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观看节目。SopCast采用P2P(Peer-to-Peer)技术传输数据，非常高效。
软件下载地址http://ftp-dg.pconline.com.cn/pub/download/200802/SopCast.zip
安装运行软件 然后在软件的最上面的 地址 栏中 粘贴下面这个红色的电台地址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15102 再点击地址栏后面的运行箭头，稍等片刻缓冲就可以观看到清晰的CCTV-1台电视直播！
因为奥运直播版权的原因，通过 PPLIVE，PPS，UUSEE，QQLIVE等软件观看奥运开幕式直播的海外IP地址现在都已经被屏蔽。现在通过上面这个方式可以收看到清晰的CCTV-1台电视。
CCTV-1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15102
cctv2: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15103
cctv3: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8888
2. 下载TVANTS
下载地址：http://ftp-dg.pconline.com.cn/pu ... s.0791_PConline.exe
Tvants 是P2P 软件，看的人越多，也就越流畅，几乎所有的CCTV太都能看，本人就是使用此软件，效果相当不错。
3. 在国外想看CCTV奥运的方法：
－、随便下个国内的网络电视 可以上百度上面搜索网络电视，
比如PPS 。QQ直播等。
二、下载513vpn网络加速器国际版或国内版，可以免费用513vpn网络加速器:http://www.513vpn.com/soft/UploadSoft/513gj.rar 国际版（绿色的）
三、513vpn网络加速器（国际版），连接上后最好在验证下现在的IP是不是国内的（查的方法可以上www.ip138.com)
四、确认是国内IP后，打开网络电视，选好频道，大家一起奥运吧！！！！
注：可以看后，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看，
请大家可以看以后必顺关掉513vpn软件(即在软件上点退出)
只要通过验证为中国IP.关了也可以继看
希望大家都能看，都能为我们的奥运健儿加油！！！！
参考资料：www.513vpn.com
4. 网页观看：
网址：www.fzlm.com
www.etshow.com
http://www.zaixianzhibo.com/
5. 在国外想看CCTV奥运的方法（IP代理）：
－、随便下个国内的网络电视（CCTV BOX 看奥运不错，
http://bbs.winzheng.com/viewthread.php?tid=1720009&;extra=page%3D1）
二、下载513vpn网络加速器国际版或国内版，可以免费用513vpn网络加速
器:http://www.513vpn.com/soft/UploadSoft/513gj.rar 国际版（绿色的）
三、513vpn网络加速器（国际版），连接上后最好在验证下现在的IP是不是国内的（查的方法
可以上www.ip138.com)
四、确认是国内IP后，打开网络电视，选好频道，大家一起奥运吧！！！！
注：可以看后，为了让更多人可以看，请大家最好吧代理关了,
只要通过验证为中国IP.关了也可以继看
附录：如何设置IP代理
设置代理服务器
ADSL拨号上网用户：打开浏览器 > 工具 > Interent选项 > 连接 > 设置（s） > 勾选“对此连接使用代理服务器（这些设置不会应用到其他连接）”> 地址填写60.28.212.62（随时更换），端口填写80 （随时更换）> 确定 > 确定
局域网用户：打开浏览器 > 工具 > Interent选项 > 连接 > 局域网设置 > 勾选“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这些设置不会应用于拨号或VPN连接）”> 地址填写60.28.212.62（随时更换），端口填写80 （随时更换）> 确定 > 确定
代理服务器已经设置好了，此时重新打开浏览器（速度可能会很慢，因为需要时间连接代理服务器）。现在就可以收看国内网站直播的奥运比赛了。
注意：地址和端口的数字是经常变动的，没有哪个代理服务器会一直有效。当发现不能用了，就要更换代理了。下面的3个可以试试。
地址 60.28.212.19 端口 80
60.28.196.61 80
60.28.219.163 80
更多代理请看http://www.sooip.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654
http://proxy.cemsg.com/
http://www.sooip.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98
两个代理服务器网站。只要输入网址，再选择服务器就可以了。
1 http://server.cemsg.com/
2 http://www.proxyie.cn/
不知道国内有那些网站直播奥运，请看这里：http://www.stevenyin.cn/post/67.html
6，使用QQQTV
下载地址：http://www.qqqtv.com/qqqtv/qqqtvsetup.exe
安装之后使用新浪直播，安装好插件就可以了。
应该有更多方法，希望和各位网友交流，本人推荐使用tvants（网络蚂蚁）。以上方法本人都测试过，感觉还是TVANTS 好些，几乎可以收看所有中央台节目，尤其是中央新闻。
http://news.cctv.com/china/20080805/130415.shtml
根据国际奥委会和中央电视台达成的奥运新媒体转播权协议，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官方互联网转播机构，央视网的转播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的网友才可以通过央视网收看北京奥运会相关的视频内容。同样，得到央视网转授权的相关机构，如上海文广、搜狐、新浪、腾讯、网易、酷6网、PPStream、UUsee、PPlive也都必须在互联网和手机平台对奥运赛事传播实施地域限制，在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之外的海外网友不能通过这些网站或手机平台收看北京奥运会相关的视频内容。
http://www.cctv.com/english/20080806/106217.shtml
我人在泰国也是无法看央视台
只有cctv1还可以利用SopCast观看
cctv1,cctv5可以利用TVants观看
http://www.zaixianzhibo.com/
在线直播网中除了cctv外几乎都可以看
可以利用其它省市的电视台来替代
目前已找到上海上视电视台体育频道可以观看而且节目比央视更丰富
五星新闻人员还是比北京央视台更专业 .
各位网友可以尝试用多种方法，下面具体推荐一下几种：
1. SopCast是一个简单易用的软件，使用他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播出音频、视频节目，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观看节目。SopCast采用P2P(Peer-to-Peer)技术传输数据，非常高效。
软件下载地址http://ftp-dg.pconline.com.cn/pub/download/200802/SopCas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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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15102
cctv2: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15103
cctv3: sop://broker1.sopcast.com:3912/8888
2. 下载TVANTS
下载地址：http://ftp-dg.pconline.com.cn/pu ... s.0791_PConline.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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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国外想看CCTV奥运的方法（IP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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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地址和端口的数字是经常变动的，没有哪个代理服务器会一直有效。当发现不能用了，就要更换代理了。下面的3个可以试试。
地址 60.28.212.19 端口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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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oip.cn/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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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erver.cems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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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QQQ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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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子孙们已不再是红孩子
社会 | 2008.08.14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2008，中国的奥运年。也许，中国社会自此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走进新时代。他们以令西方人感到惊讶的观念和方式追求着自由。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一族来说，自由意味着“性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政治自由或者民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为时过早，西藏独立干脆连提也不用提。德国时代周报驻华记者花久志认识了几位中国的大学生，试图将这一代年轻人看个究竟。
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态度不再是采取极端手段，他们更愿意对这些矛盾采取宽容的态度，并且尽可能地得到最好的结果。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批判但是又力表忠诚。他们称赞西方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承认。
党的最高领导也是“小学生”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的刘翠（音译）是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是负责陪同国际奥委会的高级官员。刘翠的室友小赵同样也是奥运会志愿者。她说，她做这项工作首先想到的不是爱国主义。“我的父母以及在东北老家的朋友们都会为我感到骄傲，”小赵说，“其实工作本身有时候挺无聊的。一天到晚要帮助官员们解决那么多问题，而与此同时运动馆进行着精彩的比赛我们却不能进去看。我对奥运会更感兴趣，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新北京的面貌。”
温家宝视察四川地震灾情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温家宝视察四川地震灾情
2008 年对中国来说是命运不平的一年。3月，西藏骚乱；5月，汶川地震；8月迎来北京奥运。这一连串的不寻常事件唤醒中国大学生们的自我意识。但是不同于那些为文革或者“六四”死难者落泪的前辈，新一代大学生头脑中不再有集体主义意识和政治热情。小赵说，她相信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小学生”。她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去四川地震灾区看望灾民的行为是“中国的领导人试着表达对普通人的同情心”。
19年后的北大三角地
来自山东的罗焕清（音译）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这位身穿带有Google标志黑色T恤衫的19岁小伙子捧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北大三角地前。“这里是自由的象征，”小罗说，“今天在这里又什么都可以做了。”学生自由组成的俱乐部小组允许在三角地公开招募新生或者举行活动。没有老师或者安全部门人员的监管。阳光照耀在散发着清香的槐树花上，三角地聚满了大学生，让人想起19年前的情景。
19年前的中国大学生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19年前的中国大学生
罗焕清每天都在网上读《纽约时报》，当然他得使用代理服务器。他说不想只听中国国家媒体单方面的报道，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异见分子。“我无法设想10亿中国人选总统，那样的话，中国肯定会乱起来，”但是言论自由是必需的，“应该想说什么就可以直接说出来。”
“言论自由的条件成熟了，但是直选的时机还不成熟”
胖乎乎的朱晓宇（音译）是纪检监察部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在北大读国际关系，党员，今后的目标是从政。小朱参加了在北大组织的模拟联合国，他在学校很出名。“北大学子一直是为这个国家指出变革之路的第一人。” 小朱的口气听起来像政治家一样。
小朱说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如果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同邻国的争端，也就不难想象，以欧盟的模式建立‘亚盟’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只能相信自己的民族。”
爱国主义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爱国主义
朱晓宇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但是西方不能逼迫中国。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主模式，特别是不能妨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完全可以推行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以及党政分离。但是对于实行直选以及民主换届的条件还不成熟。”
在北大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学生社团—“学生军事协会”。社团成员们在暑假前又举行了一次活动。他们坐在北大的草坪上，周围是打排球的学生和晒太阳的情侣。一个姓李的经济学博士说：“上一代人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看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中国。如果西方进行反华示威，那我们也会反击的。”
“学生军事协会”的成员都不是党员。他们说，不需要先加入共产党然后才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一个身穿印有“I Love China”字样T恤衫的化学博士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他们谈论西藏独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攻击中国，没有其它的原因。”
性自由和网络自由是中国这一代人的武器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显得更为自信。他们不再诵读党的口号，寻求真理。他们只考虑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将个人的利益摆在政治之上，但是他们又不是对政治完全采取漠然的态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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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的奥运年。也许，中国社会自此走向一个新的时代。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年轻一代已经走进新时代。他们以令西方人感到惊讶的观念和方式追求着自由。对中国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一族来说，自由意味着“性开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但是政治自由或者民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还为时过早，西藏独立干脆连提也不用提。德国时代周报驻华记者花久志认识了几位中国的大学生，试图将这一代年轻人看个究竟。
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解决社会矛盾的态度不再是采取极端手段，他们更愿意对这些矛盾采取宽容的态度，并且尽可能地得到最好的结果。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批判但是又力表忠诚。他们称赞西方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从西方得到更多的承认。
党的最高领导也是“小学生”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的刘翠（音译）是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是负责陪同国际奥委会的高级官员。刘翠的室友小赵同样也是奥运会志愿者。她说，她做这项工作首先想到的不是爱国主义。“我的父母以及在东北老家的朋友们都会为我感到骄傲，”小赵说，“其实工作本身有时候挺无聊的。一天到晚要帮助官员们解决那么多问题，而与此同时运动馆进行着精彩的比赛我们却不能进去看。我对奥运会更感兴趣，我们应该向世界展示新北京的面貌。”
温家宝视察四川地震灾情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温家宝视察四川地震灾情
2008 年对中国来说是命运不平的一年。3月，西藏骚乱；5月，汶川地震；8月迎来北京奥运。这一连串的不寻常事件唤醒中国大学生们的自我意识。但是不同于那些为文革或者“六四”死难者落泪的前辈，新一代大学生头脑中不再有集体主义意识和政治热情。小赵说，她相信党的最高领导人也是“小学生”。她说，胡锦涛和温家宝去四川地震灾区看望灾民的行为是“中国的领导人试着表达对普通人的同情心”。
19年后的北大三角地
来自山东的罗焕清（音译）北京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这位身穿带有Google标志黑色T恤衫的19岁小伙子捧着笔记本电脑坐在北大三角地前。“这里是自由的象征，”小罗说，“今天在这里又什么都可以做了。”学生自由组成的俱乐部小组允许在三角地公开招募新生或者举行活动。没有老师或者安全部门人员的监管。阳光照耀在散发着清香的槐树花上，三角地聚满了大学生，让人想起19年前的情景。
19年前的中国大学生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19年前的中国大学生
罗焕清每天都在网上读《纽约时报》，当然他得使用代理服务器。他说不想只听中国国家媒体单方面的报道，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异见分子。“我无法设想10亿中国人选总统，那样的话，中国肯定会乱起来，”但是言论自由是必需的，“应该想说什么就可以直接说出来。”
“言论自由的条件成熟了，但是直选的时机还不成熟”
胖乎乎的朱晓宇（音译）是纪检监察部一位高级官员的儿子。他在北大读国际关系，党员，今后的目标是从政。小朱参加了在北大组织的模拟联合国，他在学校很出名。“北大学子一直是为这个国家指出变革之路的第一人。” 小朱的口气听起来像政治家一样。
小朱说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如果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同邻国的争端，也就不难想象，以欧盟的模式建立‘亚盟’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只能相信自己的民族。”
爱国主义Bildunterschrift: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爱国主义
朱晓宇称自己是爱国主义者也是民主主义者。对他来说，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但是西方不能逼迫中国。中国需要民主，但是应该建立自己的民主模式，特别是不能妨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完全可以推行言论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以及党政分离。但是对于实行直选以及民主换届的条件还不成熟。”
在北大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学生社团—“学生军事协会”。社团成员们在暑假前又举行了一次活动。他们坐在北大的草坪上，周围是打排球的学生和晒太阳的情侣。一个姓李的经济学博士说：“上一代人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看法和他们不同。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中国。如果西方进行反华示威，那我们也会反击的。”
“学生军事协会”的成员都不是党员。他们说，不需要先加入共产党然后才能为祖国做点什么。一个身穿印有“I Love China”字样T恤衫的化学博士说：“美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政策。他们谈论西藏独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攻击中国，没有其它的原因。”
性自由和网络自由是中国这一代人的武器吗？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显得更为自信。他们不再诵读党的口号，寻求真理。他们只考虑自己，表达自己的情感，将个人的利益摆在政治之上，但是他们又不是对政治完全采取漠然的态度。
德国之声中文网
In Hanford, Wash., the country's most polluted nuclear reactor site draws tourists
The scenic Columbia River and its wildlife attract visitors while a $2-billion-a-year cleanup of the area continues.
By Hugo Martin,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August 13, 2008
HANFORD REACH NATIONAL MONUMENT, WASH. -- Aplatoon of double-crested cormorants took flight from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Columbia River, skimming the sun-sparkled surface as two slender white egrets stood in the nearby shallows, hunting small fish hiding in the reeds.
Twenty kayakers, mostly tourists from the Pacific Northwest, paddled along, letting the steady current do most of the work. They coasted past mule deer grazing on the shore, coyotes stalking the sandy beaches and cliff swallows buzzing the nearby white blu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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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he main attraction was on the western shore: several bland, industrial-gray structures and towering smokestacks, a collection of buildings that gave birth to America's atomic age.
Welcome to the Hanford Reach, where one of the last free-flowing stretches of the Columbia River encounters America's most contaminated nuclear site. Along this flat, mostly treeless scrubland, the U.S. government built nine reactors between 1943 and 1963, including the historic "B" plant that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weapons-grade plutonium for the nuclear bomb dropped on Nagasaki, Japan, in World War II.
The reactors have leaked so much radioactivity into the air, land and water that the contamination caused by the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 seems trivial by comparison. Yet merchants and tourism directors here in southern Washington state see the river and the shuttered reactors as a growing tourist draw.
Imagine a theme park next to the 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
As odd as it may sound, the idea seems to be working at Hanford.
The popular kayak tours are one example. Pat Welle, owner of Columbia Kayak Adventures, who leads two or three groups each month past the nuclear site, said her business had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she started it in 2004. A jet-boat tour operator plans to add a second boat, and the river hosts several bass fishing tournaments each year.
"I think the attraction i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scenery -- the white bluffs and the wildlife -- and that odd collection of nuclear sites," Welle said.
The reactors have long been shut down, but the surrounding land rumbles with bulldozers, dump trucks and crews in radiation suits working on a $2-billion-a-year cleanup project -- the most expensive such projec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irony is that although the reactors contaminated hundreds of acres,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access left the surrounding lands largely undisturb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llowing wildlife to flourish.
The effort to make the Hanford Reach a tourist hot spot got a boost in 2000, when President Clinton proclaimed 195,000 acres along the river and around the nuclear site a national monument. About 60,000 people now visit annually, including anglers, hikers, birders and history buffs.
That number is likely to grow under a plan by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o upgrade boat launches and picnic sites and to open the B reactor for regular public tours. Interior Secretary Dirk Kempthorne is also expected this month to approve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park service to declare the B reactor a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B reactor preserved, because I would like that story to be told," said Kris Watkins, who heads the Tri-Cities Visitor & Convention Bureau, representing the nearby cities of Richland, Kennewick and Pasco. "I think it's a fascinating story."
The story began in 1942 when the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began searching for a plutonium production site for the then-secret Manhattan Project. With large tracts of land and access to large volumes of water to cool the reactor, the Hanford area along the Columbia River seemed perfect.
The only problem: About 1,200 people in the small agricultural towns of Hanford, White Bluffs and Richland called it home.
But everyone had to sacrifice for the war effort. That is what the U.S. Department of War said in 1943, when it condemned the land, evacuated the towns and leveled all but a few buildings to make way for the nuclear facilities. Some residents had just a few days' notice to leave. Only the town of Richland was rebuilt and reincorporated, in 1958.
America's first large-scale nuclear reactor was built in only 11 months. Most workers at the B reactor were clueless about what they were developing until the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Nagasaki. Later, a headline in the local paper announced: "Peace! Our Bomb Clinched It!"
During the next 20 yea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ilt eight more reactors along the Columbia River in a 586-square-mile area known as the Hanford site. The reactors became the area's largest employer, with more than 51,000 local jobs.
But by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ll the reactors had been shut down, and the challenge fell to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o clean up the contamination.The legacy of Hanford is now measured in half-lives.
In 1948, a dike at a reactor waste pond broke, dumping 28 pounds of uranium into the Columbia River. A federal report released in 1992 estimated that 685,000 curies of radioactive iodine-131 had been released into the river and air from the Hanford site between 1944 and 1947.
In comparison, about 43,000 curies of radioactive krypton and less than 20 curies of the particularly hazardous iodine-131 were released in the 1979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 Exposure to iodine-131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thyroid cancer.
Today, scientists and biologists extensively test almost every creature along the river, whether a tadpole or a deer.
Critics say that tourists who occasionally visit the Hanford Reach should be safe but that locals who regularly swim in, go boating on and eat fish from the river may have a higher risk of exposure to harmful contaminants, a charge that state health officials dispute.
"Would I eat fish out of that river? No way," said Gregory deBruler,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specialist with the Columbia Riverkeeper,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group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the river.
A spokeswoman for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s Offic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said that tests of fish from the river had not detected levels exceeding public health standards for radiation.
The task of cleaning up the mess has been daunting, involving the removal of millions of gallons of contaminated ground water, hundreds of tanks of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and thousands of tons of spent nuclear fuel. Even the tumbleweeds that blow across the site are scanned for radiation before being carted away for disposal.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ials say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cleanup work will take because they still don't know the extent of the contamination. The agency has built a massive landfill at the Hanford site to hold up to 10 million tons of contaminated materials. The still-radioactive cores of the reactors will be entombed in 4-foot-thick walls of concrete and steel for a minimum of 75 years. All the nuclear facilities except the B reactor will be off-limits to the public while the soil cleanup continues.
The cleanup project has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mployer in the region, behind agriculture, generating about 11,000 jobs. But locals hope that when the cleanup is done, tourism will take over as the region's new economic engine.
The jet boat roared to life at the wooden dock at Howard Amon Park in Richland and rocketed up the Columbia River toward the Hanford Reach National Monument. Seated inside, 15 tourists craned their necks over the side, the brisk morning air blowing in their faces.
The high-speed, 60-mile tour of the river extends to the heart of the monument, where radiation warning signs and shuttered nuclear reactors dot the flat landscape.
Clarence Reynolds, a contractor for the city of Walla Walla, took the boat tour on a recent Saturday morning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to celebrate his 73rd birthday. Along the way, he spotted deer grazing along the shores, a coyote sauntering in the shadows of 300-foot bluffs, white pelicans feeding along a beach and several blue herons and white egrets soaring over the river.
Near a popular fishing spot called Ringold, the boat passed an angler who had hooked a 4-foot sturgeon, a prehistoric-looking fish that can grow up to 15 feet long in these waters.
A few minutes later, the boat's captain stopped the engines near the shore so the tourists could get a closer look at two osprey chicks squawking in a twig nest perched on an old telephone pole.
Reynolds took the tour to see the wildlife, the scenery and the historic reactors. And it didn't disappoint. "It was great," he said afterward. "Awesome."
Even more popular than the boat trips are the occasional tours of the historic B reactor off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Visitors can see the original controls, dials and nuclear core that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weapons-grade plutonium.
But getting a spot on the tour is mostly a matter of luck and mouse-clicking speed. When the federal agency opens online registration, the tour fills up in five or six minutes. Visitors, according to the Energy Department, are mostly history buffs and World War II veterans who want to see the reactor that helped end the war.
Even though the agency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ours from 18 last year to 48 this year to meet the demand, all those for the rest of 2008 have been filled. If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akes over the tours, they would b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Kayak outfitters and tour operators say that despite Hanford's contamination problems, few visitors express fear about swimming, fishing or boating near the reactors.
Grant Nakamura, a computer programmer from Kennewick who took a kayak tour of the Hanford Reach, said that he had faith in the crews monitoring and cleaning up the land.
"People in the tri-cities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and they are not worried," he said.
In fact, Hanford's contamination is fodder for some lighthearted humor in nearby Richland.
At the Octopus' Garden, a T-shirt and novelty store, customers can buy shirts emblazoned with the radiation warning symbol and expressions such as "I came, I saw, I glow," "Hanford is a rad place to work" and "Kiss me, I'm hot."
