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英氏家族的成功奥秘: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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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2010.004期封面
英敛之
本刊编辑部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自他曾祖父英敛之开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饭”。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早期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大学问”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曾经与他合作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赞叹，“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胶结着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锋的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在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统统属于“化外”之“蛮夷”，理当匍匐在中国脚下。乾隆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来使团，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使节，乾隆皇帝的回应之傲慢，既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帝国，也因为视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无知，“其实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我这儿啥都不缺，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临下地对着它发话的那个英国，当时正开足马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快就会从膜拜变为蔑视，“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这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令人钦佩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大学之初，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辅仁的创办，“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鲜明地显示了他的独立意识。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诚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一直存在，令有识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对于中国戏剧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他的用意是在文学艺术这个小范畴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对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说，“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从大众最熟悉的英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