And if the Hanford site becomes the tourist hot spot that locals envision, visitors can pick up souvenirs at the Octopus' Garden and then walk a few blocks to the Atomic Ale Brewpub and Eatery, where they can order atomic chicken skewers, chocolate containment cake and Atomic Amber beer, which is promoted as "radiating with flavor."
By Hugo Martin, Los Angeles Times Staff Writer
August 13, 2008
HANFORD REACH NATIONAL MONUMENT, WASH. -- Aplatoon of double-crested cormorants took flight from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Columbia River, skimming the sun-sparkled surface as two slender white egrets stood in the nearby shallows, hunting small fish hiding in the reeds.
Twenty kayakers, mostly tourists from the Pacific Northwest, paddled along, letting the steady current do most of the work. They coasted past mule deer grazing on the shore, coyotes stalking the sandy beaches and cliff swallows buzzing the nearby white blu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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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s: Nuclear recreation
* Unlikely destination
Unlikely destination
But the main attraction was on the western shore: several bland, industrial-gray structures and towering smokestacks, a collection of buildings that gave birth to America's atomic age.
Welcome to the Hanford Reach, where one of the last free-flowing stretches of the Columbia River encounters America's most contaminated nuclear site. Along this flat, mostly treeless scrubland, the U.S. government built nine reactors between 1943 and 1963, including the historic "B" plant that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weapons-grade plutonium for the nuclear bomb dropped on Nagasaki, Japan, in World War II.
The reactors have leaked so much radioactivity into the air, land and water that the contamination caused by the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 seems trivial by comparison. Yet merchants and tourism directors here in southern Washington state see the river and the shuttered reactors as a growing tourist draw.
Imagine a theme park next to the 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
As odd as it may sound, the idea seems to be working at Hanford.
The popular kayak tours are one example. Pat Welle, owner of Columbia Kayak Adventures, who leads two or three groups each month past the nuclear site, said her business had more than doubled since she started it in 2004. A jet-boat tour operator plans to add a second boat, and the river hosts several bass fishing tournaments each year.
"I think the attraction i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scenery -- the white bluffs and the wildlife -- and that odd collection of nuclear sites," Welle said.
The reactors have long been shut down, but the surrounding land rumbles with bulldozers, dump trucks and crews in radiation suits working on a $2-billion-a-year cleanup project -- the most expensive such project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The irony is that although the reactors contaminated hundreds of acres, government restrictions on access left the surrounding lands largely undisturb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llowing wildlife to flourish.
The effort to make the Hanford Reach a tourist hot spot got a boost in 2000, when President Clinton proclaimed 195,000 acres along the river and around the nuclear site a national monument. About 60,000 people now visit annually, including anglers, hikers, birders and history buffs.
That number is likely to grow under a plan by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o upgrade boat launches and picnic sites and to open the B reactor for regular public tours. Interior Secretary Dirk Kempthorne is also expected this month to approve a recommendation by the park service to declare the B reactor a 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B reactor preserved, because I would like that story to be told," said Kris Watkins, who heads the Tri-Cities Visitor & Convention Bureau, representing the nearby cities of Richland, Kennewick and Pasco. "I think it's a fascinating story."
The story began in 1942 when the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began searching for a plutonium production site for the then-secret Manhattan Project. With large tracts of land and access to large volumes of water to cool the reactor, the Hanford area along the Columbia River seemed perfect.
The only problem: About 1,200 people in the small agricultural towns of Hanford, White Bluffs and Richland called it home.
But everyone had to sacrifice for the war effort. That is what the U.S. Department of War said in 1943, when it condemned the land, evacuated the towns and leveled all but a few buildings to make way for the nuclear facilities. Some residents had just a few days' notice to leave. Only the town of Richland was rebuilt and reincorporated, in 1958.
America's first large-scale nuclear reactor was built in only 11 months. Most workers at the B reactor were clueless about what they were developing until the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Nagasaki. Later, a headline in the local paper announced: "Peace! Our Bomb Clinched It!"
During the next 20 yea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ilt eight more reactors along the Columbia River in a 586-square-mile area known as the Hanford site. The reactors became the area's largest employer, with more than 51,000 local jobs.
But by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ll the reactors had been shut down, and the challenge fell to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to clean up the contamination.The legacy of Hanford is now measured in half-lives.
In 1948, a dike at a reactor waste pond broke, dumping 28 pounds of uranium into the Columbia River. A federal report released in 1992 estimated that 685,000 curies of radioactive iodine-131 had been released into the river and air from the Hanford site between 1944 and 1947.
In comparison, about 43,000 curies of radioactive krypton and less than 20 curies of the particularly hazardous iodine-131 were released in the 1979 Three Mile Island nuclear accident. Exposure to iodine-131 can increase the risk of thyroid cancer.
Today, scientists and biologists extensively test almost every creature along the river, whether a tadpole or a deer.
Critics say that tourists who occasionally visit the Hanford Reach should be safe but that locals who regularly swim in, go boating on and eat fish from the river may have a higher risk of exposure to harmful contaminants, a charge that state health officials dispute.
"Would I eat fish out of that river? No way," said Gregory deBruler, an environmental health specialist with the Columbia Riverkeeper, a nonprofit environmental group dedicated to protecting the river.
A spokeswoman for the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s Office of Radiation Protection said that tests of fish from the river had not detected levels exceeding public health standards for radiation.
The task of cleaning up the mess has been daunting, involving the removal of millions of gallons of contaminated ground water, hundreds of tanks of liquid radioactive waste and thousands of tons of spent nuclear fuel. Even the tumbleweeds that blow across the site are scanned for radiation before being carted away for disposal.
Department of Energy officials say they don't know how long the cleanup work will take because they still don't know the extent of the contamination. The agency has built a massive landfill at the Hanford site to hold up to 10 million tons of contaminated materials. The still-radioactive cores of the reactors will be entombed in 4-foot-thick walls of concrete and steel for a minimum of 75 years. All the nuclear facilities except the B reactor will be off-limits to the public while the soil cleanup continues.
The cleanup project has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employer in the region, behind agriculture, generating about 11,000 jobs. But locals hope that when the cleanup is done, tourism will take over as the region's new economic engine.
The jet boat roared to life at the wooden dock at Howard Amon Park in Richland and rocketed up the Columbia River toward the Hanford Reach National Monument. Seated inside, 15 tourists craned their necks over the side, the brisk morning air blowing in their faces.
The high-speed, 60-mile tour of the river extends to the heart of the monument, where radiation warning signs and shuttered nuclear reactors dot the flat landscape.
Clarence Reynolds, a contractor for the city of Walla Walla, took the boat tour on a recent Saturday morning with a group of friends to celebrate his 73rd birthday. Along the way, he spotted deer grazing along the shores, a coyote sauntering in the shadows of 300-foot bluffs, white pelicans feeding along a beach and several blue herons and white egrets soaring over the river.
Near a popular fishing spot called Ringold, the boat passed an angler who had hooked a 4-foot sturgeon, a prehistoric-looking fish that can grow up to 15 feet long in these waters.
A few minutes later, the boat's captain stopped the engines near the shore so the tourists could get a closer look at two osprey chicks squawking in a twig nest perched on an old telephone pole.
Reynolds took the tour to see the wildlife, the scenery and the historic reactors. And it didn't disappoint. "It was great," he said afterward. "Awesome."
Even more popular than the boat trips are the occasional tours of the historic B reactor off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Energy. Visitors can see the original controls, dials and nuclear core that produced the world's first weapons-grade plutonium.
But getting a spot on the tour is mostly a matter of luck and mouse-clicking speed. When the federal agency opens online registration, the tour fills up in five or six minutes. Visitors, according to the Energy Department, are mostly history buffs and World War II veterans who want to see the reactor that helped end the war.
Even though the agency has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ours from 18 last year to 48 this year to meet the demand, all those for the rest of 2008 have been filled. If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akes over the tours, they would b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Kayak outfitters and tour operators say that despite Hanford's contamination problems, few visitors express fear about swimming, fishing or boating near the reactors.
Grant Nakamura, a computer programmer from Kennewick who took a kayak tour of the Hanford Reach, said that he had faith in the crews monitoring and cleaning up the land.
"People in the tri-cities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and they are not worried," he said.
In fact, Hanford's contamination is fodder for some lighthearted humor in nearby Richland.
At the Octopus' Garden, a T-shirt and novelty store, customers can buy shirts emblazoned with the radiation warning symbol and expressions such as "I came, I saw, I glow," "Hanford is a rad place to work" and "Kiss me, I'm hot."
And if the Hanford site becomes the tourist hot spot that locals envision, visitors can pick up souvenirs at the Octopus' Garden and then walk a few blocks to the Atomic Ale Brewpub and Eatery, where they can order atomic chicken skewers, chocolate containment cake and Atomic Amber beer, which is promoted as "radiating with flavor."
Flock浏览器
分页浏览的出现让人们可以在同一窗口打开多个网页，不过，在互联网上“多管齐下”可能令你劳神费心。如果网页中包含着需要经常查看、而且迅速更新的内容，比如查看社交网站上朋友们的状态，或者接收新闻源的最新消息，那么你就必须在不同页面间来回切换。
在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交网络上与他人共享信息会将你带入数字博弈的另一层次。从一个网站抓取一张图片或一段文字，然后发给另一个网站社群内的朋友、或者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可能会让你感到不便。
我最近一直在测试一款鲜为人知、却试图解决这类问题的浏览器。该浏览器名为Flock，自称是“社交网页浏览器”。我发现它运行得还不错，不过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它还有一些重大的缺点。
Flock是一款基于火狐(Firefox)──性能卓越的火狐浏览器专为社交网络用户和博主加入了某些特殊功能──的浏览器。它可通过flock.com网站免费下载，其针对Windows、苹果(Mac)和Linux系统的版本基本相同。
Flock在浏览器左侧特别设置了垂直的“边栏”。在这里，不管你正在用主窗口浏览哪个网页，都可以随时看到社交网络、照片网站和新闻源的最新情况。
比如说，有了Flock, 你不用从刊有这篇专栏文章的主窗口切换出去，就可以看到Facebook上新的交友请求，或者有朋友在Flickr上贴了新照片。
不过，等等，还不止这些。只需轻点鼠标，浏览器上方就会出现一个横向的“媒体栏”，里面有朋友在社交网站或图片网站上全部照片或视频的缩略图。同样，你也无需切换主窗口。
你还可以在这两个特殊的边栏上进行操作。比如，你可以直接将网页上的图像和文字拖入边栏，和列表上的朋友们分享。而且，媒体栏上的所有照片都可以用电子邮件迅速邮寄或者粘贴到博客中。
Flock还有个“网络剪贴板”，它允许用户通过拖拽保存主页面上看到的任何文字、图像和网络链接。而一旦存入剪贴板，这些内容将永久保留，除非你把它们删掉。
Flock有自己内置的博客编辑器，允许用户快速编写、编辑并发布含有网络上有趣信息的博客日志。该浏览器还创建了一个特殊的名为My World的个人网页，其中整合了你的社交网络更新信息、新闻源和照片。
我觉得Flock功能强大，使用起来也很有趣。我利用自己在Facebook、Flickr、Picasa、YouTube以及我喜爱的新闻源上的账户测试了Flock特殊的边栏设置。我还使用了该浏览器的其他功能，比如在不登录Gmail和雅虎(Yahoo)主页面的情况下查看我在这两个网站上的邮箱。此外，我还通过Flock在我的一个测试博客上发表了帖子。所有这些操作都很顺利。
我在测试中使用了Flock的最新版本2.0，它是基于火狐新的3.0浏览器构建的。尽管这一最新版本仍处在测试状态，我发现它运行得相当稳定。
不过Flock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它还有一些严重的缺陷。首先，如果你想在不改变主浏览窗口大小的情况下正常显示Flock的边栏和媒体栏，那么你就需要有个相当大的或者是清晰度非常高的显示器，否则主窗口就会缩小到你经常需要拖拽滚动条的程度。即便你有个大的或者高清晰的屏幕，你能看到的工具栏连接和浏览器页面也要比平时少。
此外，Flock眼花缭乱的界面有可能令人心烦意乱。许多东西在同时进行，因此很难关注到重点：那就你正在浏览的主窗口网页。
另外，尽管Flock确实帮你省去了在浏览器各个分页面间来回点击的麻烦，不过它不能完全让你摆脱用鼠标点来点去的命运。Flock边栏一次只能显示一类信息──社交网络和照片共享网站在一起，新闻源其次，剪贴板第三，而网络书签第四。所以你必须经常点击边栏上的控制按钮来查看所有项目，或者时常光临主窗口上的My World页面。
最后，Flock仅仅和某几家社交、照片共享和博客网站合作。尽管支持大多数的主要站点，但它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网站。比如，MySpace尚未在列──Flock预计下个月将加入这一站点。Hotmail、Windows Live Spaces和SmugMug也难觅其踪。此外，Flock还不支持即时通讯服务。
Flock出色地完成了为自己设定的任务，不过我只会将这款浏览器推荐给那些经常使用社交网站、又极度缺乏耐心的人们。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Flock都算是“大材小用”了。
Walter S. Mossberg
（编者按：本文作者Walter S. Mossberg是《华尔街日报》科技栏目Personal Technology，Mossberg's Mailbox等栏目的专栏作家。这些栏目主要介绍一些最新的消费类科技产品和解决方案，并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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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一直在测试一款鲜为人知、却试图解决这类问题的浏览器。该浏览器名为Flock，自称是“社交网页浏览器”。我发现它运行得还不错，不过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它还有一些重大的缺点。
Flock是一款基于火狐(Firefox)──性能卓越的火狐浏览器专为社交网络用户和博主加入了某些特殊功能──的浏览器。它可通过flock.com网站免费下载，其针对Windows、苹果(Mac)和Linux系统的版本基本相同。
Flock在浏览器左侧特别设置了垂直的“边栏”。在这里，不管你正在用主窗口浏览哪个网页，都可以随时看到社交网络、照片网站和新闻源的最新情况。
比如说，有了Flock, 你不用从刊有这篇专栏文章的主窗口切换出去，就可以看到Facebook上新的交友请求，或者有朋友在Flickr上贴了新照片。
不过，等等，还不止这些。只需轻点鼠标，浏览器上方就会出现一个横向的“媒体栏”，里面有朋友在社交网站或图片网站上全部照片或视频的缩略图。同样，你也无需切换主窗口。
你还可以在这两个特殊的边栏上进行操作。比如，你可以直接将网页上的图像和文字拖入边栏，和列表上的朋友们分享。而且，媒体栏上的所有照片都可以用电子邮件迅速邮寄或者粘贴到博客中。
Flock还有个“网络剪贴板”，它允许用户通过拖拽保存主页面上看到的任何文字、图像和网络链接。而一旦存入剪贴板，这些内容将永久保留，除非你把它们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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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Flock功能强大，使用起来也很有趣。我利用自己在Facebook、Flickr、Picasa、YouTube以及我喜爱的新闻源上的账户测试了Flock特殊的边栏设置。我还使用了该浏览器的其他功能，比如在不登录Gmail和雅虎(Yahoo)主页面的情况下查看我在这两个网站上的邮箱。此外，我还通过Flock在我的一个测试博客上发表了帖子。所有这些操作都很顺利。
我在测试中使用了Flock的最新版本2.0，它是基于火狐新的3.0浏览器构建的。尽管这一最新版本仍处在测试状态，我发现它运行得相当稳定。
不过Flock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它还有一些严重的缺陷。首先，如果你想在不改变主浏览窗口大小的情况下正常显示Flock的边栏和媒体栏，那么你就需要有个相当大的或者是清晰度非常高的显示器，否则主窗口就会缩小到你经常需要拖拽滚动条的程度。即便你有个大的或者高清晰的屏幕，你能看到的工具栏连接和浏览器页面也要比平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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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ter S. Moss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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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
World Clock Meeting Planner
Need to watch Olympic live? Need to make a call to someone far away? Need to arrange a videoconference, telephone- or net-based meeting with several people spread around the globe? This utility should help you find a convenient time, so that no one has to be up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f you have set the time for the meeting already, use the Fixed Time-tool instead.)
For up to 6 cities, and a greater range of cities, try The Advanced Meeting Planner instead.
Time Zone Abbreviations Help
If you only know the time zone acronym/abbreviation,
please try these cities as substitutes:
EST, EDT US Eastern Time New York
CST, CDT US Central Time Chicago
MST, MDT US Mountain Time Denver
PST, PDT US Pacific Time Los Angeles
BST British Summer Time London
CET, CEST Central Europe Time Paris
EET, EEST Eastern Europe Time Athens
See other acronyms...
Pick date and cities
Month: Day: Year:
Place/City no 1:
Place/City no 2:
Place/City no 3:
Place/City no 4:
Please note that if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you should select a city there (e.g. London), instead of UTC / GMT. London/UK is one hour ahead of GMT during daylight saving time (DST) and this service will adjust for DST automatically.
More information
* About the World Clock
* About Daylight Saving Time
* Time Zone Abbreviations
* Time Zone News
* Overview of time-related services
Related time zone tools
* The World Clock – current times around the world
* Time Zone Converter – If it's 3 pm in New York, what time is it in Sydney?
* Fixed Time Calculator – If it's 3 pm in New York, what time is it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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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guidelines for SSPC
http://www-1.ibm.com/support/docview.wss?rs=1181&context=ST96Y9&dc=DB500&q1=ssg1*&uid=ssg1S1003200&loc=en_US&cs=utf-8&lang=en
Technote (FAQ)
Question
What are the capacity guidelines for System 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Answer
The capacity guidelines for System 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in regards to performance recommendations for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and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for Replication are shown below.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server capacity limits (see note 1)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Max Volumes (see note 2) Max Subsystems (see note 2) Max
Switches Max Switch Port Max Copyset pairs (TPC-R) Max Data Agents
Standard reference configuration for TPC installation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N/A 1500
Standard reference configuration for concurrent TPC & TPC-R installation Dual 1.6 Ghz Intel Quad core processors,
8 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2000 or
7500 (see note 3) 1500
SSPC 2805-MC2,
Single Quad Core Processor,
4 GB RAM 7500 50 50 500 N/A 750
SSPC
with Performance Upgrade Kit 2805-MC2,
Dual Quad Core Processor,
8 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2000 or
7500 (see note 3) 1500
Notes:
1. Design your TPC servers such that none of these limits are exceeded.
2. Please reference "CIM Agent Capacity Limits" chart for CIM agent guidelines.
3. For copy service operations that may cause host application impact, such as PPRC suspend, a maximum of 2000 pairs is suggested for a best practice.
CIM Agent capacity limits (see note 1)
Storage Volumes Storage Systems Agent Server Requirements
DS8000, DS6000 and ESS 10000 10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pSeries - Dual p5, 4GB RAM
SAN Volume Controller 7500 (VDisk + MDisk) or
2000 (VDisk + MDisk) (see note 2) 2 Clusters Use SSPC or
SVC Master Console
DS4000 Family 512 3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pSeries - Dual p5, 4GB RAM
Notes:
1. Design your CIM Agent servers such that none of these limits are exceeded.
2. For SSPC-based SVC CIM Agents, a maximum of 2000 VDisk/MDisk volumes are supported.
Technote (FAQ)
Question
What are the capacity guidelines for System 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Answer
The capacity guidelines for System 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in regards to performance recommendations for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and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for Replication are shown below.
TotalStorage Productivity Center server capacity limits (see note 1)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Max Volumes (see note 2) Max Subsystems (see note 2) Max
Switches Max Switch Port Max Copyset pairs (TPC-R) Max Data Agents
Standard reference configuration for TPC installation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N/A 1500
Standard reference configuration for concurrent TPC & TPC-R installation Dual 1.6 Ghz Intel Quad core processors,
8 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2000 or
7500 (see note 3) 1500
SSPC 2805-MC2,
Single Quad Core Processor,
4 GB RAM 7500 50 50 500 N/A 750
SSPC
with Performance Upgrade Kit 2805-MC2,
Dual Quad Core Processor,
8 GB RAM 15000 100 100 1000 2000 or
7500 (see note 3) 1500
Notes:
1. Design your TPC servers such that none of these limits are exceeded.
2. Please reference "CIM Agent Capacity Limits" chart for CIM agent guidelines.
3. For copy service operations that may cause host application impact, such as PPRC suspend, a maximum of 2000 pairs is suggested for a best practice.
CIM Agent capacity limits (see note 1)
Storage Volumes Storage Systems Agent Server Requirements
DS8000, DS6000 and ESS 10000 10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pSeries - Dual p5, 4GB RAM
SAN Volume Controller 7500 (VDisk + MDisk) or
2000 (VDisk + MDisk) (see note 2) 2 Clusters Use SSPC or
SVC Master Console
DS4000 Family 512 3 Intel - Dual processor 3.2Ghz, 4GB RAM
pSeries - Dual p5, 4GB RAM
Notes:
1. Design your CIM Agent servers such that none of these limits are exceeded.
2. For SSPC-based SVC CIM Agents, a maximum of 2000 VDisk/MDisk volumes are supported.
2008年8月10日星期日
《北京欢迎你》幕后
倍可亲
《北京欢迎你》的MV中，百位明星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一句歌词甚至有5个大腕合唱。有些热心网友专门截屏，将一个个明星排列出来，将明星取景的北京风景名胜一一列出，宛若《北京欢迎你》的“明星指南”。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小柯，曝光了明星演唱这首歌的许多幕后趣闻。
雅典“茉莉花”唱开篇
《北京欢迎你》的开篇，一个小姑娘稚嫩的嗓音唱出“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这个小女孩就是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中国8分钟”里演唱《茉莉花》、并向全世界发出邀请“Welcome To Beijing(欢迎到北京来)”的陈天佳。如今，陈天佳8岁了，她唱的这句歌词，是小柯一句一句教会的，“ 她来唱第一句就是个延续，4年前她说‘欢迎到北京来’，今天，她站在北京的家门口欢迎大家。”
视频：http://v.backchina.com/related.php?searchtype=related&video=Obk4A8k4L7c
最怕林志玲的娃娃腔
一口娃娃腔的林志玲最让小柯担心，小柯特意多预留了一小时给她录音。“我告诉她用最纯朴的方法唱，我一说她就懂了。她每唱完一遍，就眨巴眨巴大眼睛看着我，也不问是不是需要再录？然后，我们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很认真，很快就进入角色，只花了半小时就录好了。”
刘欢恨不得唱完整首歌
在美国纽约录音的刘欢，是录制过程中最遥远的一名歌手，小柯对他的要求很随意，“你好好唱，我就用一句。”不过刘欢执行起格外认真，“后来他把小样传给我，说我都唱得不错，你随便挑吧，那样子感觉是恨不得自己把整首歌都唱完。”小柯打趣地说。
戴玉强唱得满头大汗
《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有几个音达到High D，比帕瓦罗蒂的High C还高。当时小柯犯愁了，一看到戴玉强，心里就有数了。一来他是帕瓦罗蒂的学生，二来他平时练过这个音。尽管小柯这个如意算盘打对了，不过戴玉强还是反复录了好几遍，“他当时唱得满头大汗，然后问我，休息一下再来，行不？”
周华健简直是在过瘾
小柯说，越是那些唱歌经验丰富、唱得好的人录得越久，因为生怕自己唱得不够好，周华健最典型。“他简直是在过瘾，还老恭维我，说这首歌写得特别好。我就在录音棚外面笑着看着他。我知道，他一遍遍录，是为了达到最好效果。”
《北京欢迎你》的MV中，百位明星走马灯似地换个不停，一句歌词甚至有5个大腕合唱。有些热心网友专门截屏，将一个个明星排列出来，将明星取景的北京风景名胜一一列出，宛若《北京欢迎你》的“明星指南”。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小柯，曝光了明星演唱这首歌的许多幕后趣闻。
雅典“茉莉花”唱开篇
《北京欢迎你》的开篇，一个小姑娘稚嫩的嗓音唱出“迎接另一个晨曦，带来全新空气”。这个小女孩就是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中国8分钟”里演唱《茉莉花》、并向全世界发出邀请“Welcome To Beijing(欢迎到北京来)”的陈天佳。如今，陈天佳8岁了，她唱的这句歌词，是小柯一句一句教会的，“ 她来唱第一句就是个延续，4年前她说‘欢迎到北京来’，今天，她站在北京的家门口欢迎大家。”
视频：http://v.backchina.com/related.php?searchtype=related&video=Obk4A8k4L7c
最怕林志玲的娃娃腔
一口娃娃腔的林志玲最让小柯担心，小柯特意多预留了一小时给她录音。“我告诉她用最纯朴的方法唱，我一说她就懂了。她每唱完一遍，就眨巴眨巴大眼睛看着我，也不问是不是需要再录？然后，我们怎么说她就怎么做，很认真，很快就进入角色，只花了半小时就录好了。”
刘欢恨不得唱完整首歌
在美国纽约录音的刘欢，是录制过程中最遥远的一名歌手，小柯对他的要求很随意，“你好好唱，我就用一句。”不过刘欢执行起格外认真，“后来他把小样传给我，说我都唱得不错，你随便挑吧，那样子感觉是恨不得自己把整首歌都唱完。”小柯打趣地说。
戴玉强唱得满头大汗
《北京欢迎你》这首歌有几个音达到High D，比帕瓦罗蒂的High C还高。当时小柯犯愁了，一看到戴玉强，心里就有数了。一来他是帕瓦罗蒂的学生，二来他平时练过这个音。尽管小柯这个如意算盘打对了，不过戴玉强还是反复录了好几遍，“他当时唱得满头大汗，然后问我，休息一下再来，行不？”
周华健简直是在过瘾
小柯说，越是那些唱歌经验丰富、唱得好的人录得越久，因为生怕自己唱得不够好，周华健最典型。“他简直是在过瘾，还老恭维我，说这首歌写得特别好。我就在录音棚外面笑着看着他。我知道，他一遍遍录，是为了达到最好效果。”
Buddha's Warriors
Dalai Lama challenged by new generation of Buddhist activists
* Story Highlights
* Gedun Gyatso, 27, is part of new breed of Buddhist activists pushing for free Tibet
* They defy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to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 Gyatso, 80 other monks took marched 850 miles from India to Tibetan frontier
* Younger generation vows to continue movement after Dalai Lama dies, says Gyatso
* Next Article in World »
By Christiane Amanpour and Andrew Tkach
CNN
DHARAMSALA, India (CNN) -- Gedun Gyatso, a 27-year-old Tibetan Buddhist monk, is so devoted to the Dalai Lama that when he was in prison, he placed a picture of him next to his pillow in open defiance of his jailers. The gesture earned Gyatso another month of incarceration on top of the three years he had served for his political activity.
Gedun Gyatso
Monk Gedun Gyatso, 27, disagrees with the Dalai Lama's willingness to accept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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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oday, Gyatso stands in defiance of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to the long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ans over the fate of their homeland.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modera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by a new generation at odds with his willingness to accept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rather than push for full independence.
"His Holiness says it's up to the Tibetans to choose their future, and I choose complete independence, and so do most Tibetans. As we saw in the uprising last March," Gyatso said.
Gyatso is one of a new breed of Buddhist activists who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battles to win democratic freedom. These Buddhist warriors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ir religious convictions of compassion and nonviolence while challenging powerful autocratic regimes.
CNN spoke to Gyatso as he and 80 other monks, who are living in exile from Tibet, were preparing to take part in an 850-mile protest march from Dharamsala, India, to the Tibetan frontier. Their march was timed to coincide with the run-up to the Olympics, to bring maximum exposure to their demands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Photo See behind-the-scenes photos »
They are part of a young generation of monks who are willing to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for a political cause. But these insurgents are not carrying weapons. In fact, when CNN met them in India, they were attending a training course in nonviolent protest, inspired by the likes of Mahatma Gandhi and Rosa Parks.
"I stand for the cause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But as a monk, I will never deviate from nonviolence," Gyatso said. Video Watch: Some of the Dalai Lama's unruly flock »
Unlike many monks, Gyatso cuts an imposing figure -- tall and muscular -- like many of the Tibetan nomads and farmers from the wild eastern region of Kham. As a boy, he spent summers herding yaks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chasing away wolves with stones and slingshots. But Gyatso dreamed of achieving much more. At age 13 he enrolled in the nearby Podma Monastery and began the rigorous study of Buddhist texts. Learn about Tibet's history of conflict »
"I wanted to become a monk because it gives me a sense of peace, " he said.
Buddha's Warriors
In the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ir weapon is peace. Go inside the world of Buddhism with CNN chief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Christiane Amanpour.
Saturday & Sunday, 8 p.m. ET
see full schedule »
But when he was 16 years old, that peace was broken by Tibet's gathering political storm. Tibet had been part of China since a 1950 invasion by newly victorious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 the mid-1990s, reacting to pro-independence protests by Tibetans, Chinese authorities stepped up a "patriotic re-education" campaign.
Gyatso says they forced monks to denounce the Dalai Lama and declare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elderly abbot in his monastery refused, saying he would rather give up his monk's robes than denounce his spiritual guide. After the abbot was arrested, Gyatso and other young monks plastered protest posters on the walls of their monastery. It didn't take long for the authorities to react.
"In prison they beat me so badly that I couldn't walk or eat," Gyatso remembered. "My cell mates put food in my mouth because I couldn't chew."
But the worst was to come. Gyatso says the guards handcuffed him and forced him into a room filled ankle-deep with water.
"Then it felt like I was hit by a giant hammer, and I passed out," he said.
Gyatso says he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by electric shock, and for the next 10 days, he couldn't walk, talk or see straight. He says Chinese interrogators were trying to extract a confession from him to find out who had masterminded his monastery's protest.
"Even when I was badly beaten, my mind never faltered, because I knew I stood for the truth," he said. "They are destroying what I hold most sacred: my religion, my culture and my cause. The more they tortured me, the stronger my faith gre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ined CNN's repeated requests for an interview.
Don't Miss
* Amanpour 'transfixed' by Dalai Lama meeting
* Backstory: Buddhist monks
* Time: The Dalai Lama's Buddhist foes
* Time: The return of Burma's monks
Gyatso's faith may soon be tested again as he approaches the culmination of his march to Tibet.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China, Gyatso escaped over the Himalayas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the Sera Monastery in southern India, a center of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But when he heard about the pre-Olympic protest march,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monks to sign up. In March, on the 49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failed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the marchers began their quixotic quest.
For three months, Gyatso and 80 monks slowly approached the Tibetan border, despite arrest by Indian authorities and pleas from Tibet's government in exile to suspend anti-Chinese protests.
Gyatso's march coincided with the largest protest Tibet had seen in decades. More moderate Tibetans didn't want to further inflame the situation, but a nonviolent uprising is exactly what the marchers wanted.
"We were hoping there would be an uprising in Tibet on the 10th of March, but our march was not the trigger that set it off. The severe repression of our people is what did it," Gyatso said.
When Tibet's initially peaceful protests turned into anti-Chinese riots on March 14, Gyatso and his fellow monks condemned those who strayed from nonviolence and acknowledged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helping "keep the peace."
In June, when Gyatso and the other marchers were within sight of Tibet, they were stopped and arrested again by Indian authorities, who would not let them proceed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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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ve organizations of exiled Tibetans who had sponsored the march called it off, but Gyatso and many of the other monks vowed to continue their move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pe that onc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ibetan activists is gone, it will all be over," Gyatso said. "But what I've learned on the march is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passes away, a new younger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will step in."
* Story Highlights
* Gedun Gyatso, 27, is part of new breed of Buddhist activists pushing for free Tibet
* They defy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to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 Gyatso, 80 other monks took marched 850 miles from India to Tibetan frontier
* Younger generation vows to continue movement after Dalai Lama dies, says Gya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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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tiane Amanpour and Andrew Tkach
CNN
DHARAMSALA, India (CNN) -- Gedun Gyatso, a 27-year-old Tibetan Buddhist monk, is so devoted to the Dalai Lama that when he was in prison, he placed a picture of him next to his pillow in open defiance of his jailers. The gesture earned Gyatso another month of incarceration on top of the three years he had served for his political activity.
Gedun Gyatso
Monk Gedun Gyatso, 27, disagrees with the Dalai Lama's willingness to accept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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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today, Gyatso stands in defiance of the Dalai Lama's "middle way" approach to the long struggl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ans over the fate of their homeland.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s moderation is being challenged by a new generation at odds with his willingness to accept Tibetan autonomy within China rather than push for full independence.
"His Holiness says it's up to the Tibetans to choose their future, and I choose complete independence, and so do most Tibetans. As we saw in the uprising last March," Gyatso said.
Gyatso is one of a new breed of Buddhist activists who are on the front lines of battles to win democratic freedom. These Buddhist warriors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ir religious convictions of compassion and nonviolence while challenging powerful autocratic regimes.
CNN spoke to Gyatso as he and 80 other monks, who are living in exile from Tibet, were preparing to take part in an 850-mile protest march from Dharamsala, India, to the Tibetan frontier. Their march was timed to coincide with the run-up to the Olympics, to bring maximum exposure to their demands for Tibetan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Photo See behind-the-scenes photos »
They are part of a young generation of monks who are willing to put their lives on the line for a political cause. But these insurgents are not carrying weapons. In fact, when CNN met them in India, they were attending a training course in nonviolent protest, inspired by the likes of Mahatma Gandhi and Rosa Parks.
"I stand for the cause of Tibetan independence. But as a monk, I will never deviate from nonviolence," Gyatso said. Video Watch: Some of the Dalai Lama's unruly flock »
Unlike many monks, Gyatso cuts an imposing figure -- tall and muscular -- like many of the Tibetan nomads and farmers from the wild eastern region of Kham. As a boy, he spent summers herding yaks in the high mountains and chasing away wolves with stones and slingshots. But Gyatso dreamed of achieving much more. At age 13 he enrolled in the nearby Podma Monastery and began the rigorous study of Buddhist texts. Learn about Tibet's history of conflict »
"I wanted to become a monk because it gives me a sense of peace, " he said.
Buddha's Warriors
In the fight for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eir weapon is peace. Go inside the world of Buddhism with CNN chief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Christiane Amanpour.
Saturday & Sunday, 8 p.m.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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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when he was 16 years old, that peace was broken by Tibet's gathering political storm. Tibet had been part of China since a 1950 invasion by newly victorious Chinese Communist forces. In the mid-1990s, reacting to pro-independence protests by Tibetans, Chinese authorities stepped up a "patriotic re-education" campaign.
Gyatso says they forced monks to denounce the Dalai Lama and declare their allegianc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the elderly abbot in his monastery refused, saying he would rather give up his monk's robes than denounce his spiritual guide. After the abbot was arrested, Gyatso and other young monks plastered protest posters on the walls of their monastery. It didn't take long for the authorities to react.
"In prison they beat me so badly that I couldn't walk or eat," Gyatso remembered. "My cell mates put food in my mouth because I couldn't chew."
But the worst was to come. Gyatso says the guards handcuffed him and forced him into a room filled ankle-deep with water.
"Then it felt like I was hit by a giant hammer, and I passed out," he said.
Gyatso says he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by electric shock, and for the next 10 days, he couldn't walk, talk or see straight. He says Chinese interrogators were trying to extract a confession from him to find out who had masterminded his monastery's protest.
"Even when I was badly beaten, my mind never faltered, because I knew I stood for the truth," he said. "They are destroying what I hold most sacred: my religion, my culture and my cause. The more they tortured me, the stronger my faith gre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ined CNN's repeated requests for an interview.
Don't Miss
* Amanpour 'transfixed' by Dalai Lama meeting
* Backstory: Buddhist monks
* Time: The Dalai Lama's Buddhist foes
* Time: The return of Burma's monks
Gyatso's faith may soon be tested again as he approaches the culmination of his march to Tibet. After he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in China, Gyatso escaped over the Himalayas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in the Sera Monastery in southern India, a center of the Tibetan exile community.
But when he heard about the pre-Olympic protest march,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monks to sign up. In March, on the 49th anniversary of Tibet's failed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the marchers began their quixotic quest.
For three months, Gyatso and 80 monks slowly approached the Tibetan border, despite arrest by Indian authorities and pleas from Tibet's government in exile to suspend anti-Chinese protests.
Gyatso's march coincided with the largest protest Tibet had seen in decades. More moderate Tibetans didn't want to further inflame the situation, but a nonviolent uprising is exactly what the marchers wanted.
"We were hoping there would be an uprising in Tibet on the 10th of March, but our march was not the trigger that set it off. The severe repression of our people is what did it," Gyatso said.
When Tibet's initially peaceful protests turned into anti-Chinese riots on March 14, Gyatso and his fellow monks condemned those who strayed from nonviolence and acknowledged that the Dalai Lama was helping "keep the peace."
In June, when Gyatso and the other marchers were within sight of Tibet, they were stopped and arrested again by Indian authorities, who would not let them proceed further.
advertisement
The five organizations of exiled Tibetans who had sponsored the march called it off, but Gyatso and many of the other monks vowed to continue their move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ope that once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Tibetan activists is gone, it will all be over," Gyatso said. "But what I've learned on the march is that when the Dalai Lama passes away, a new younger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will step in."
2008年8月9日星期六
Ode to the Motherland
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唱《歌唱祖国》(Ode to the Motherland)的9岁小女孩林妙可，可爱大方，嗓音美妙，打动观众，引来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林妙可清唱《歌唱祖国》现场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s4zg2O9qiE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里，这位可爱的小女孩以真挚的感情演唱《歌唱祖国》，感动了现场9万余名观众。
8日晚8点6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在升旗台上的林妙可，身穿红色裙子，用甜美的声音，伴随着56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儿童，一起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护送入场。
当《歌唱祖国》缓缓响起，五星红旗入场，那一刻，泪水流了下来!这是不由自主的泪，心中由衷的赞叹！
小姑娘用稚嫩的童音演唱《歌唱祖国》，触动了人心灵最软弱的地方。
这清澈单纯,未经污染的声音，在2,008个鼓手敲响时代强音的广阔背景下，强烈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观。
汉城奥运会留下了《手拉手》，悉尼奥运会留下了土著人表演，北京开幕式留下的是《歌唱祖国》。
我们向世界展示的灿烂文明，除了祖先的遗产，更重要的是中国精神。在《歌唱祖国》的纯情演唱里，我听到了中华民族的声音。真正成功的策划，不在于功夫高深，不在于花钱如流水，不在于声势浩大，而在于它有没有魂魄。”
《歌唱祖国》唱完后，五星红旗在“鸟巢”升起，全场观众都被感染，感受 到中国人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林妙可今年9岁，北京望京小学生，擅长唱歌、舞蹈，还会弹钢琴。
林妙可档案
生日：1999年7月1日
梦想：当美术或语文老师
特长：民族舞、钢琴、长笛
最喜欢的玩具：笔、纸、小黑板（酷爱写字）
链接:
http://v.backchina.com/watch.php?video=ZCzdLmSbcUg
视频:
http://v.backchina.com/related.php?searchtype=related&video=ZCzdLmSbcUg
开幕式真精彩。国人聪明，盛大赞叹, 热泪盈眶。
This is a very old song which sing by 9 year old gir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Olympic game openning ceremony. Her beatiful sound is so touch. I just could not help tearing running down......
Homeland is always in the deep of my heart.
On Fri, Aug 8, 2008 at 8:53 PM,Henry wrote:
Yes Mike, I'm still watching the NBC show from Southfield, MI
The touching moment for me are:
A 9 year old girl in red sing a very old song of 'Singing Homeland' in the beginning
&
The 2008 children's faces showing 'One World One Dream' & the song 'You & Me'starting.
I just can't help it with tears running down my face which was not happened in years.
Commentss:
"we got up at 5 am this morning to watch the ceremony, it was amazing." ---XiXiDou
'HP ----- Are you watch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Summer Olympics? China has done a fabulous job! ----Mike'
'This is China's comeout party' ---NBC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Ode to the Motherland", 'You & Me' + 2,008 children's faces showing 'One World One Dream'...... '
Director ZHANG, Yimo is really a great top talent. ---HP
林妙可清唱《歌唱祖国》现场录像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s4zg2O9qiE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场里，这位可爱的小女孩以真挚的感情演唱《歌唱祖国》，感动了现场9万余名观众。
8日晚8点6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进行升国旗、奏国歌仪式。在升旗台上的林妙可，身穿红色裙子，用甜美的声音，伴随着56个身着民族服装的儿童，一起把鲜艳的五星红旗护送入场。
当《歌唱祖国》缓缓响起，五星红旗入场，那一刻，泪水流了下来!这是不由自主的泪，心中由衷的赞叹！
小姑娘用稚嫩的童音演唱《歌唱祖国》，触动了人心灵最软弱的地方。
这清澈单纯,未经污染的声音，在2,008个鼓手敲响时代强音的广阔背景下，强烈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里，我看到了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观。
汉城奥运会留下了《手拉手》，悉尼奥运会留下了土著人表演，北京开幕式留下的是《歌唱祖国》。
我们向世界展示的灿烂文明，除了祖先的遗产，更重要的是中国精神。在《歌唱祖国》的纯情演唱里，我听到了中华民族的声音。真正成功的策划，不在于功夫高深，不在于花钱如流水，不在于声势浩大，而在于它有没有魂魄。”
《歌唱祖国》唱完后，五星红旗在“鸟巢”升起，全场观众都被感染，感受 到中国人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林妙可今年9岁，北京望京小学生，擅长唱歌、舞蹈，还会弹钢琴。
林妙可档案
生日：1999年7月1日
梦想：当美术或语文老师
特长：民族舞、钢琴、长笛
最喜欢的玩具：笔、纸、小黑板（酷爱写字）
链接:
http://v.backchina.com/watch.php?video=ZCzdLmSbcUg
视频:
http://v.backchina.com/related.php?searchtype=related&video=ZCzdLmSbcUg
开幕式真精彩。国人聪明，盛大赞叹, 热泪盈眶。
This is a very old song which sing by 9 year old girl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Olympic game openning ceremony. Her beatiful sound is so touch. I just could not help tearing running down......
Homeland is always in the deep of my heart.
On Fri, Aug 8, 2008 at 8:53 PM,Henry wrote:
Yes Mike, I'm still watching the NBC show from Southfield, MI
The touching moment for me are:
A 9 year old girl in red sing a very old song of 'Singing Homeland' in the beginning
&
The 2008 children's faces showing 'One World One Dream' & the song 'You & Me'starting.
I just can't help it with tears running down my face which was not happened in years.
Commentss:
"we got up at 5 am this morning to watch the ceremony, it was amazing." ---XiXiDou
'HP ----- Are you watch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Summer Olympics? China has done a fabulous job! ----Mike'
'This is China's comeout party' ---NBC
'I was deeply touched by 'Ode to the Motherland", 'You & Me' + 2,008 children's faces showing 'One World One Dream'...... '
Director ZHANG, Yimo is really a great top talent. ---HP
两任布什总统在驻中新使馆讲话
8月8日上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举行新馆开馆仪式，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翻译。
乔治·W·布什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乔治·H·W·布什总统：谢谢诸位。(掌声) 谢谢，谢谢。(掌声) 谢谢，大使。总统先生，各位贵宾，包括1974年安排我来这里工作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很高兴看到他(掌声)。当然，很多中国朋友──老朋友(用中文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诸位。谢谢大家光临。
首先我要指出，这个星期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每次有机会回到中国，巴巴拉和我总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我想这一次是我总统任期结束离开白宫后第19次或第20次前来中国。但在这一特殊时刻，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这里，回到我有幸工作过的大使馆，与共同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布什家族成员一起来到这里，特别令人喜悦，也特别使我感动。
在我初次来到中国以后的34年中，变化是始终不变的事物之一。Peking(北京的旧译名)现在成了Beijing。挤满了街道的自行车已让位于更多的汽车。当你看到这个宏伟壮丽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展现在眼前的其他各具特征的建筑物时，毫无疑问，中国在准备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确值得称道。
当然，站在这里看到我们心爱的大使馆所经历的巨变，我也有同样的敬畏感。在我告诉我的夫人巴巴拉我原来的办公室将被公共事务办公室那些才华出众的翻译们占用时，我有点儿伤感。(笑声) 但是，她像往常那样厉声说，"你是说，他们让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占了你的位子？" (笑声)
当年，巴巴拉和我每周都要学习五天，每天一小时，但说老实话，她和我一起上的中文课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我说话时，她根本就不遵守非常神圣的"不得大笑规则"。(笑声) 没 过多久，我就盼着她转到另一个班去。(笑声)
尽管任何时候访问中国对我们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夕和在这座新大使馆启用时到这里来具有历史意义，但是，能够与我们的亲人在这里相聚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的女儿多萝(Doro)，她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的儿子马文(Marvin)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今天也在这里；还有所有其他人。在我国和世界面临历史性挑战的时刻，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崇高的品德、勇气和卓越的风范为国效力。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掌声)
我不再多说。下面请美国总统讲话。(掌声)
乔治·W·布什总统：谢谢您，先生。谢谢，总统先生。(笑声)让你爸爸把你介绍给大家是件非常荣幸的事。这一定是个历史性时刻：父亲和儿子，两位总统，为大使馆主持开馆仪式。(掌声)我想这是头一次，虽然我得承认我对亚当斯父子的旅程记录没有进行大量的调查。(笑声)
我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掌声)我对人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仅是位好总统，而且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掌声)
大使先生，贵宾们，劳拉和我、我的弟弟和妹妹，都为能够同父亲一道在这里主持这座新使馆启用仪式感到自豪。
毫无疑问，这座新馆令人赞叹。对我来说，它表明了我们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它反映了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它是在未来许多年里加强这一基础的承诺。
我感谢所有参与设计和建造这座使馆的人员以及所有在这里为促进我们伟大祖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努力工作的人。父亲和我对戴国务委员、谢部长和周大使的光临感到荣幸。──顺便说一句，一个多星期前周大使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由贝聿铭设计的中国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
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使馆项目艺术部主任安妮·约翰逊(Anne Johnson)出席仪式。基辛格博士，感谢您光临。(掌声)
庆祝大使馆开馆要有一支特殊的乐队──来自得克萨斯州西部奥德萨(Odessa)的加特林兄弟(Gatlin Boys)今天就在这里。(掌声)我感谢红罂粟(Red Poppies)──(掌声)──感谢你们的天才演出。(掌声)最后，我要向业绩不凡的我国驻中国大使桑迪·雷德(Sandy Randt)致敬。桑迪，谢谢您，还有......(掌声)
我们对能够与在大使馆工作的我国公民在一起感到自豪，我们也向使我们的使馆能够顺利运转的中国公民表示感谢。
有机会代表美国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我深感荣幸。我期待着为我们的运动员摇旗助威。(掌声)大使先生，我不会对奖牌数字作任何预测──(笑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美国运动员已经作好准备，本着友谊的精神参加竞赛。
大家知道，在上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新建的车道上练习山地自行车。我对自己的努力十分自豪，我对劳拉说，我在考虑去参加比赛。(笑声)她提醒我说，他们不会给比赛的最后一名颁发任何奖章。(笑声)
今晚，奥林匹克的火炬将点燃这个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数千年前，中国人民就发明了共同的文字，统一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当时成为艺术与文学、商业与哲学的中心。中国推动了医学、天文学、航海学、工程学及许多其他领域的发展。据说中国人还发明了降落伞──这是一项使第41位美国总统十分感激的发明。(笑声与掌声)
我们共享悠久的历史。在我们刚刚赢得独立之后的第二年，第一艘美国船就抵达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和中国人并肩战斗，把这片土地从日本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当年来到北京开辟两国对话的新纪元，我们对此都记忆犹新。你自己可能也记得这件事吧。(笑声)
今天，美国与中国已建立起植根于共同利益的牢固关系。中国已实行经济开放，并开始发挥出中国人民的创业精神。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在自由经济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还在防治流行性疾病和抗击自然灾害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六方会谈，我们共同致力于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建设性、相互合作和坦诚以待的关系。在我们各自承担的全球责任方面，我们将继续坦诚相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保护环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继续坦率地表明我们的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发表言论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深信，允许自由表达思想的社会往往成为最繁荣与最和平的社会。
坦率是最有效的──在建立起尊重与信任关系的国家之间最为有效。我一直努力建立这种尊重与信任。我向努力建立这种尊重与信任的中国领导人表示感谢。我也向今天在场的使馆人员致谢，你们正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在这里工作的人为国效力，作出了牺牲。为美国效力是一项崇高的工作。我希望你们感到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荣幸。我为有机会主持这座新大使馆的开馆仪式感到荣幸。我期待着去看奥运比赛。(笑声)上帝保佑。(掌声)
(完)
乔治·W·布什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开馆仪式上的讲话
乔治·H·W·布什总统：谢谢诸位。(掌声) 谢谢，谢谢。(掌声) 谢谢，大使。总统先生，各位贵宾，包括1974年安排我来这里工作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很高兴看到他(掌声)。当然，很多中国朋友──老朋友(用中文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诸位。谢谢大家光临。
首先我要指出，这个星期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每次有机会回到中国，巴巴拉和我总感到很高兴。事实上，我想这一次是我总统任期结束离开白宫后第19次或第20次前来中国。但在这一特殊时刻，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特殊时刻，来到这里，回到我有幸工作过的大使馆，与共同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布什家族成员一起来到这里，特别令人喜悦，也特别使我感动。
在我初次来到中国以后的34年中，变化是始终不变的事物之一。Peking(北京的旧译名)现在成了Beijing。挤满了街道的自行车已让位于更多的汽车。当你看到这个宏伟壮丽的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展现在眼前的其他各具特征的建筑物时，毫无疑问，中国在准备举办奥运会的过程中已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确值得称道。
当然，站在这里看到我们心爱的大使馆所经历的巨变，我也有同样的敬畏感。在我告诉我的夫人巴巴拉我原来的办公室将被公共事务办公室那些才华出众的翻译们占用时，我有点儿伤感。(笑声) 但是，她像往常那样厉声说，"你是说，他们让一个会说中文的人占了你的位子？" (笑声)
当年，巴巴拉和我每周都要学习五天，每天一小时，但说老实话，她和我一起上的中文课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在我说话时，她根本就不遵守非常神圣的"不得大笑规则"。(笑声) 没 过多久，我就盼着她转到另一个班去。(笑声)
尽管任何时候访问中国对我们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尽管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夕和在这座新大使馆启用时到这里来具有历史意义，但是，能够与我们的亲人在这里相聚是最重要的──包括我们的女儿多萝(Doro)，她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当然还有我们的总统和第一夫人；我们的儿子马文(Marvin)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今天也在这里；还有所有其他人。在我国和世界面临历史性挑战的时刻，总统和第一夫人以崇高的品德、勇气和卓越的风范为国效力。我为他感到无比自豪。(掌声)
我不再多说。下面请美国总统讲话。(掌声)
乔治·W·布什总统：谢谢您，先生。谢谢，总统先生。(笑声)让你爸爸把你介绍给大家是件非常荣幸的事。这一定是个历史性时刻：父亲和儿子，两位总统，为大使馆主持开馆仪式。(掌声)我想这是头一次，虽然我得承认我对亚当斯父子的旅程记录没有进行大量的调查。(笑声)
我父亲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掌声)我对人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不仅是位好总统，而且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 (掌声)
大使先生，贵宾们，劳拉和我、我的弟弟和妹妹，都为能够同父亲一道在这里主持这座新使馆启用仪式感到自豪。
毫无疑问，这座新馆令人赞叹。对我来说，它表明了我们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它反映了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牢固的基础之上。它是在未来许多年里加强这一基础的承诺。
我感谢所有参与设计和建造这座使馆的人员以及所有在这里为促进我们伟大祖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而努力工作的人。父亲和我对戴国务委员、谢部长和周大使的光临感到荣幸。──顺便说一句，一个多星期前周大使在华盛顿特区主持了由贝聿铭设计的中国大使馆新馆开馆仪式。
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使馆项目艺术部主任安妮·约翰逊(Anne Johnson)出席仪式。基辛格博士，感谢您光临。(掌声)
庆祝大使馆开馆要有一支特殊的乐队──来自得克萨斯州西部奥德萨(Odessa)的加特林兄弟(Gatlin Boys)今天就在这里。(掌声)我感谢红罂粟(Red Poppies)──(掌声)──感谢你们的天才演出。(掌声)最后，我要向业绩不凡的我国驻中国大使桑迪·雷德(Sandy Randt)致敬。桑迪，谢谢您，还有......(掌声)
我们对能够与在大使馆工作的我国公民在一起感到自豪，我们也向使我们的使馆能够顺利运转的中国公民表示感谢。
有机会代表美国在北京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我深感荣幸。我期待着为我们的运动员摇旗助威。(掌声)大使先生，我不会对奖牌数字作任何预测──(笑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美国运动员已经作好准备，本着友谊的精神参加竞赛。
大家知道，在上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有机会在新建的车道上练习山地自行车。我对自己的努力十分自豪，我对劳拉说，我在考虑去参加比赛。(笑声)她提醒我说，他们不会给比赛的最后一名颁发任何奖章。(笑声)
今晚，奥林匹克的火炬将点燃这个具有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数千年前，中国人民就发明了共同的文字，统一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当时成为艺术与文学、商业与哲学的中心。中国推动了医学、天文学、航海学、工程学及许多其他领域的发展。据说中国人还发明了降落伞──这是一项使第41位美国总统十分感激的发明。(笑声与掌声)
我们共享悠久的历史。在我们刚刚赢得独立之后的第二年，第一艘美国船就抵达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和中国人并肩战斗，把这片土地从日本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当年来到北京开辟两国对话的新纪元，我们对此都记忆犹新。你自己可能也记得这件事吧。(笑声)
今天，美国与中国已建立起植根于共同利益的牢固关系。中国已实行经济开放，并开始发挥出中国人民的创业精神。美国将继续支持中国在自由经济的道路上前进。
我们还在防治流行性疾病和抗击自然灾害方面进行合作。通过六方会谈，我们共同致力于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
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具有建设性、相互合作和坦诚以待的关系。在我们各自承担的全球责任方面，我们将继续坦诚相见。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保护环境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继续坦率地表明我们的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发表言论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深信，允许自由表达思想的社会往往成为最繁荣与最和平的社会。
坦率是最有效的──在建立起尊重与信任关系的国家之间最为有效。我一直努力建立这种尊重与信任。我向努力建立这种尊重与信任的中国领导人表示感谢。我也向今天在场的使馆人员致谢，你们正在做着同样的工作。在这里工作的人为国效力，作出了牺牲。为美国效力是一项崇高的工作。我希望你们感到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跟你们在一起我感到荣幸。我为有机会主持这座新大使馆的开馆仪式感到荣幸。我期待着去看奥运比赛。(笑声)上帝保佑。(掌声)
(完)
2008年8月4日星期一
阶级和阶级斗争
刘自立来稿／现在，无论哪派人物都不愿直接提到社会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他们回避这个事实，是因为有关此概念一直以来被看成毛主义概念，臭了街了，所以不便提及。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毛主义阶级斗争观，本身就是被毛曲解的概念。(chinesenewsnet.com)
毛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个观点完全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说，中国人在几乎一百年来的所谓阶级斗争历史里，并未造成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或者任何一个阶级的失败，而几乎是全部失败，所有阶级尽数在国、共两党的较逐与战争中败下阵来。一些阶级失败了：地主资本家阶级失败了；而工人、农民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根本不是，工人、农民阶级也失败了。至于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商业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也不是。他们也失败了。(chinesenewsnet.com)
1949年，中国人似乎处在胜利的节庆里，其实他们是在庆祝一个宰牲节。这个宰杀的时期，大致上始于此年。在这个年份前后，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变成"无社会"之主义。在这个政权指导下，工人，农民，商业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全都失败了，成为宰牲节上的共产主义祭品。希腊人说，祈祷是索取于神，祭祀是给予神——中国人从毛主席这个神那里，有何索取呢？一无所有。于是，毛主席社会就是无社会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消灭一切阶级主义，消灭人之主义。这个主义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和马克思主义前后学者论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完全不一样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chinesenewsnet.com)
胜利者阶级——用现在的话说，被其忽悠了，欺骗了，继而囚禁起来，施行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被禁锢在工厂车间，成为阶级品相中表面光亮实质黑暗者；农民，被关押在人民公社这个集中营里，丧失了古代奴隶尚且具备的一些人格和尊严；知识分子，变成旧社会戏子以下之阶层，成为人人反对人人的一群；小业主和其他阶层，更是处于完全被歧视和被抛弃的一群人；胜利者，仅仅是毛主义之领袖（政党和群众被愚弄和抛弃）阶层，或曰，是一个一小撮人鸡犬升天的胜利。(chinesenewsnet.com)
这段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chinesenewsnet.com)
阶级存在，本来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一种格局，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起码是西方社会出现一种各阶级互相依赖，互相流动，互相斗争的历史格局。在这个格局里，人们各得其所，出现某种斗争和妥协并存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社会各阶级利益，被某种政权，法律和文化所约束。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某一个阶级的窜升和冒犯于其他阶级，都会受到社会平衡器的纠正。这个纠正，也许是革命，起义，暴动——也许是罢工，集会，言论——也许是朝廷的调节，法律的制约或者人们对出现问题的研讨和争论，以求解决之道——这就是百家争鸣，言论自由。上述现象，大致发生于西方社会。(chinesenewsnet.com)
古代希腊社会也少不了杀戮和斗争，但是，人们处在言说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面对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诸多社会政治现象，各自发表言说，呈现个人和个人主义的观察。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希腊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自负于神之指派而发言于人群；人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杀死他，却不可以杀死他而不投票——所谓"票壶" （一种投入陶片选票之壶。选票分为三种，赞成，反对，弃权）之神圣性，毋庸置疑。第二，希腊人的政治和宗教，苏格拉底的人性和某种神性是相互联系的。不可以在政治斗争里排除神，也不可以在神意中忽视政治。他们每日的口头禅就是，今天时局如何？……（见罗念生）所以，阶级状况如何，希腊人有两个原则赖以处置，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宙斯。（虽然琉善对于基督教和宙斯，耶稣和希腊诸多学派，给予批判和否定——这更加说明了希腊的多元文化之宝贵）。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社会非但不能发展，而且会逐步衰落和消亡——其中的社会各阶级，就会形同虚拟而尽数变成僭主和寡头的牺牲和奴隶。(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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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人民被虚拟的无神社会，无政治社会，或者说是唯政治社会（毛主义属于负面意义上的政治——不是阿论特说的正面意义政治，甚至不是孙文说的治理政治）。在这个政治条件或者说无条件的权利意志摆弄下，阶级其实已经并不存在了。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用农民打倒地主，其实就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统统被打倒。这个逻辑似乎不通，其实就是现实。有人会说，难道他们在1949年以前，不是争取了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吗？他们不是使变为士兵和炮灰的农民夺取，而且真的夺取了政权吗？可是，你的逻辑，并不是我们的逻辑。是的，工人农民成为49年夺取政权的武器库和士兵库；毛提出"解放"和分田地；对于知识分子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云云，都是这个暴力武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许诺只是为了欺骗。(chinesenewsnet.com)
熟悉政治学者知道，毛的手段、目的论可以对目的进行任意的勾画——用其语言说，一张白纸可以乱画一气（他的目的，就政治建设而言，就是盲无目的，就是唯有革命和破坏，叫做"七、八年来一次......"；这和马克思的建制缺失，革命暴力有道，如出一辙）——而手段方面，在理论上，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各阶级联合体，把工农提高到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之地步；而在实际上，就是以认可主流阶级，消灭其他阶级，以至于最终打倒一切阶级，消灭社会，实行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见托洛茨基）。这样，49年中国，就违背了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之真实含义，变成了各阶级都死的无阶级社会惨象—— 唯独像德热拉斯所言，49年政权变成了一个"新阶级"社会。(chinesenewsnet.com)
新阶级是什么？就是压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小业主，资本家和一切知识分子头上的共产党权贵及其党羽之阶级。这个阶级在78年以前主要是以政治压迫对待全民，78年以后，他们则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了中国的财富，实行了变政治上的压迫为经济上的控制之政权——就是变"打天下"为"坐天下"，实行所谓 "权利和财产的再分配"。这个49年和78年是一个政治逻辑的两阶段论。一个毛，代表政治权利，一个邓，代表财富和金钱，代表经济权利。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让很多所谓学人搞得乌烟瘴气，晦涩不清。他们说了一箩筐话来肯定邓，殊不知邓早就清楚这一点——陈云要子弟兵接班，难道是要实行中国各阶级分析吗？(chinesenewsnet.com)
就像毛卷开宗明义要设立中国敌人，邓的意思，就是要把毛设立的敌人变成主人（仅从新、旧资本家合法性而言）。所谓"风风雨雨几十年，醒来回到解放前"—— 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和谐，三表等等，只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之换一种说法。所以，毛消灭一切阶级，是为了建政；邓反对阶级斗争，是为了工人农民不会成为他们这些新资本家的对头——所以，邓以来，一直讲究和谐者，就是把新阶级，统治官僚阶级，摆在正统地位使人群服从甚至屈从。(chinesenewsnet.com)
人们可以去读读克鲁泡特金的"和谐"论。(chinesenewsnet.com)
一言蔽之，和谐，在克鲁看来，就是他着力批判的、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之基础——就如三表，体现了红色资本巨头的资本合法性一样——他们说那是一种先进生产力——鬼知道什么是先进和落后！——所谓资本家可以入共产党，其实本意就是，共产党可以变成资本家。于是，乱哄哄一堆御用文人，开始在社会上，搅乱本来一清二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涵义，使得常识层面的认知，变成一团乱麻。(chinesenewsnet.com)
反而言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砸烂旧社会——而他们建立的新社会一旦亦旧，难道可以按照他们的逻辑同样砸烂吗？难道他们自己要砸烂自己及其龟儿子、龟孙子吗？当然不行。于是，当他们的新变旧真的发生，当他们真的成为新阶级，新资本家（甚至也许会变成新地主，一如旧俄斯托雷平之专制土地改革时期）的时候，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天下，用贫下中农打天下的道理和根据就全部瓦解了。他们于是变成打倒资本家之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历史，打天下而非坐天下之历史，皈依到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家的内涵完全剥除——他们是一些建立资本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跳蚤！(chinesenewsnet.com)
所以，一些人开始不知轻重地同样剥除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性质，将其变化成为议会道路之学说——殊不知，议会道路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元创；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回归议会道路，他就回归和融化到一切古代希腊以来的民主政治中去。他本身仍然不具元创性和独立性。我们的意思是，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之马克思，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他完全被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甚至亚理士多德和色诺分学说所取代——唯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终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或者毛氏专政——也就是"让"一些龟儿子先富起来说。换言之，如果毛氏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于蒋介石时期，他毛氏还有必要存在吗？他的窃国之据，之举，难道不会因为他的不和谐而被全盘否定吗？(chinesenewsnet.com)
换言之，现在的统治者难道可以继续鼓励工人农民实行剥夺剥夺者，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做，他们的和谐，难道不会一朝完蛋吗？(chinesenewsnet.com)
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chinesenewsnet.com)
于是，我们前此所谓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毛氏或者马氏虚以委蛇的荒诞主义理论，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又该如何估计呢？大致分成几种情形。一是，历史上的表现。历史上的表现又分成两种：1，暴力革命。2，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阶级斗争并不是暴力的同一语。他可以是劳资纠纷的龃龉和解决，可以是罢工示威，甚至可以是打砸工厂，毁坏机器等等，但是，并不等于暴力抗争，就是夺取政权。(chinesenewsnet.com)
二是，现实意义上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我们对于新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统治社会中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对于红色资本家，是不是可以用阶级斗争中的非暴力部分待之呢？我们从新近发生的系列恶性事件可以看出，瓮安或者杨佳事件体现的符号意义，就是中国面临着如何归类49年以前的暴力革命，和08年以后，是否会出现暴力革命之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实质意义就是，新阶级和若干类似蒋介石集团之阶级，都是引发暴力革命的直接原因——虽然，我们其实并不赞成对于蒋介石集团实行暴力，但是，难点在于，蒋介石集团和毛贼集团，如何和谐，如何实行妥协之问题？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解决；却是以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为其结局——那么，如果不实行暴力革命，其出路何在？(chinesenewsnet.com)
三是，我们主张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眼下的维权运动和暴力维权。一个从省市直达地县的官僚经济命脉已经形成——不如蒋介石时期，这个官僚政治体制，尚未发展为大小官僚所有制并遍布全中国，唯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氏因为忙于政治垄断，排除异己，也尚未实现这个官僚经济体制——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全面铺开，形成"正统"，并且正在全面掠夺于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chinesenewsnet.com)
这个势头方兴未艾，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小红色资本家，正在掠夺的兴头上，处于高潮之阶段。他们见利忘义，枉法，欲壑难填，不会有丝毫的对于"无产阶级 "，"贫下中农"也就是弱势群众的些微关照和让步——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把一切温情脉脉的东西早就视作粪土——地震发生后短时间的惊惶失措，让步于民，这些一时的妥协，早就烟消云散了，该怎么抢，还怎么抢！现在，以至于些微的对于被剥夺者的让步，都不会出现。这个势头的强劲来自双方：剥夺者，被剥夺者！一方是不顾一切的掠夺和霸占；一方是以身试法，以死殉道！这个势头会如何发展，还要拭目以待。(chinesenewsnet.com)
四是，以往西方社会，加上印度，南非等政权之原殖民地时期，都会出现些微的法制和人道（比如看管曼德拉的英国警察的协助与之等等），都是非暴力显露可能的所在——反之，在中国体制之中，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可塑性和灵活性。毛对于革命暴力深信不移，邓亦如此——他认为，西方资本和中国红色资本本是一个同一体的认知（虽然表达模糊），但却是这个世界上当代政治认知中最为关键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使得中国极权主义获得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起码是经济上的首肯——这些施罗德，这些希拉克乃至萨科奇和大、小布希，都是这个经济认可者集团中人。(chinesenewsnet.com)
于是，这些政客枉顾他们经济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提醒和督促中国新阶级要实行他们的劳资双方斗争和和谐的历史——也就是阶级斗争——他们并不要求他们的企业和资本家对待中国无产阶级，要像对待底特律和旧金山的美国劳工一样，具备基本人权，独立工会和罢工示威等等自由——他们满足于所谓带去"自由信息"——天啊！难道中国当政者缺乏信息吗？他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N种信息吗？（不！他们知道！官怕洋人：外国记者一抗议，他们就打开网禁——VOA,BBC等不是可以打开了吗？是压力，而不是什么信息缺乏与之，才出现这种匪夷所思之状况。）(chinesenewsnet.com)
于是五，如果中国人不敢于，不愿意或者含糊其词于中国当代之阶级分析或者阶级斗争之局面，一切，都将是朦胧不清的。理念上的含糊其词，势必造成行为上的朦胧。清楚的表述就是，中国大小轻重一切危机，来源于中国今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源于新阶级，官僚垄断阶级对于全社会的剥夺和控制，来源于中国自由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的王顾左右，言不及的——他们说，这是某个地区，某个时段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乃至黑白冲突，却不提这其实就是阶级冲突，就是阶级斗争。(chinesenewsnet.com)
问题的提法也许是，我们不可以枉顾阶级的存在——他是明明白白存在着，比起毛泽东时代，蒋介石时代，更加明显一百倍地存在着！再是，我们固然不可以援用毛主义利用无产阶级举行专制革命这个武器，但是，我们也应该分明看到，我们这里并无哪怕在专制民主兼有之拿破仑时代，俾斯麦时代具备的普选和法治乃至有限民主，有限人权和人道，有限的游戏规则等等；我们甚至不具备我们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那种言论和思考——这往往是对于司法官司的辩论和言说；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伟大的票壶，甚至连击鼓鸣冤之鼓，也被取缔了。而残酷和残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却一天也不愿意离开中国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恰恰成为一个偌大的提问：(chinesenewsnet.com)
或者中国人继续回避阶级斗争，虚拟一个新阶级和谐社会，以达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或者，有出息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新的阶级斗争路线图，以唤起国人的警醒——但是，这又绝对不是幻想出现另一个毛主义暴动党，以民粹之旗帜把中国再行推入深渊！如果说，历史上不能因人废言，我愿意说，毛氏所谓"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是有道理，有力度的。(chinesenewsnet.com)
资产阶级是不是就在党内，在毛氏提出此言时，他的考量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缴械投降者之代理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区隔完全无意义。因为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都不是那些缴械者的什么代理人，而是帮助毛剿灭这些缴械者之帮凶。(chinesenewsnet.com)
二是，毛建立的社会或者无社会，是一个并无阶级分割的极权主义整体，是总体主义的社会消灭论之体现；刘，彭如果有所不同，就是他们也许想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一党天下，并不想实行毛的一统天下（比如，他们主张保留一些自留地；在学校要学习数理化；等等。尚残存一些常识之道。）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谓专制和极权之区隔。(chinesenewsnet.com)
三是，毛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看法的时候，邓的"坐天下"之道，太子党"先富起来"之道，官僚垄断经济之道，尚未提及。所以，毛的虚拟资产阶级说，是其反对国民党专制，实行毛主义极权的一种政治战略之继续，是反动于刘、邓专制主义"因素"的一种政治倒退——这个倒退，成为中共后来否定文革的一种说辞——但是，当邓体制转变了毛氏政治制度以后，其朝向经济垄断的转型，使得中国社会再行一种偏重于经济极权的体制，从而和毛的政治极权合而为一。于是，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邓，非毛，实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很多经济数据表明了中国财富掌握在他们这些"血脉"之手。(chinesenewsnet.com)
于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再产生，势必要人们第一注意党内资产阶级之存在。换言之，改革共产党，也就是所谓政治改革说的要害，现今资产阶级的定义和表述，完全不能和党的实际存在分开来叙述。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经济权利——这是中国阶级分析的关键——所以，任何排除党内资产阶级存在和排除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之观点，都是一种枉顾现实的说法。大而言之，是要蒙蔽阶级分析的实质；小而言之，是善良人们愚蠢的幻觉；幻觉由现在的资本家给无产阶级一杯残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分皮毛的恶习使然；至于那些本来就是倚靠这些资本家生存者，就更是屁股决定脑袋，没得话说了！(chinesenewsnet.com)
问题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起。如果五十年，一、二百年以后，不单美国政府继续认可这个经济极权政府，认可其合法攫取的财富，和美英法德政府并不能追究其殖民主义财富一样——中共官僚的合法财富一旦藉以时日，到了国际法不可追究之日，那么，那个时间的中国原则，中国特色，就会和前殖民主义罪恶一样被排斥在对于原罪的追究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的经济认可，将对中共产生最大的实惠和勾结。(chinesenewsnet.com)
难道他们现在不是正在这样勾结吗？两个原罪。一个是西方资本的历史原罪，一个是中国新阶级崛起的历史原罪，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是我们对于阶级分析的最终和最重考量。这个分析是艰难的。但是没有这个分析，东、西方罪恶势力的原罪洗涤术，将会漂白一切罪恶，使得未来的世界上出现一种和西方权贵一样不被追究的中国权贵（实际上他们已经出现了）——某个时期，也许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轻微道歉于国人——但是，那终究是一种被历史原谅的罪恶。(chinesenewsnet.com)
难道人类的罪恶历史，真要这样继续书写下去吗！
毛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个观点完全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们说，中国人在几乎一百年来的所谓阶级斗争历史里，并未造成任何一个阶级的胜利，或者任何一个阶级的失败，而几乎是全部失败，所有阶级尽数在国、共两党的较逐与战争中败下阵来。一些阶级失败了：地主资本家阶级失败了；而工人、农民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根本不是，工人、农民阶级也失败了。至于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商业阶级是不是胜利了呢？也不是。他们也失败了。(chinesenewsnet.com)
1949年，中国人似乎处在胜利的节庆里，其实他们是在庆祝一个宰牲节。这个宰杀的时期，大致上始于此年。在这个年份前后，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变成"无社会"之主义。在这个政权指导下，工人，农民，商业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全都失败了，成为宰牲节上的共产主义祭品。希腊人说，祈祷是索取于神，祭祀是给予神——中国人从毛主席这个神那里，有何索取呢？一无所有。于是，毛主席社会就是无社会主义，消灭社会主义，消灭一切阶级主义，消灭人之主义。这个主义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和马克思主义前后学者论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完全不一样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chinesenewsnet.com)
胜利者阶级——用现在的话说，被其忽悠了，欺骗了，继而囚禁起来，施行剩余价值剥削——工人，被禁锢在工厂车间，成为阶级品相中表面光亮实质黑暗者；农民，被关押在人民公社这个集中营里，丧失了古代奴隶尚且具备的一些人格和尊严；知识分子，变成旧社会戏子以下之阶层，成为人人反对人人的一群；小业主和其他阶层，更是处于完全被歧视和被抛弃的一群人；胜利者，仅仅是毛主义之领袖（政党和群众被愚弄和抛弃）阶层，或曰，是一个一小撮人鸡犬升天的胜利。(chinesenewsnet.com)
这段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chinesenewsnet.com)
阶级存在，本来是历史赋予人类的一种格局，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使得起码是西方社会出现一种各阶级互相依赖，互相流动，互相斗争的历史格局。在这个格局里，人们各得其所，出现某种斗争和妥协并存的社会状态。在这个社会状态中，社会各阶级利益，被某种政权，法律和文化所约束。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古代和近代社会中，某一个阶级的窜升和冒犯于其他阶级，都会受到社会平衡器的纠正。这个纠正，也许是革命，起义，暴动——也许是罢工，集会，言论——也许是朝廷的调节，法律的制约或者人们对出现问题的研讨和争论，以求解决之道——这就是百家争鸣，言论自由。上述现象，大致发生于西方社会。(chinesenewsnet.com)
古代希腊社会也少不了杀戮和斗争，但是，人们处在言说的政治环境中，他们面对即将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诸多社会政治现象，各自发表言说，呈现个人和个人主义的观察。其中最为有趣的是，希腊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自负于神之指派而发言于人群；人们可以通过投票来杀死他，却不可以杀死他而不投票——所谓"票壶" （一种投入陶片选票之壶。选票分为三种，赞成，反对，弃权）之神圣性，毋庸置疑。第二，希腊人的政治和宗教，苏格拉底的人性和某种神性是相互联系的。不可以在政治斗争里排除神，也不可以在神意中忽视政治。他们每日的口头禅就是，今天时局如何？……（见罗念生）所以，阶级状况如何，希腊人有两个原则赖以处置，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宙斯。（虽然琉善对于基督教和宙斯，耶稣和希腊诸多学派，给予批判和否定——这更加说明了希腊的多元文化之宝贵）。如果没有这样的政治、宗教和言论自由，社会非但不能发展，而且会逐步衰落和消亡——其中的社会各阶级，就会形同虚拟而尽数变成僭主和寡头的牺牲和奴隶。(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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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社会，就是这样一种人民被虚拟的无神社会，无政治社会，或者说是唯政治社会（毛主义属于负面意义上的政治——不是阿论特说的正面意义政治，甚至不是孙文说的治理政治）。在这个政治条件或者说无条件的权利意志摆弄下，阶级其实已经并不存在了。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用农民打倒地主，其实就意味着工人和资本家，农民和地主，统统被打倒。这个逻辑似乎不通，其实就是现实。有人会说，难道他们在1949年以前，不是争取了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吗？他们不是使变为士兵和炮灰的农民夺取，而且真的夺取了政权吗？可是，你的逻辑，并不是我们的逻辑。是的，工人农民成为49年夺取政权的武器库和士兵库；毛提出"解放"和分田地；对于知识分子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云云，都是这个暴力武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许诺只是为了欺骗。(chinesenewsnet.com)
熟悉政治学者知道，毛的手段、目的论可以对目的进行任意的勾画——用其语言说，一张白纸可以乱画一气（他的目的，就政治建设而言，就是盲无目的，就是唯有革命和破坏，叫做"七、八年来一次......"；这和马克思的建制缺失，革命暴力有道，如出一辙）——而手段方面，在理论上，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建立各阶级联合体，把工农提高到至高无上，为所欲为之地步；而在实际上，就是以认可主流阶级，消灭其他阶级，以至于最终打倒一切阶级，消灭社会，实行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见托洛茨基）。这样，49年中国，就违背了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之真实含义，变成了各阶级都死的无阶级社会惨象—— 唯独像德热拉斯所言，49年政权变成了一个"新阶级"社会。(chinesenewsnet.com)
新阶级是什么？就是压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小业主，资本家和一切知识分子头上的共产党权贵及其党羽之阶级。这个阶级在78年以前主要是以政治压迫对待全民，78年以后，他们则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攫取了中国的财富，实行了变政治上的压迫为经济上的控制之政权——就是变"打天下"为"坐天下"，实行所谓 "权利和财产的再分配"。这个49年和78年是一个政治逻辑的两阶段论。一个毛，代表政治权利，一个邓，代表财富和金钱，代表经济权利。这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却让很多所谓学人搞得乌烟瘴气，晦涩不清。他们说了一箩筐话来肯定邓，殊不知邓早就清楚这一点——陈云要子弟兵接班，难道是要实行中国各阶级分析吗？(chinesenewsnet.com)
就像毛卷开宗明义要设立中国敌人，邓的意思，就是要把毛设立的敌人变成主人（仅从新、旧资本家合法性而言）。所谓"风风雨雨几十年，醒来回到解放前"—— 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和谐，三表等等，只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我家"之换一种说法。所以，毛消灭一切阶级，是为了建政；邓反对阶级斗争，是为了工人农民不会成为他们这些新资本家的对头——所以，邓以来，一直讲究和谐者，就是把新阶级，统治官僚阶级，摆在正统地位使人群服从甚至屈从。(chinesenewsnet.com)
人们可以去读读克鲁泡特金的"和谐"论。(chinesenewsnet.com)
一言蔽之，和谐，在克鲁看来，就是他着力批判的、统治阶级的政权合法性之基础——就如三表，体现了红色资本巨头的资本合法性一样——他们说那是一种先进生产力——鬼知道什么是先进和落后！——所谓资本家可以入共产党，其实本意就是，共产党可以变成资本家。于是，乱哄哄一堆御用文人，开始在社会上，搅乱本来一清二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涵义，使得常识层面的认知，变成一团乱麻。(chinesenewsnet.com)
反而言之，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砸烂旧社会——而他们建立的新社会一旦亦旧，难道可以按照他们的逻辑同样砸烂吗？难道他们自己要砸烂自己及其龟儿子、龟孙子吗？当然不行。于是，当他们的新变旧真的发生，当他们真的成为新阶级，新资本家（甚至也许会变成新地主，一如旧俄斯托雷平之专制土地改革时期）的时候，他们用无产阶级打天下，用贫下中农打天下的道理和根据就全部瓦解了。他们于是变成打倒资本家之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历史，打天下而非坐天下之历史，皈依到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家的内涵完全剥除——他们是一些建立资本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跳蚤！(chinesenewsnet.com)
所以，一些人开始不知轻重地同样剥除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性质，将其变化成为议会道路之学说——殊不知，议会道路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元创；反之，如果马克思主义回归议会道路，他就回归和融化到一切古代希腊以来的民主政治中去。他本身仍然不具元创性和独立性。我们的意思是，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之马克思，其实完全没有任何独立存在的意义——他完全被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甚至亚理士多德和色诺分学说所取代——唯一不能取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终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斯大林或者毛氏专政——也就是"让"一些龟儿子先富起来说。换言之，如果毛氏要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于蒋介石时期，他毛氏还有必要存在吗？他的窃国之据，之举，难道不会因为他的不和谐而被全盘否定吗？(chinesenewsnet.com)
换言之，现在的统治者难道可以继续鼓励工人农民实行剥夺剥夺者，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做，他们的和谐，难道不会一朝完蛋吗？(chinesenewsnet.com)
此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chinesenewsnet.com)
于是，我们前此所谓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毛氏或者马氏虚以委蛇的荒诞主义理论，而非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实质意义上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又该如何估计呢？大致分成几种情形。一是，历史上的表现。历史上的表现又分成两种：1，暴力革命。2，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阶级斗争并不是暴力的同一语。他可以是劳资纠纷的龃龉和解决，可以是罢工示威，甚至可以是打砸工厂，毁坏机器等等，但是，并不等于暴力抗争，就是夺取政权。(chinesenewsnet.com)
二是，现实意义上的表现。这个表现，就是我们对于新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统治社会中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对于红色资本家，是不是可以用阶级斗争中的非暴力部分待之呢？我们从新近发生的系列恶性事件可以看出，瓮安或者杨佳事件体现的符号意义，就是中国面临着如何归类49年以前的暴力革命，和08年以后，是否会出现暴力革命之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实质意义就是，新阶级和若干类似蒋介石集团之阶级，都是引发暴力革命的直接原因——虽然，我们其实并不赞成对于蒋介石集团实行暴力，但是，难点在于，蒋介石集团和毛贼集团，如何和谐，如何实行妥协之问题？这个问题，历史已经解决；却是以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为其结局——那么，如果不实行暴力革命，其出路何在？(chinesenewsnet.com)
三是，我们主张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眼下的维权运动和暴力维权。一个从省市直达地县的官僚经济命脉已经形成——不如蒋介石时期，这个官僚政治体制，尚未发展为大小官僚所有制并遍布全中国，唯其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氏因为忙于政治垄断，排除异己，也尚未实现这个官僚经济体制——现在，这个官僚体制已经全面铺开，形成"正统"，并且正在全面掠夺于所谓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chinesenewsnet.com)
这个势头方兴未艾，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小红色资本家，正在掠夺的兴头上，处于高潮之阶段。他们见利忘义，枉法，欲壑难填，不会有丝毫的对于"无产阶级 "，"贫下中农"也就是弱势群众的些微关照和让步——这个东西，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家把一切温情脉脉的东西早就视作粪土——地震发生后短时间的惊惶失措，让步于民，这些一时的妥协，早就烟消云散了，该怎么抢，还怎么抢！现在，以至于些微的对于被剥夺者的让步，都不会出现。这个势头的强劲来自双方：剥夺者，被剥夺者！一方是不顾一切的掠夺和霸占；一方是以身试法，以死殉道！这个势头会如何发展，还要拭目以待。(chinesenewsnet.com)
四是，以往西方社会，加上印度，南非等政权之原殖民地时期，都会出现些微的法制和人道（比如看管曼德拉的英国警察的协助与之等等），都是非暴力显露可能的所在——反之，在中国体制之中，本来就不存在这种可塑性和灵活性。毛对于革命暴力深信不移，邓亦如此——他认为，西方资本和中国红色资本本是一个同一体的认知（虽然表达模糊），但却是这个世界上当代政治认知中最为关键的一种认知——这个认知，使得中国极权主义获得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起码是经济上的首肯——这些施罗德，这些希拉克乃至萨科奇和大、小布希，都是这个经济认可者集团中人。(chinesenewsnet.com)
于是，这些政客枉顾他们经济历史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提醒和督促中国新阶级要实行他们的劳资双方斗争和和谐的历史——也就是阶级斗争——他们并不要求他们的企业和资本家对待中国无产阶级，要像对待底特律和旧金山的美国劳工一样，具备基本人权，独立工会和罢工示威等等自由——他们满足于所谓带去"自由信息"——天啊！难道中国当政者缺乏信息吗？他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N种信息吗？（不！他们知道！官怕洋人：外国记者一抗议，他们就打开网禁——VOA,BBC等不是可以打开了吗？是压力，而不是什么信息缺乏与之，才出现这种匪夷所思之状况。）(chinesenewsnet.com)
于是五，如果中国人不敢于，不愿意或者含糊其词于中国当代之阶级分析或者阶级斗争之局面，一切，都将是朦胧不清的。理念上的含糊其词，势必造成行为上的朦胧。清楚的表述就是，中国大小轻重一切危机，来源于中国今天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源于新阶级，官僚垄断阶级对于全社会的剥夺和控制，来源于中国自由分子和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的王顾左右，言不及的——他们说，这是某个地区，某个时段的官民冲突，警民冲突，乃至黑白冲突，却不提这其实就是阶级冲突，就是阶级斗争。(chinesenewsnet.com)
问题的提法也许是，我们不可以枉顾阶级的存在——他是明明白白存在着，比起毛泽东时代，蒋介石时代，更加明显一百倍地存在着！再是，我们固然不可以援用毛主义利用无产阶级举行专制革命这个武器，但是，我们也应该分明看到，我们这里并无哪怕在专制民主兼有之拿破仑时代，俾斯麦时代具备的普选和法治乃至有限民主，有限人权和人道，有限的游戏规则等等；我们甚至不具备我们的先秦时期和古希腊时期的那种言论和思考——这往往是对于司法官司的辩论和言说；我们的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伟大的票壶，甚至连击鼓鸣冤之鼓，也被取缔了。而残酷和残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却一天也不愿意离开中国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结论恰恰成为一个偌大的提问：(chinesenewsnet.com)
或者中国人继续回避阶级斗争，虚拟一个新阶级和谐社会，以达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白日梦！或者，有出息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一条新的阶级斗争路线图，以唤起国人的警醒——但是，这又绝对不是幻想出现另一个毛主义暴动党，以民粹之旗帜把中国再行推入深渊！如果说，历史上不能因人废言，我愿意说，毛氏所谓"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句话，是有道理，有力度的。(chinesenewsnet.com)
资产阶级是不是就在党内，在毛氏提出此言时，他的考量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是缴械投降者之代理人，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区隔完全无意义。因为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彭德怀都不是那些缴械者的什么代理人，而是帮助毛剿灭这些缴械者之帮凶。(chinesenewsnet.com)
二是，毛建立的社会或者无社会，是一个并无阶级分割的极权主义整体，是总体主义的社会消灭论之体现；刘，彭如果有所不同，就是他们也许想建立一个专制主义的一党天下，并不想实行毛的一统天下（比如，他们主张保留一些自留地；在学校要学习数理化；等等。尚残存一些常识之道。）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谓专制和极权之区隔。(chinesenewsnet.com)
三是，毛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个看法的时候，邓的"坐天下"之道，太子党"先富起来"之道，官僚垄断经济之道，尚未提及。所以，毛的虚拟资产阶级说，是其反对国民党专制，实行毛主义极权的一种政治战略之继续，是反动于刘、邓专制主义"因素"的一种政治倒退——这个倒退，成为中共后来否定文革的一种说辞——但是，当邓体制转变了毛氏政治制度以后，其朝向经济垄断的转型，使得中国社会再行一种偏重于经济极权的体制，从而和毛的政治极权合而为一。于是，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是邓，非毛，实现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很多经济数据表明了中国财富掌握在他们这些"血脉"之手。(chinesenewsnet.com)
于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再产生，势必要人们第一注意党内资产阶级之存在。换言之，改革共产党，也就是所谓政治改革说的要害，现今资产阶级的定义和表述，完全不能和党的实际存在分开来叙述。没有政治权利就没有经济权利——这是中国阶级分析的关键——所以，任何排除党内资产阶级存在和排除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之观点，都是一种枉顾现实的说法。大而言之，是要蒙蔽阶级分析的实质；小而言之，是善良人们愚蠢的幻觉；幻觉由现在的资本家给无产阶级一杯残羹——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分皮毛的恶习使然；至于那些本来就是倚靠这些资本家生存者，就更是屁股决定脑袋，没得话说了！(chinesenewsnet.com)
问题仍然可以从两个方面说起。如果五十年，一、二百年以后，不单美国政府继续认可这个经济极权政府，认可其合法攫取的财富，和美英法德政府并不能追究其殖民主义财富一样——中共官僚的合法财富一旦藉以时日，到了国际法不可追究之日，那么，那个时间的中国原则，中国特色，就会和前殖民主义罪恶一样被排斥在对于原罪的追究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的经济认可，将对中共产生最大的实惠和勾结。(chinesenewsnet.com)
难道他们现在不是正在这样勾结吗？两个原罪。一个是西方资本的历史原罪，一个是中国新阶级崛起的历史原罪，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这是我们对于阶级分析的最终和最重考量。这个分析是艰难的。但是没有这个分析，东、西方罪恶势力的原罪洗涤术，将会漂白一切罪恶，使得未来的世界上出现一种和西方权贵一样不被追究的中国权贵（实际上他们已经出现了）——某个时期，也许他们会有不同程度的轻微道歉于国人——但是，那终究是一种被历史原谅的罪恶。(chinesenewsnet.com)
难道人类的罪恶历史，真要这样继续书写下去吗！
Supported IBM System Storage SVC Console (SVCC) V4.2.1.824 Software
Downloadable files
Abstract
The document below contains the V4.2.1.824 IBM System Storag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SVCC) software.
Download Description
CD image:
An installation disk can be created by using the IBM-SVC-SMIS-Agent-4.2.1.824.iso file.
This CD can then be used to install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code on a machine that meets the hardware requirements documented in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Guide.
Alternatively, SVCC V4.2.1.824 can be installed directly from the extracted zip file by double clicking on setup.exe in the W2K directory.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ation.
Problems Resolved and New Features in this build are detailed in the Release Note (see Download Package below).
Important Upgrade Information
Please ensure you have read the release note and are familiar with the following Flash Announcement before upgrading:
Known Issues with SVC Console (GUI) V4.2.1.xxx
Mandatory Pre-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SVC Cluster and SVC Console (GUI) Compatibility
This version of SVCC should be installed before you install a cluster pre-configured with SVC V4.2.1.x or upgrade an existing cluster to SVC V4.2.1.x.
Please visit SAN Volume Controller and SVC Console (GUI) Compatibility for information on which SVC Console (GUI) levels are recommended for each SAN Volume Controller cluster level.
SVCC 4.2.1.824 is not fully compatible with SVC versions prior to V4.2.1.0 and as such should only be used with SVC clusters running previous versions of SVC code in order to upgrade them to SVC V4.2.1.x.
If you are planning to concurrently support SVC clusters running at SVC V4.2.1.x and previous versions of SVC code, you should consider how you are going to manage both cluster versions.
Two options are available to you:
1. Install SVCC V4.2.1.824 on your master console and use this to administer both systems. If you choose this option you will need to use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to perform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on any clusters running at less than SVC V4.2.1.0.
2. Install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on different host systems.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can be installed on any system that meets the hardware requirements defined in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Guide. SVCC V4.2.1.824 can then be used to administer your SVC V4.2.1.x clusters and earlier SVCC versions can be used to administer clusters running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SVC software.
Caution: Only one version of SVCC can be installed on any one system.
SVC and TPC Compatibility
Customers currently using TPC should upgrade to TPC V3.3.1 before installing SVCC V4.2.1.824.
Download package
DESCRIPTION DOCUMENTATION Download Options
Platform Windows 2000/2003 V4.2.1.x
English
Byte Size 498810880
Date 24/07/2008
Release Note
SVC Console (GUI) V4.2.1.824
Abstract
The document below contains the V4.2.1.824 IBM System Storag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SVCC)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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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D can then be used to install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code on a machine that meets the hardware requirements documented in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Guide.
Alternatively, SVCC V4.2.1.824 can be installed directly from the extracted zip file by double clicking on setup.exe in the W2K directory.
Please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accompanying documentation.
Problems Resolved and New Features in this build are detailed in the Release Note (see Download Package below).
Important Upgrade Information
Please ensure you have read the release note and are familiar with the following Flash Announcement before upgrading:
Known Issues with SVC Console (GUI) V4.2.1.xxx
Mandatory Pre-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SVC Cluster and SVC Console (GUI) Compatibility
This version of SVCC should be installed before you install a cluster pre-configured with SVC V4.2.1.x or upgrade an existing cluster to SVC V4.2.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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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re planning to concurrently support SVC clusters running at SVC V4.2.1.x and previous versions of SVC code, you should consider how you are going to manage both cluster ver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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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stall SVCC V4.2.1.824 on your master console and use this to administer both systems. If you choose this option you will need to use the command line interface to perform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on any clusters running at less than SVC V4.2.1.0.
2. Install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on different host systems.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sole can be installed on any system that meets the hardware requirements defined in the SAN Volum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Guide. SVCC V4.2.1.824 can then be used to administer your SVC V4.2.1.x clusters and earlier SVCC versions can be used to administer clusters running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SVC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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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4/07/2008
Release Note
SVC Console (GUI) V4.2.1.824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弊端
许允仁
多年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宣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1]，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祈愿式思维的反映。因为，执政党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基本上成功地应对着各种大小危机，维系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似乎也取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其政策的某种基本认同，至少是某种理解和容忍。
然而，今年3月中旬，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生的西藏事件，在作者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终结上述情形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潜能正在逐渐耗尽。这本来似乎只是一个并不显眼的示威和骚乱事件，但是，当政府以其惯常的政治逻辑，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快速平息它时，却反而使其刹那间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事件。西藏事件暴露出中国政治体制中隐藏着的多方面的问题和弊端[2]，并且，以一种十分显眼的方式将其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从而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一制度的行为逻辑和它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chinesenewsnet.com)
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于，相当一部分藏族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危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塑造，来培育藏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当然，在一种前宪政的政治体制下，不仅仅是少数族群[3]，而是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都会产生危机，但是，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族群的汉族的大部分公民来说，即便对执政者，乃至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了危机，但是，对以领土作为载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依然不会改变；而对少数族群的公民来说，一旦对执政者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意愿下，连对后者的认同也会产生动摇。(chinesenewsnet.com)
在我们看来，正是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微之后，事实上正在系统地塑造着少数族群个体以自己所在的族群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意识，而这是当下中国社会中各种族群矛盾逐渐升温的最根本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影响持续扩展的西藏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认真地去反省政府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深入反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又是基于怎样的政治哲学的理念？(chinesenewsnet.com)
一、美国与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制度性对策(chinesenewsnet.com)
在如何将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多族群的人民，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题上，美国和前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的策略可称之为“大熔炉”政策，而前苏联的策略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谓“大熔炉”策略是指，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利。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国家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宪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存在的法理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毫无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chinesenewsnet.com)
“大熔炉”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必须要垄断暴力的政治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同时认同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这样的策略称为“大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共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大熔炉”里面的熔剂，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异质的族群，可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大熔炉”中，和其它族群和谐相处。(chinesenewsnet.com)
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另一种在多族群的前提下构建统一国家的制度性对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国家”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4]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像近代以来的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从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狂热地想要在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分离出去。(chinesenewsnet.com)
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这些“绑带”主要有以下三条[5]：(chinesenewsnet.com)
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一元化统治。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各级负责人都是由上而下地任命的，而党组织又建到每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之中。党还直接控制着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等所有暴力工具。由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的政治纪律组建起来的一个无所不管的极权主义政党，是将各个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单位，紧紧地捆绑在联盟之内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绑带”。(chinesenewsnet.com)
第二条“绑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即苏联共产党力图通过宣传灌输，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每个苏联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每个个体超越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同质化的政治信念和共同的领袖崇拜。第三条“绑带”则是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由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彻底废除了市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指令体系下进行的，当各地区按计划指令形成产业上的分工协作之后，任何一个地区想要脱离苏联，而在经济上保持自足，已变得难得想象。(chinesenewsnet.com)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这三条“绑带”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捆绑得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产党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政治错觉。(chinesenewsnet.com)
对比美国和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的制度性对策，让我们想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与“文明”这二个不同的概念。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政治或社会共同体，是在尊重个体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其内部通过文化联结起来的；而“文明”则是靠某种外部的强制力强行纠合起来的。所以，“文化”是有机的，而“文明”是机械的。汤因比认为希腊是一种“文化”，而罗马则是一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代表着一种“文化”，而前苏联则是一种“文明”。(chinesenewsnet.com)
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合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chinesenewsnet.com)
反观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在一党专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chinesenewsnet.com)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chinesenewsnet.com)
2007年6月25日，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中最有特色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之一。”还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6]这基本上代表了目前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看法。不断加剧的民族矛盾，只被看作是个别人的分裂阴谋的产物。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仅被政府看作是成功的，而且，被看作是中国的独创，和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不难看出，中共政府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自信，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的苏共媲美。
事实上，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基本上只是效仿苏共，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独创。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曾跟着苏共高调支持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7]，建国之后，则同样模仿苏联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使我们建立的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国家。
所以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是学习前苏联，走的是完全同样的一条道路，只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传统阻止了我们走得像前苏联这么远，所以在这条道的半路上停了下来。确实，我们没有搞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共和国，搞的只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由于这一政治实践完全是按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进行的，因而，在中国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也必将引发跟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chinesenewsnet.com)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基本上是学习美国，在族群的认定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认为中华民族包含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只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而五族只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宗族[8]，在政策导向上淡化个体的族群意识，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chinesenewsnet.com)
中共执政之后，追随前苏联在民族认定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30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的亲自主导下展开了“民族识别运动”，认定了100多个民族 [9]。而中国则从1950年代开始，模仿前苏联进行了同样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最终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将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原先边界模糊、自然融合的各个族群，人工划定为56个边界清晰的民族[10]，并相应地建立了5个自治区、33个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和1093个民族乡（苏木）（2005年底数据），许多地区还建立了民族村和民族居委会，从而形成了“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民族乡（镇）—民族村（居委会）”的庞大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体系。(chinesenewsnet.com)
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评价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的：“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2000）中国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似。这一民族制度推行的后果，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族属认同。从此之后，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晰地确定自己是属于这56个民族中的哪一族，在每一次确定自己身份的登记表上，都不得不写上自己的族别，（一个公民假如由于出身上的混血，或其他原因不想明确地确定自己的族别，在法律上将不被允许。）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刺激下，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被不断地强化。
而一个少数民族被正式认定之后，就由官方出面，为其规范和推广民族语言，编写民族历史，整理民族文化，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人为地加工和塑造出一个个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更为关键的是，在均质化的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公民比主体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多一些，也不意味着党对他们的管治会少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少数民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离心倾向，（既然，它们已经被正式确认和塑造成和主体民族完全对等的独立的民族，这样的倾向的或多或少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党对他们从行为到精神上的管治，只会更加严密和严厉。也就是说，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来看，号称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一般而言反而只会比主体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那么，民族自治中的“自治”二字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民族行政单位”的“自治”丝毫不意味着它拥有任何相对地超越党的统治意志外的更大的自主决定权，那么，“自治”二字就被纯粹从“自己人治自己人”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所以，现行民族政策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必须由该少数民族人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规定在其党政干部中该族人士不得低于某个比例，（比如70%）。
如此一来，所谓的民族自治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转变为如何培养更多听话能干的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的问题。按现行的自治标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假如 100%地任命该族人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又能比汉族官员更好地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政策，那么，这个地方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党总是会派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同时，在该族的干部中总是会出现这么二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绝对服从党的指令，另一种倾向则试图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党总是会重用前一派干部，让他们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后一派则总是会遭到不断的打压和淘汰。
“自治”在宪政民主主义的语境中，是指一个地区的公民，在某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内，可以根据自主意志制订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几十年来，民族自治地方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权，党要它消灭私有制，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党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须搞人民公社；党要反右，它就必须反右；党要消灭宗教，它就必须铲除千百年来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义的宗教；党要它侮辱谩骂自己崇敬的宗教领袖，它就必须紧跟着党大声地侮辱谩骂。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党的飞横跋扈的专断权力。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的终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任何增进，那么，将被外族人专制和虐待改为由本族人专制和虐待就没有任何政治进步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本族的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的，他们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们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只会对本族同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治手段。
我们的基本民族政策，除了“本族人治本族人”之外，还有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说，并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具的题中之义，但事实上却被广泛实施。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果然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在以完全由上而下的党的一元化统治剥夺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大量政治权利之后，希望通过补偿性地给予物质上的好处的方法来换取对自己的认同。就像有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听话，就给子女买好吃的、好穿的一样，而他们要子女听的话，越是具有扭曲子女自由意志的强制性，父母支付的代价也就必须越大。
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的族属身份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才从国家那儿获取了这些好处。[11]
同时，这也很容易造成不同民族的公民在相互认同上的困惑。就如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徐明旭先生在文中回忆的那样，在一个单位中，汉人哪怕工作得很出色，但是，各种机会依然轮不到他，这就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不公平感。徐明旭还提到，这种优惠政策甚至还扩展为“法律上的优惠”，比如，一个汉族的男子强暴了一个藏族的女子，和一个藏族的男子强暴了汉族的女子相比，前者被判的刑要比后者重得多，（在各种其他的伤害罪的判决中，也常常遵循同一原则）。这样判案的原意，无疑是为了抚慰少数民族，但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它除了在汉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不公平感的同时，还把一个公民针对另一个公民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伤害行为，在少数民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一种被强势民族伤害的屈辱感和愤怒感，因此，一旦遇上类似的案子，少数民族公民常常可能变得不再关心法律上的正义，而会致力寻求一种最大限度的报复来挽回民族的自尊。
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上造成的困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模仿前苏联人工划分和制造大量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按族别实施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并将这种族属认同塑造成了民族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从而将其导向了危险的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因为，确实只有变为共和国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完全的自治[12]；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生活在美国式的“大熔炉”政策下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就会培养出内涵截然不同的族属认同，前者的族属认同是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的全部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公民身份，而与其族属身份完全无涉；相反，在后者的制度下，他的民族意识被导向了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他的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因此，在他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中，他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某族的一员，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chinesenewsnet.com)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有一种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因为遭到党的一元化统治的遏制，才没有更加激烈地暴发出来，而一旦党治的外部捆绑消失的话，它的离心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党除了用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各个民族之外，也力图在思想上培育各少数民族的个体超越于族属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党国不分的弊端，因而，对国家的认同无法和对党的认同分离开来，而对党的认同又无法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党的领袖的个人认同分离开来。于是，历史变迁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变更，对少数民族成员的稳定的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chinesenewsnet.com)
我们可以以藏人为例，来分析一下，这种变更对藏人的国家认同所造成的严重困扰。在1950年代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将其正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前，西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藏人并没有明晰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太阳，因而，对达赖喇嘛的认同，构成了藏人的全部生活的重心。而在“平叛”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通过在藏人中进行阶级划分和暴力革命，在彻底重构了西藏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藏人的认同方式。(chinesenewsnet.com)
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来的是对“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认同；对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方式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认同；对领导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共产党的认同；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的认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藏人生活重心和精神支柱的藏传佛教被共产主义信仰所替代，达赖喇嘛的位置则被毛泽东所替代。西藏在新的基础上被再次构建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看到，上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不是按照现代政治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培养起藏人在法理基础上的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用一种新的对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一种旧式的个人崇拜，假如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是在千百年的传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前者则是通过暴烈的群众运动和精神灌输，在短期内人工构建的。(chinesenewsnet.com)
这种新认同无疑是在血腥的暴力，和精神上的高压下塑成的，然而，就在许多质朴的藏民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新宗教和新偶像，天天对着毛泽东的像顶礼膜拜，亲自动手拆除传统的寺庙，逐渐淡忘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时，执政党本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建立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而且个人崇拜作为灾祸的根源遭到严厉的批判和被摒弃。传统的宗教又被允许在藏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位置。不难想象，这一切在藏人的思想中，导致了多大的混乱。就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描写的那样，由于恐惧和赎罪的需要，那些曾经亲手捣毁寺庙的人，又成为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最卖力的人。而达赖喇嘛在许多藏人的心中又开始恢复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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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执政党的部分领袖，对在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对藏人造成的诸多伤害充满愧疚和同情，因此，在治藏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怀柔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藏人的许多权利得到恢复，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是，由于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加上长期的高压政策放松之后不可避免的反弹，藏人在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同时，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对党国的认同程度反而不断削弱。(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看到，胡耀邦虽然怀有对藏人的真诚的善意，但是，其治藏的思路依然没有跳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本族人治本族人”的窠臼，他希望通过让汉人大量退出西藏，和提高藏人在各级干部中的比例的方式来增加藏人对党国的认同，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反思了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与西藏1980年代末的骚乱之间的关系之后，执政党的治藏政策（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调整为：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则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短期地和外在地看，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政治上的强控制，藏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稳定了，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培育藏族公民（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只是暂时被强制性地压下去了。随着经济增长导致的藏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爆发出来。(chinesenewsnet.com)
笔者在《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就执政党政治哲学的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一文的结尾，反驳了将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均1000至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一旦超过3000美元，所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会趋缓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预言超过人均 3000美元之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无法塑成的矛盾：即“国家的构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逻辑，能不能得到公民们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制度化的承认”，也就是“执政党的自我认同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趋激烈，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藏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提前爆发出来。无疑，这一矛盾最终只有在执政党通过政治哲学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而作为准备性的工作，下面我们打算对这样的妨碍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chinesenewsnet.com)
四、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以及如何培育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chinesenewsnet.com)
当我们通过分析，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一制度必然会驱使少数族群的成员，将自己的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从而引发各种无休止的危险的政治冲突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选择这样的制度呢？(chinesenewsnet.com)
有些学者看到，斯大林在1930年代、毛泽东在1950年代都如此热衷于人为地划分和制造民族，就将这种制度的选择首先归因于独裁者的政治虚荣心。确实，当一个人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被人歌颂时，与被称为“五族人民的领袖”相比，“56个民族的共同的领袖”，或者让人觉得民族多得数不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听上去要辉煌壮观得多。而且，由于在党国体制下，不管制造出多少人工的民族来，它们都要服从党的一元化的绝对统治，因此，在党的领袖看来，在这样没有现实的分裂危险的前提下，制造的民族越多，就越能显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3]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国的领袖手中掌控着越是坚固的绝对权力时，就会越是倾向于去制造更多的民族。(chinesenewsnet.com)
但是，党国领袖的政治虚荣心只是这一制度得以生成的表层的原因，当我们看到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都采取这一制度时，就不难发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共产党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哲学：集体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和宪政国家建立在个人主义，即每个公民个体和国家的契约之上不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在某种前现代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看作是建立在56个民族的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所以，在政治上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不同族群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平等。(chinesenewsnet.com)
在单一制国家内部强调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听上去似乎很公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实践结果上看，都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平等这个概念只是对具有人格的个体而言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和可能实现的，而民族或族群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人格，因而就根本无法从法理上去实现所谓的集体之间的平等，这事实上正是哈耶克所一再批评的将集体拟人化的社会主义谬误的又一次典型反映；从实践结果上看，不恰当地强调所谓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后果是，不断地刺激和强化着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意识。一边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另一边是一个几百万、几十万人口的民族，你不管怎样做，后者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前者在政治上相比是弱小的、不平等的。而且，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同民族（假如以民族为单位来衡量的话）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是由于吸取了以往在民族问题上的沉痛教训，在完成宪政化改革后，才在新的宪法中，将以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提法，改成了各族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所以，和我们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集体主义偏见正好相反，事实上，一个国家假如建立在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纷争和动荡之上，相反，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权利契约上，一个共和国才能真正地建基在磐石之上。(chinesenewsnet.com)
仔细分析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所以会根据一个个体的族属身份的不同，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区别对待，又跟其哲学上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倾向密不可分。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先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的，它相信每个个体都天生拥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基本权利，个体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基于某种永恒的先天法理，而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性的处境和身份毫不相关；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哲学则是建立在经验论和唯物论的基础上，建基在先验哲学基础上的普遍人性和基本人权，在其看来纯属一种抽象的虚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只可能来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阶级的或族群（民族）的身份。(chinesenewsnet.com)
所以，在这种政治哲学看来，当一个人纯粹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只有当他作为现实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集体（民族、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时，他才拥有和分享了某种政治权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赖以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东西，和在宪政条件下，公民赖以结合成一个共和国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前者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习俗和文化等经验性的存在，因此，不能分享一个民族的这些基本特质的个体，在一个建立在前宪政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必然遭到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后者则是超越于变化不定的经验因素之上的恒久的权利，只有一个建立在这种超验权利之上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公民，和获得超越于经验变化之上的坚固性。(chinesenewsnet.com)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人工地制造“民族行政单位”的做法，同时也是哈耶克所批评的用一种僭妄的“构建理性”去设计社会工程的“致命的自负”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当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改变为少数族群的观点提出来后，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反对的理由是，从部落到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一自己设定的单一进化公式出发，他们不理解族群到底算什么东西，在他们看来，用人工的方式去制造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是在按照“历史规律”帮助一个个人类群体在实现自己的进化，相反，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民族变为族群则是一个倒退。(chinesenewsnet.com)
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多民族条件下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又给每个民族以完全的政治上的自决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个矛盾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拥有完全的政治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完全地服从一个维系单一制国家存在的政党的绝对统治，从逻辑上说，要使这两者不矛盾的唯一可能就是，各民族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绝对服从党的统治，而党的统治意志正好和各民族的政治意志完全同一。所以，就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终结果，非但没有给少数民族的公民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反而更增加了精神领域的专制带来的虚伪和矫情。少数民族的公民非但并不拥有更多的政治上的自治权，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治权，只是出于自愿才完全服从党的绝对统治，党的意志总是天然地代表和反映着本民族最真实的政治意愿。(chinesenewsnet.com)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对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大国来说，解决族际矛盾的恰当的方法，不是将这个国家建筑在一种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建筑在个人主义的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因为，一种缺乏明晰的个人权利观念的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必将在这个国家内部制造民族间的分裂，在外部则引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对抗。极权体制下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于制度性地不断塑造和强化着少数族裔公民的高度政治化的族属意识，因此，总是会一方面在客观上不断地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提供着顽强的精神资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另一方面，为了在现实政治中维系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则不断地强化一党专制和极权政治，这一制度所内含着的尖锐矛盾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和社会震荡。(chinesenewsnet.com)
而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每个公民才会在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对等地承认他人的权利，不同族群的个体才可能超越各自不同的族属身份相互间认同对方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同时维系对一个平等保护每个个体权利的法治国家的理性认同。在这样的政治构架下，每个个体在政治层面上拥有完全同质的公民身份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可以真正自由地保持不同族群的特质和多样性。所以说，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以重构，才是最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chinesenewsnet.com)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1990年代采取的经济上优惠，政治上高压的政策暂时压住了这一矛盾，但是，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标志着民族问题再度变得尖锐起来，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怎样理解和界定这一系列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民族事件的本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种肤浅和轻率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完全只是由类似达赖喇嘛这样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挑动起来的，因此，只要通过专政手段消灭这些分裂主义者，或者用消极的方法将其“拖死”，西藏问题（或其他的民族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种目前可能在执政党内占据着主流的看法，事实上正是笨拙的党国体制面对危机时的本能反应。(chinesenewsnet.com)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在面对一系列危机事件的挑战时，一种错误和低级的应对方法就是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偶发事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各自应对，或者通过将其归为敌人的阴谋的方式来逃避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一个成熟的组织遇到危机时，则总是像儒学所说的那样，不是矛头对外，而是反身求诚，总是寻求通过使自身得以改进的方式来化解和应对危机。而越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就越是具有一种由微见著的先知般的洞察力，他总是能从反复出现的危机中，洞察到组织得以构成的最核心的理念中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从而通过推动对组织进行深刻的改革，来使其变得更为合理和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chinesenewsnet.com)
我们认为，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一系列民族事件，对党国这一组织来说，绝非无关大局的偶发事件，而是其深层矛盾的必然反映，它深深地植根于被称为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之中，植根于党国得以构成的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等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偏颇和缺陷之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危机，存在着二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原有民族政策，一方面在理论上高调宣称，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内实行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是一个族群在政治上获得应有尊严的惟一正确和可能的方式，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党对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精神上的极权统治；另一条道路则是上述的通过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方式，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塑造少数族群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chinesenewsnet.com)
应该看到，这二条道路，二种不同的民族理论都有着自我实现预言的能力。一旦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得不听任党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思想上实行日益严厉和全面的控制；同样，假如我们坚持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小开始就教育每个个体在政治上将自己的公民身份置于族属认同之上，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保持各个族群各自特质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各个不同族群个体的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公民认同，是一件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情
多年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宣称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1]，但在许多人看来，这似乎只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祈愿式思维的反映。因为，执政党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基本上成功地应对着各种大小危机，维系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似乎也取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其政策的某种基本认同，至少是某种理解和容忍。
然而，今年3月中旬，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发生的西藏事件，在作者看来，很有可能成为终结上述情形的一个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它显示出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潜能正在逐渐耗尽。这本来似乎只是一个并不显眼的示威和骚乱事件，但是，当政府以其惯常的政治逻辑，想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来快速平息它时，却反而使其刹那间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全球性事件。西藏事件暴露出中国政治体制中隐藏着的多方面的问题和弊端[2]，并且，以一种十分显眼的方式将其呈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从而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一制度的行为逻辑和它的深层矛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chinesenewsnet.com)
西藏问题的本质在于，相当一部分藏族公民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危机，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塑造，来培育藏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当然，在一种前宪政的政治体制下，不仅仅是少数族群[3]，而是全体公民的政治认同都会产生危机，但是，对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族群的汉族的大部分公民来说，即便对执政者，乃至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了危机，但是，对以领土作为载体的民族国家的认同依然不会改变；而对少数族群的公民来说，一旦对执政者和政治制度的认同产生危机，在强烈的民族自治和民族自决的意愿下，连对后者的认同也会产生动摇。(chinesenewsnet.com)
在我们看来，正是中国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传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衰微之后，事实上正在系统地塑造着少数族群个体以自己所在的族群为核心的政治认同意识，而这是当下中国社会中各种族群矛盾逐渐升温的最根本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影响持续扩展的西藏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契机，促使我们认真地去反省政府为了解决民族问题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基本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深入反思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制度和政策，又是基于怎样的政治哲学的理念？(chinesenewsnet.com)
一、美国与前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制度性对策(chinesenewsnet.com)
在如何将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多族群的人民，构建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问题上，美国和前苏联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美国的策略可称之为“大熔炉”政策，而前苏联的策略则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谓“大熔炉”策略是指，在政治层面上，国家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完全无视各族群之间的差异，而给予每个人绝对相同的政治权利。而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宪政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国家是建基在它和每个公民之间关于平等保护个体权利的基本政治契约——宪法之上，而基本政治权利又是基于超验的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先天存在的法理关系，与人们在经验世界中在文化和生理特征上的差异毫无关系；在文化层面上，则让所有个体在宗教信仰、语言使用和生活习俗上，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前提下，保持自由。(chinesenewsnet.com)
“大熔炉”政策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在最危险的，必须要垄断暴力的政治领域，通过塑造每个个体作为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构建起一个建筑在人们的自觉认同基础上的统一和均质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文化和社会的领域则保持着多元化和丰富性，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相互间不同的文化认同，来构成不同的族群。在精神上，个体可以将自我看作是耶和华的子民、安拉的信徒或者灵魂不断转世的佛教徒，但是，在世俗世界里，在政治上，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同质的公民认同一个统一的共和国，同时认同别人和自己拥有相同的权利。
我们之所以将这样的策略称为“大熔炉”政策，是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的共和国具有包容和融合异质的族群的巨大的能力。这“大熔炉”里面的熔剂，就是上述的以公民的权利认同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个新的异质的族群，可以自由地保持自身的个性，但是，它想要融入这个国家的前提是，它的个体必须学习和接受这一政治文化，因此，假如一个族群的传统习俗中有着与上述公民文化相抵触的东西，它就必须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来适应这一公民文化。而一旦它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以带有自身个性的方式融入“大熔炉”中，和其它族群和谐相处。(chinesenewsnet.com)
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则是另一种在多族群的前提下构建统一国家的制度性对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的理论和实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裂。在理论上，这一制度是源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民族国家”理念，同时，它赋予了“民族自决权”以最为宽泛的解释：即任何一个群体，只要拥有相互认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而自认为是一个民族，它就有权利在其长期居住的一块领地上实行自治，同时，还有权利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要在这一领地上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4]不难想象，按照这样的以最大限度解释的民族自决权，人们根本无法在多民族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只可能像近代以来的欧洲一样，形成多国林立，战争不断的局面。因此，当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从造反党变为执政党，狂热地想要在多民族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时，在实际上的政治操作上，决不可能允许各少数民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从苏联的版图中分离出去。(chinesenewsnet.com)
因此，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成为这么一种政治实践，它一方面对各少数民族进行尽量明细的划分，在其长期居住的地域内，建立起以民族为单位的各种政治共同体，并在口头上承认其拥有完全的自治权，乃至退出苏联的权利；另一方面，则又构建起一些强有力的“绑带”，从外部将这些以民族为单位构建起来的政治共同体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它们非但不可能脱离苏联，而且必须宣称自己是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愿留在苏联之内的。这些“绑带”主要有以下三条[5]：(chinesenewsnet.com)
第一条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一元化统治。高度集权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各级负责人都是由上而下地任命的，而党组织又建到每个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和社会组织之中。党还直接控制着军队、警察和秘密警察等所有暴力工具。由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严格的政治纪律组建起来的一个无所不管的极权主义政党，是将各个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单位，紧紧地捆绑在联盟之内的一条最强有力的“绑带”。(chinesenewsnet.com)
第二条“绑带”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崇拜。即苏联共产党力图通过宣传灌输，将党的意识形态，转变为每个苏联人的信仰，从而在精神上塑造每个个体超越于各个民族认同之上的同质化的政治信念和共同的领袖崇拜。第三条“绑带”则是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而形成的依存关系。由于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彻底废除了市场，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经济活动完全是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指令体系下进行的，当各地区按计划指令形成产业上的分工协作之后，任何一个地区想要脱离苏联，而在经济上保持自足，已变得难得想象。(chinesenewsnet.com)
在苏联的全盛时期，这三条“绑带”将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捆绑得如此紧密，以致于苏联共产党一度自信地认为，民族问题已经被彻底解决了，即各个民族，在这一制度下，已一劳永逸和不可逆转地自愿融合成一个统一的苏联民族。在苏联早已解体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不难发现，苏共当时的这种自信，是一种多么自大和可笑的政治错觉。(chinesenewsnet.com)
对比美国和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的制度性对策，让我们想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化”与“文明”这二个不同的概念。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政治或社会共同体，是在尊重个体的自主性的基础上，在其内部通过文化联结起来的；而“文明”则是靠某种外部的强制力强行纠合起来的。所以，“文化”是有机的，而“文明”是机械的。汤因比认为希腊是一种“文化”，而罗马则是一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代表着一种“文化”，而前苏联则是一种“文明”。(chinesenewsnet.com)
这二种不同的民族政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族群和不同的种族，但却并没有不同的民族，通过培育每个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美国成为了一个成功地融合不同的种族、族群和文化的大熔炉。在美国立国2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因为一个民族或种族要求划土自治而导致的分裂危机，唯一一次分裂危机——南北战争——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而非族裔认同的不同引起的。(chinesenewsnet.com)
反观前苏联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理论上，将国家内的每个族群都看作是有着自决权的民族，并且将这种民族自治和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因而，制度性地强化了少数族群国民的族属认同，并将这种认同高度地政治化。在一党专政的外部“绑带”十分强大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高压，少数民族的自治共同体都纷纷宣称“自愿”联合成一个苏联民族，而只有到这种外部的捆绑完全松懈，人们才会发现少数民族在外部强制状态下所表的忠心，和其内在的真实愿望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chinesenewsnet.com)
二、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chinesenewsnet.com)
2007年6月25日，国家民委副主任吴仕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宣称：“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中最有特色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之一。”还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我们中国是团结的，我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好的，毛主席是英明的，没有搞什么民族自治共和国。”[6]这基本上代表了目前政府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看法。不断加剧的民族矛盾，只被看作是个别人的分裂阴谋的产物。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仅被政府看作是成功的，而且，被看作是中国的独创，和对当代世界的贡献。不难看出，中共政府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的自信，似乎可以和1970年代的苏共媲美。
事实上，中共在民族问题上，基本上只是效仿苏共，谈不上有什么根本性的独创。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中共曾跟着苏共高调支持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 [7]，建国之后，则同样模仿苏联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只是由于中国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使我们建立的是单一制国家，而不是像苏联那样的联邦制国家。
所以说，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和前苏联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我们都是学习前苏联，走的是完全同样的一条道路，只是由于我们的政治传统阻止了我们走得像前苏联这么远，所以在这条道的半路上停了下来。确实，我们没有搞加盟共和国和民族自治共和国，搞的只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但是，由于这一政治实践完全是按照前苏联的民族理论进行的，因而，在中国政治体制向宪政民主的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也必将引发跟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同样性质的民族矛盾。(chinesenewsnet.com)
民国时期，国民党在民族政策上基本上是学习美国，在族群的认定上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策略，认为中华民族包含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只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而五族只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宗族[8]，在政策导向上淡化个体的族群意识，而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竭力避免各族民众因族属认同的不同而可能导致的政治冲突。(chinesenewsnet.com)
中共执政之后，追随前苏联在民族认定上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30年代前苏联在斯大林的亲自主导下展开了“民族识别运动”，认定了100多个民族 [9]。而中国则从1950年代开始，模仿前苏联进行了同样的民族划分和制造工作，最终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将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原先边界模糊、自然融合的各个族群，人工划定为56个边界清晰的民族[10]，并相应地建立了5个自治区、33个自治州（盟）、120个自治县（旗）和1093个民族乡（苏木）（2005年底数据），许多地区还建立了民族村和民族居委会，从而形成了“自治区—自治州（盟）—自治县（旗）—民族乡（镇）—民族村（居委会）”的庞大复杂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行政体系。(chinesenewsnet.com)
霍布斯鲍姆是这样评价前苏联的民族政策的：“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曾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2000）中国的情况也与此完全相似。这一民族制度推行的后果，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强化了每个个体的族属认同。从此之后，每个中国人都必须清晰地确定自己是属于这56个民族中的哪一族，在每一次确定自己身份的登记表上，都不得不写上自己的族别，（一个公民假如由于出身上的混血，或其他原因不想明确地确定自己的族别，在法律上将不被允许。）在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刺激下，每个人，尤其是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被不断地强化。
而一个少数民族被正式认定之后，就由官方出面，为其规范和推广民族语言，编写民族历史，整理民族文化，培养民族干部和民族的知识分子，人为地加工和塑造出一个个少数民族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更为关键的是，在均质化的一党专政的政体下，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的公民比主体民族的公民的政治权利，会多一些，也不意味着党对他们的管治会少一些。恰恰相反，由于少数民族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离心倾向，（既然，它们已经被正式确认和塑造成和主体民族完全对等的独立的民族，这样的倾向的或多或少的存在就变得十分自然和不可避免），因此，党对他们从行为到精神上的管治，只会更加严密和严厉。也就是说，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这些基本政治权利来看，号称自治的少数民族的公民，一般而言反而只会比主体民族的公民享有得更少些。
那么，民族自治中的“自治”二字的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民族行政单位”的“自治”丝毫不意味着它拥有任何相对地超越党的统治意志外的更大的自主决定权，那么，“自治”二字就被纯粹从“自己人治自己人”的字面含义上来理解。所以，现行民族政策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必须由该少数民族人士担任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规定在其党政干部中该族人士不得低于某个比例，（比如70%）。
如此一来，所谓的民族自治问题，在现行体制下，就转变为如何培养更多听话能干的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的问题。按现行的自治标准，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假如 100%地任命该族人士担任各级领导干部，而这些人又能比汉族官员更好地听党的话，执行党的政策，那么，这个地方就达到了最理想的百分百的“自治”。当然，这样的理想状态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党总是会派相当数量的汉族或其他的外族干部去控制一个民族自治地方的最重要的实权岗位，同时，在该族的干部中总是会出现这么二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无原则地绝对服从党的指令，另一种倾向则试图保持本民族的自主性和本位利益。而党总是会重用前一派干部，让他们去和本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后一派则总是会遭到不断的打压和淘汰。
“自治”在宪政民主主义的语境中，是指一个地区的公民，在某些事关切身利益的重要领域内，可以根据自主意志制订法律和政策，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我们看到，几十年来，民族自治地方从来没有获得过这种意义上的自治权，党要它消灭私有制，它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党要搞人民公社，它就必须搞人民公社；党要反右，它就必须反右；党要消灭宗教，它就必须铲除千百年来为自己民族提供生存意义的宗教；党要它侮辱谩骂自己崇敬的宗教领袖，它就必须紧跟着党大声地侮辱谩骂。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存在任何制度性的安排，可以限制党的飞横跋扈的专断权力。
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的终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所谓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少数民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并没有得到任何增进，那么，将被外族人专制和虐待改为由本族人专制和虐待就没有任何政治进步的意义，更何况这些本族的统治者执行的政策，归根结蒂是由在遥远的京城里的外族人制定的，他们本身也是由外族人任命的，而他们为了取得党的信任，只会对本族同胞采取更为严厉的管治手段。
我们的基本民族政策，除了“本族人治本族人”之外，还有就是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优惠政策从理论上说，并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具的题中之义，但事实上却被广泛实施。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果然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落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在以完全由上而下的党的一元化统治剥夺了少数民族公民的大量政治权利之后，希望通过补偿性地给予物质上的好处的方法来换取对自己的认同。就像有的父母，为了让子女听话，就给子女买好吃的、好穿的一样，而他们要子女听的话，越是具有扭曲子女自由意志的强制性，父母支付的代价也就必须越大。
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涵盖面很广，包括计划生育上的照顾、考大学加分、升职升学时的优待，以及各种方式的经济上、技术上和干部上的援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等等。但是，由于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时，政府都不是根据受惠对象和其他人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根据其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进行的，因而，所有这些优惠政策，非但不能强化少数民族成员作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对自己的族属身份的认同，并将这种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因为他完全是依凭自己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才从国家那儿获取了这些好处。[11]
同时，这也很容易造成不同民族的公民在相互认同上的困惑。就如曾在西藏工作多年的徐明旭先生在文中回忆的那样，在一个单位中，汉人哪怕工作得很出色，但是，各种机会依然轮不到他，这就在他们心中产生了不公平感。徐明旭还提到，这种优惠政策甚至还扩展为“法律上的优惠”，比如，一个汉族的男子强暴了一个藏族的女子，和一个藏族的男子强暴了汉族的女子相比，前者被判的刑要比后者重得多，（在各种其他的伤害罪的判决中，也常常遵循同一原则）。这样判案的原意，无疑是为了抚慰少数民族，但它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它除了在汉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不公平感的同时，还把一个公民针对另一个公民的个人行为，变成了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的伤害行为，在少数民族公民的心中制造了一种被强势民族伤害的屈辱感和愤怒感，因此，一旦遇上类似的案子，少数民族公民常常可能变得不再关心法律上的正义，而会致力寻求一种最大限度的报复来挽回民族的自尊。
三、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党国不分的政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上造成的困扰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中国模仿前苏联人工划分和制造大量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按族别实施优惠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少数民族个体的族属意识，并将这种族属认同塑造成了民族认同，而不是族群认同，从而将其导向了危险的高度政治化的方向。
民族区域自治，将一个族体的生存方式和一块边界明确的土地，以及在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于是，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地族属意识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些政治追求：要求在一块更大的土地上实行自治；要求提高已经实行自治的地方的行政级别，比如民族乡希望升格为自治县，自治县升格为自治州，直至自治区还想升格为行政特区，乃至独立的共和国，因为，确实只有变为共和国一个民族才算真正实现了完全的自治[12]；一个少数民族假如被分割在不同的自治区、州、县之中，那么，它的被唤醒的民族意识，就会强烈地要求结束这种分割状态，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在已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人们会要求“真正的自治”，对本族人担任了多高级别的官员，在各级官员中本族人的比例是多少，自己的上司是否是外族人等等变得十分敏感，而这种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点就是，将实行自治的地方纯粹看作是本民族所有的，从而想从这块土地上将外族人全部驱逐出去；最后就是尽力地为本族人在各个方面争取更大的优惠政策。(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族群）的成员，生活在美国式的“大熔炉”政策下和中国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就会培养出内涵截然不同的族属认同，前者的族属认同是文化层面上的，认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或者共同的生活习俗等等，但是，在政治层面上，他将自己完全认同为共和国的公民，因为，他的全部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公民身份，而与其族属身份完全无涉；相反，在后者的制度下，他的民族意识被导向了对政治利益的追求，他的政治权利都来自于他的族属身份，而不是公民身份，因此，在他的政治上的自我认同中，他首先将自己看作是某族的一员，而不是共和国的公民。(chinesenewsnet.com)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这种民族意识，有一种不断地自我强化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这种倾向只是因为遭到党的一元化统治的遏制，才没有更加激烈地暴发出来，而一旦党治的外部捆绑消失的话，它的离心力立刻就会显现出来，这也就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当然，党除了用外部的强制力来约束各个民族之外，也力图在思想上培育各少数民族的个体超越于族属认同之上的国家认同，但是，由于现行政治体制的党国不分的弊端，因而，对国家的认同无法和对党的认同分离开来，而对党的认同又无法和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党的意识形态、政策，乃至党的领袖的个人认同分离开来。于是，历史变迁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政策和领袖的变更，对少数民族成员的稳定的国家认同造成了巨大的困扰。(chinesenewsnet.com)
我们可以以藏人为例，来分析一下，这种变更对藏人的国家认同所造成的严重困扰。在1950年代中共军队进入西藏，将其正式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之前，西藏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传统社会，藏人并没有明晰的建立在法理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太阳，因而，对达赖喇嘛的认同，构成了藏人的全部生活的重心。而在“平叛”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西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通过在藏人中进行阶级划分和暴力革命，在彻底重构了西藏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藏人的认同方式。(chinesenewsnet.com)
超越于民族认同之上，构建起来的是对“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共产主义”的认同；对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和方式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的认同；对领导人们实现这一理想的共产党的认同；最后，这一切都归结为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党和各族人民的共同领袖的毛泽东的个人的认同。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作为藏人生活重心和精神支柱的藏传佛教被共产主义信仰所替代，达赖喇嘛的位置则被毛泽东所替代。西藏在新的基础上被再次构建为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chinesenewsnet.com)
所以，我们看到，上述的认同方式的转变，不是按照现代政治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培养起藏人在法理基础上的对国家的理性认同，而是用一种新的对一个政教合一的领袖的个人崇拜替代了一种旧式的个人崇拜，假如说，二者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是在千百年的传统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而前者则是通过暴烈的群众运动和精神灌输，在短期内人工构建的。(chinesenewsnet.com)
这种新认同无疑是在血腥的暴力，和精神上的高压下塑成的，然而，就在许多质朴的藏民开始逐渐接受这种新宗教和新偶像，天天对着毛泽东的像顶礼膜拜，亲自动手拆除传统的寺庙，逐渐淡忘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时，执政党本身的思想路线和政策，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建立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毛泽东走下了神坛，而且个人崇拜作为灾祸的根源遭到严厉的批判和被摒弃。传统的宗教又被允许在藏人的生活中拥有一定的位置。不难想象，这一切在藏人的思想中，导致了多大的混乱。就如王力雄在《天葬——西藏的命运》中描写的那样，由于恐惧和赎罪的需要，那些曾经亲手捣毁寺庙的人，又成为在重建寺庙的过程中最卖力的人。而达赖喇嘛在许多藏人的心中又开始恢复了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崇高地位。(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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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执政党的部分领袖，对在从社会主义改造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党对藏人造成的诸多伤害充满愧疚和同情，因此，在治藏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怀柔和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藏人的许多权利得到恢复，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是，由于党国不分的政治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制度没有变，加上长期的高压政策放松之后不可避免的反弹，藏人在获得更多的自由的同时，地方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而对党国的认同程度反而不断削弱。(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看到，胡耀邦虽然怀有对藏人的真诚的善意，但是，其治藏的思路依然没有跳出民族区域自治下的“本族人治本族人”的窠臼，他希望通过让汉人大量退出西藏，和提高藏人在各级干部中的比例的方式来增加藏人对党国的认同，而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在反思了胡耀邦的“自由化”政策与西藏1980年代末的骚乱之间的关系之后，执政党的治藏政策（包括其整个民族政策）调整为：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则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短期地和外在地看，这一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政治上的强控制，藏区在一段时间内变得稳定了，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如何培育藏族公民（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它只是暂时被强制性地压下去了。随着经济增长导致的藏人的自主性的不断增强，不可避免地这一矛盾又一次尖锐地爆发出来。(chinesenewsnet.com)
笔者在《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建议――就执政党政治哲学的转型致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公开信》一文的结尾，反驳了将目前中国的社会矛盾都归结为人均1000至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认为一旦超过3000美元，所有尖锐的社会矛盾都会趋缓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预言超过人均 3000美元之后，国家和公民之间的相互认同无法塑成的矛盾：即“国家的构建方式和使用暴力的逻辑，能不能得到公民们的理性认同，以及公民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能不能得到国家的制度化的承认”，也就是“执政党的自我认同方式，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运作的逻辑，和一个现代公民的自我认同方式之间不能耦合而产生的冲突”，将随着经济的增长日趋激烈，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藏事件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矛盾，在少数民族公民和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提前爆发出来。无疑，这一矛盾最终只有在执政党通过政治哲学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得以解决。而作为准备性的工作，下面我们打算对这样的妨碍少数民族公民的国家认同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是建立在怎样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加以进一步的分析。(chinesenewsnet.com)
四、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以及如何培育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chinesenewsnet.com)
当我们通过分析，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苏联模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弊端，认识到这一制度必然会驱使少数族群的成员，将自己的族属认同置于公民认同之上，从而引发各种无休止的危险的政治冲突之后，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喜欢选择这样的制度呢？(chinesenewsnet.com)
有些学者看到，斯大林在1930年代、毛泽东在1950年代都如此热衷于人为地划分和制造民族，就将这种制度的选择首先归因于独裁者的政治虚荣心。确实，当一个人作为掌握绝对权力的领袖被人歌颂时，与被称为“五族人民的领袖”相比，“56个民族的共同的领袖”，或者让人觉得民族多得数不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无疑听上去要辉煌壮观得多。而且，由于在党国体制下，不管制造出多少人工的民族来，它们都要服从党的一元化的绝对统治，因此，在党的领袖看来，在这样没有现实的分裂危险的前提下，制造的民族越多，就越能显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乃至政治意义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13]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党国的领袖手中掌控着越是坚固的绝对权力时，就会越是倾向于去制造更多的民族。(chinesenewsnet.com)
但是，党国领袖的政治虚荣心只是这一制度得以生成的表层的原因，当我们看到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在民族问题上都采取这一制度时，就不难发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制度，事实上深深地植根于共产党国家得以构成的最基本的政治哲学：集体主义和唯物主义之中。和宪政国家建立在个人主义，即每个公民个体和国家的契约之上不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在某种前现代的集体主义原则之上。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看作是建立在56个民族的自愿联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所以，在政治上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平等，而不是不同族群公民的个人权利的平等。(chinesenewsnet.com)
在单一制国家内部强调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听上去似乎很公正，但事实上不管是从法理上还是实践结果上看，都存在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从法理上看，平等这个概念只是对具有人格的个体而言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和可能实现的，而民族或族群只是个人的集合体，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人格，因而就根本无法从法理上去实现所谓的集体之间的平等，这事实上正是哈耶克所一再批评的将集体拟人化的社会主义谬误的又一次典型反映；从实践结果上看，不恰当地强调所谓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后果是，不断地刺激和强化着少数民族公民的民族意识。一边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民族，另一边是一个几百万、几十万人口的民族，你不管怎样做，后者都会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和前者在政治上相比是弱小的、不平等的。而且，确实，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同民族（假如以民族为单位来衡量的话）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chinesenewsnet.com)
我们看到，俄罗斯正是由于吸取了以往在民族问题上的沉痛教训，在完成宪政化改革后，才在新的宪法中，将以往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提法，改成了各族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所以，和我们长期以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集体主义偏见正好相反，事实上，一个国家假如建立在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就是建立在纷争和动荡之上，相反，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的权利契约上，一个共和国才能真正地建基在磐石之上。(chinesenewsnet.com)
仔细分析下去的话，我们还可以发现，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之所以会根据一个个体的族属身份的不同，在政治上对其加以区别对待，又跟其哲学上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倾向密不可分。一个宪政国家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先验论和唯理论的基础上的，它相信每个个体都天生拥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基本权利，个体之所以拥有这些权利，是基于某种永恒的先天法理，而和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性的处境和身份毫不相关；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哲学则是建立在经验论和唯物论的基础上，建基在先验哲学基础上的普遍人性和基本人权，在其看来纯属一种抽象的虚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个人的政治权利只可能来自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某种阶级的或族群（民族）的身份。(chinesenewsnet.com)
所以，在这种政治哲学看来，当一个人纯粹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他并不因此而具有任何的政治权利，只有当他作为现实社会中，某个特定的集体（民族、阶级、政党）的一个成员时，他才拥有和分享了某种政治权利。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个体赖以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东西，和在宪政条件下，公民赖以结合成一个共和国的东西之间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前者是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习俗和文化等经验性的存在，因此，不能分享一个民族的这些基本特质的个体，在一个建立在前宪政的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中必然遭到被排斥和边缘化的命运；后者则是超越于变化不定的经验因素之上的恒久的权利，只有一个建立在这种超验权利之上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自己所有的公民，和获得超越于经验变化之上的坚固性。(chinesenewsnet.com)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人工地制造“民族行政单位”的做法，同时也是哈耶克所批评的用一种僭妄的“构建理性”去设计社会工程的“致命的自负”的一种体现。我们看到，当用去政治化的方式将少数民族改变为少数族群的观点提出来后，持传统观点的学者反对的理由是，从部落到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这一自己设定的单一进化公式出发，他们不理解族群到底算什么东西，在他们看来，用人工的方式去制造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是在按照“历史规律”帮助一个个人类群体在实现自己的进化，相反，通过去政治化的方式将民族变为族群则是一个倒退。(chinesenewsnet.com)
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多民族条件下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又给每个民族以完全的政治上的自决权之间的矛盾。或者说，这个矛盾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一方面每个民族都拥有完全的政治上的自治权，另一方面又必须完全地服从一个维系单一制国家存在的政党的绝对统治，从逻辑上说，要使这两者不矛盾的唯一可能就是，各民族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绝对服从党的统治，而党的统治意志正好和各民族的政治意志完全同一。所以，就如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样，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最终结果，非但没有给少数民族的公民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和一般威权体制相比，反而更增加了精神领域的专制带来的虚伪和矫情。少数民族的公民非但并不拥有更多的政治上的自治权，而且还必须不断地宣称，自己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治权，只是出于自愿才完全服从党的绝对统治，党的意志总是天然地代表和反映着本民族最真实的政治意愿。(chinesenewsnet.com)
综上所述，在我们看来，对一个由多族群构成的大国来说，解决族际矛盾的恰当的方法，不是将这个国家建筑在一种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建筑在个人主义的每个公民和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因为，一种缺乏明晰的个人权利观念的集体主义的民族主义，必将在这个国家内部制造民族间的分裂，在外部则引发和其它国家的冲突和对抗。极权体制下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由于制度性地不断塑造和强化着少数族裔公民的高度政治化的族属意识，因此，总是会一方面在客观上不断地为民族分裂主义倾向提供着顽强的精神资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另一方面，为了在现实政治中维系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则不断地强化一党专制和极权政治，这一制度所内含着的尖锐矛盾将会引发无休止的民族冲突和社会震荡。(chinesenewsnet.com)
而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在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契约之上，每个公民才会在追求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对等地承认他人的权利，不同族群的个体才可能超越各自不同的族属身份相互间认同对方与自己完全平等的公民身份，同时维系对一个平等保护每个个体权利的法治国家的理性认同。在这样的政治构架下，每个个体在政治层面上拥有完全同质的公民身份的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则可以真正自由地保持不同族群的特质和多样性。所以说，按照宪政民主主义的原则，对党国体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以重构，才是最终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chinesenewsnet.com)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代，以西藏问题为代表的民族矛盾一度十分尖锐，1990年代采取的经济上优惠，政治上高压的政策暂时压住了这一矛盾，但是，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8年3月的西藏事件标志着民族问题再度变得尖锐起来，并进入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怎样理解和界定这一系列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民族事件的本质，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种肤浅和轻率的观点认为，这些矛盾完全只是由类似达赖喇嘛这样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挑动起来的，因此，只要通过专政手段消灭这些分裂主义者，或者用消极的方法将其“拖死”，西藏问题（或其他的民族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种目前可能在执政党内占据着主流的看法，事实上正是笨拙的党国体制面对危机时的本能反应。(chinesenewsnet.com)
现代管理学告诉我们，一个组织在面对一系列危机事件的挑战时，一种错误和低级的应对方法就是将其看作是与自己无关的偶发事件，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各自应对，或者通过将其归为敌人的阴谋的方式来逃避反省自己的责任。而一个成熟的组织遇到危机时，则总是像儒学所说的那样，不是矛头对外，而是反身求诚，总是寻求通过使自身得以改进的方式来化解和应对危机。而越是一个伟大的管理者，就越是具有一种由微见著的先知般的洞察力，他总是能从反复出现的危机中，洞察到组织得以构成的最核心的理念中存在的矛盾和缺陷，从而通过推动对组织进行深刻的改革，来使其变得更为合理和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chinesenewsnet.com)
我们认为，不断再现和日益加剧的一系列民族事件，对党国这一组织来说，绝非无关大局的偶发事件，而是其深层矛盾的必然反映，它深深地植根于被称为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之中，植根于党国得以构成的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等最基本的政治哲学理念的偏颇和缺陷之中。从总体上看，国家如何应对这一系列的危机，存在着二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道路是继续坚持原有民族政策，一方面在理论上高调宣称，在一块特定的区域内实行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是一个族群在政治上获得应有尊严的惟一正确和可能的方式，另一方面则不断强化党对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精神上的极权统治；另一条道路则是上述的通过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方式，在宪政民主的框架内塑造少数族群公民对国家的理性认同。(chinesenewsnet.com)
应该看到，这二条道路，二种不同的民族理论都有着自我实现预言的能力。一旦我们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么，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就不得不听任党对全体公民，特别是少数族群公民在行为上和思想上实行日益严厉和全面的控制；同样，假如我们坚持将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小开始就教育每个个体在政治上将自己的公民身份置于族属认同之上，那么，我们将会发现，在文化上，在社会生活中自由地保持各个族群各自特质和多样性的前提下，塑造各个不同族群个体的一种完全同质化的公民认同，是一件十分自然而然的事情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朱熔基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袁剑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 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 “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 “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 “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 “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 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 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 “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 “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 “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熔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熔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90年代中期朱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能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25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 “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型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复活并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25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 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 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它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它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它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着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着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 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 25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它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 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它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着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 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 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 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它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着。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虑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它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90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 “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着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它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它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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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8-08-01 07:51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0209
2003年5月6日，由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合并而成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挂牌。这个不动声色的挂牌仪式，同时标志着两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是从1949年开始的计划经济时代，另一个则是从1978年开始的延续了25年的改革时代。
对于带有“命令和强制”色彩的计划时代的消失，人们可能不会感到意外，但对于一个被经济增长渲染得如日中天的改革时代的淡出，人们则多少会有些突兀。不过，新机构的名称已经明确无误的将这种时代切换昭显出来。虽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上还保留着改革的字样，但秩序已经颠倒。“发展”在前，“改革” 在后。联想到“计委”和“体改委”在自己的时代呼风唤雨的日子，这个名称上的变化显然不是“不经意”的。对于体改委的隐退，非常了解中国改革的经济学家石小敏这样评论到：“迄今中国的20多年发展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十多年是改革，后十年是转型。前一段，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需要有一个宏观调控部门来指导和协调各方面的利益。而在后十年，改革呈现多元动力推进的局面。体改委能起到的作用自然越来越小。”
然而对于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来说，在“发改委”这个名称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他们对中国改革形势更加乐观的理解。在他们那里，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毕，接下来的就是不断完善的技术性修补工作。对时代的这种判断，充分体现在了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从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仅有一字之差，即由“建立”变为 “完善”。在体现执政连续性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新一代领导人对现有体制基础的信赖。这个被简称为“新五十条”（对应于10年前的老“五十条”）的《决定》中罗列详尽、条分缕析的专业表达，更彰显了新一代领导人越来越浓厚的技术官僚色彩。一位海外的评论家也注意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这个特点，他说， “24年前的‘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这次的意义恐怕更多的在于技术层面、经济与社会层面，可能没有太多很深刻的政治意义；不过没有太多政治含义与影响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桩好事。”没有理解错的话，这位评论员是在批评中国引为传统的“泛政治化”倾向。不过，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统印象仍然停留在20多年以前，与中国今天的现实颇多不符，甚至刚好相反。实际上，自从1978年之后，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的恰恰是 “泛经济化”的倾向，或者更加准确的描述是：公权的商品化潮流。中国政治对经济的控制不是消失了，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有力的方式存在着。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加难以溶解的体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建立”的乐观判断相比，这可能更加接近问题的真相。而这种具有自我加强能力的 “权力经济”体制，就是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准备的舞台。如果不改造这个舞台，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审慎、渐进、温和等等技术官僚与生俱来的性格优势就可能反过来成为束缚他们的致命弱点。这种命运，在他们的令人尊敬的前任朱熔基那里已经被悄悄的证明。
与外界普遍的印象相反，具有超凡魅力的朱熔基先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官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事务性”官员。这并非朱的过谦之词，而是十分清醒的自我评价。纵观朱在 90年代初期主政中国经济以来的表现，朱扮演的实际上是一个“救火队员”，从“清理三角债”，到“经济软着陆”；从“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朱熔基的英雄时代始终被局限在一个既定的体制舞台上。只不过，体制舞台的局促被朱熔基的个人光芒掩盖了。朱熔基的个人魄力、智慧、信仰以及超群的行政管理能力是如此迷人，以至于一位外国政要干脆撇开所有带有主观色彩的形容词，以不容置疑的客观标准评论朱：智商200以上。在共产党的领袖中出现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是非常罕见的，这不仅让西方人感到惊异，更使已经对政治人物形成了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欣喜。如果在整个90年代中国政治中有什么明星的话，那就非朱熔基莫属。但可能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英雄期待，导致了我们对体制和时代的错觉。这种错觉由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变得十分“真实和可信”。不过，错觉毕竟是错觉，朱熔基最终还是亲自证实了这一点，虽然他表达得很委婉。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注意到，这位最接近西方民选政治家的领袖，在他作为总理的第三次记者招待会上，已经变成了一位“不了解情况、自我祝贺的总理”，这与他刚刚出任总理时发誓要“闯地雷阵”的政治豪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在听过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后，连“最玩世不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都感动了。不过这家富有盛名的西方报纸忽视了另外一个寓意更加深刻的细节。早在前一年（2000 年）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总理就已经露骨的抒发了他的无力感，他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之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熔基还是办了一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在一如既往的幽默与谦虚中，朱显然没有克制住他对体制的无奈。一位现代中国的总理，最高的自我期许仅仅是“作一个清官”，足以反衬中国政治的真实现状。朱的这段自白，一方面流露出他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与体制的依存关系。中文里 “清官”的意思其实可以翻译为“依靠坏体制作好事”的官员。以这样一个古老的标准的来衡量，朱无疑是现体制中最杰出的“清官”，但清官一词本身的含义则界定了朱在行政上的最大边界。换句话说，朱并不是以体制本身作为改革目标，而是以体制赋予他的权力作为凭借，在现有格局中最大限度进行资源调整，以维持经济平衡和经济增长。90年代中期，朱熔基通过金融、财政权力的上收成功的调整了中央与地方严重失衡的关系模式，就是朱式执政思路的一个典型范例。事实上，这也是朱熔基任内最为大胆的一次体制改造行动。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朱熔基虽然暂时控制了泛滥的分权模式，但却没有能够稍微改变传统政治权力本身。这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末期，中央政府以及各类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取代地方政府而成为盲目投资的主角的真正原因。准确的说，朱熔基在整整十年中所作的全部工作，都是在开掘现有体制的资源，以全力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就这个有限的目标而论，朱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他毕竟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维持十年之久，并基本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朱熔基唯一一次触及政治体制边界的改革，是他发誓要完成的机构改革任务（这实际上仍然一次意义有限的具有传统特色的 “精兵简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即便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事务性目标”，朱熔基也只能铩羽而归。显然，不管朱熔基具备如何卓越的个人才能，但在现存的政治体系中，他都不具备改造官僚体制的足够权力资源。从这个角度观察，朱熔基将自己自限为一名“事务性官员”，并将自己的目标完全设定在经济领域，的确是非常 “聪明”的谋略。然而一个严酷的事实是，朱已经按照一个清官的理想将现有的体制资源挖掘到了极限，后来者如果萧规曹随，依样画葫芦，恐怕就只能南辕北辙。事实上，在主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岁月中，就连朱熔基本人也已经无法按照原有的路径继续前进了。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朱熔基掌管中国经济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国GDP完美保持前20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完全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绝对贫困化如此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以中国的舆论管制程度，如果某个问题被允许在公开媒体上讨论，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不过，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是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是不是本身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根源。虽然朱熔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维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上，但说他没有注意到并采取措施改进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准确的。在朱熔基内阁的最后一段时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国有股减持事件。对于很少教条思想并经常对经济学家冷嘲热讽的朱熔基来说，他推动国有股减持并不象经济学家“窃”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是有着十分实用的目的：为社会保障资金筹集资金。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热心及坚决表态上看，朱熔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紧迫性。但这个过程在中国股市中激起了巨大的反弹。仅仅半年之后，朱就以“本届政府任期已经有限“为由，决定将国有股减持问题留给下一届政府。如果说90年代中期朱熔基的政策还是在下面遇到抵制的话，那么在他任期的最后阶段，他的政策似乎已经很难走出中南海了。这无异于表明，一个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体制正在不由分说的剥夺中国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改革的方向盘已经易手。无论他们多么出类拔萃，也无能他们在民间享有多么巨大的声望。而对于持续了将近25年的中国改革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声正式终结的下课铃声。因为一个被悄悄培育了20多年的体制已经长大并站立起来，从此之后，它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逻辑改造这个国家，再也不会理会个别领导人善良的道德意愿。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誓言要建立的那个市场经济吗？是我们在20多年之前期望的那个民主自由、繁荣均富的彼岸之国吗？
在一次纪念 “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0多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现实的麻木。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的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5年的磨合，已经被完全融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两种体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是一种完全成熟了的体制，它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更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我们早就回不去了），而是走上了歧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已经完全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当大多数人（像那位经济学家一样）仍然沉浸在未来的想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到达了终点。不幸的是，我们经过20多年辛苦跋涉所到达的这个终点，并不是什么美丽的“新世界”，而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旧朝代的翻版。王亚南先生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在它那部研究中国官僚体系的开山之作中提醒我们，中国源远流长的官僚政治体系有着神奇的亲和力，它可以与任何体制相互融合。它既可以与古老的小农经济，也可以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相结合；它既能够将儒释道汇于一炉，也能够将现代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杂糅并蓄之后，自成一体。而当今世界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自然同样不在话下。这或许正是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以降，能够绵绵延续2000年的关键原因。正所谓“2000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这一轮迄今为止延续了25年的改革，是一个以旧的官僚体系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必然指向官僚体系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革命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改革的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体系凭借完全不受约束（注意：不受约束的最强有力的理由是稳定）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肆无忌惮的参与他们心目的“改革”。显然，这对于中国改革来说，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本质上的败坏。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在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型构“新”的体制。在中国的中介组织的建设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旧灵魂是如何借助新“肉身”而复活并繁殖的。90年代初期之后，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官僚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脱胎于官僚体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而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各种“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势被延续下来。江苏某个城市的一位税务师事务所的董事长曾经向我夸耀，他那只有几十号人员的事务所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此人原来是该城市某税务分局的一名即将退休的官员，在刹那间变成了董事长的同时，也刹那间拥有了巨额个人资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以专以苛捐杂税为能事的役吏形象。这种真相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官僚权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是如何以一种新的面相在中国社会中繁衍复制的。在旧的官僚权力没有得到丝毫改变的同时，国家官僚权力通过新的面相向社会各个领域延伸、渗透，并寄生在新的宿主之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脉相承的旧式官僚体系具有多么惊人的适应性。我们这一代人曾亲眼目睹并欢呼过中国“官本位”的式微，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惊讶的发现这个古老的怪物带着嘲讽的笑容回来了。这个怪物的凯旋是完美的，它不仅自己完好无损的回来了，而且带回了它丰盛的战利品：“官商”本位和“官学”本位。其所到之处，几乎攻无不克。我们不是回到了1978年之前，我们是回到1949年之前。最为要紧的，可能不是中国的官僚体系及其合谋者以改革的名义攫取了多少利益，也不在于他们是否已经完成带有抢劫性质的“原始积累”，而在于在盗取了改革合法性的同时，“新”的旧体制的意志已经完全取代了改革的意志。如果这种意志是体制性的，那么，以少数精英构成的上层分利集团对中国社会的抽取就是无止境的。90年代后期，尤其是新千年开始之后的几年中，我们发现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的“存量”改革中表现出了与他们的职能极不相称的“积极角色”，从房地产开发到国有资产改革，一个本应保持中立甚至保守立场的官僚体系，却一跃变成了最活跃、最积极的“改革”动力。除了看得见的财政压力之外，看不见的应该是官僚体系巨大的利益冲动。中国官僚体系这个越来越反常举动表明，中国改革不是进入了什么“存量”阶段，而是进入了“瓜分阶段”。一个“新”的旧体制正静悄悄但却疯狂地运转着。然而，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以现代标准衡量，作为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官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自利倾向的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正在面临这样一种前途，那就是中国的官僚们将这个国家变成“官僚的中国”。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该是我们第N次面临同样的历史处境了。
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找到正确的办法，悲剧和灾难在所难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的拨向了另一面。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25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 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 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它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它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它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着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着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 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 25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它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 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它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着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 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 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 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它章节加以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着。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虑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它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90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 “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着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它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它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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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08-08-01 07:51
专题: 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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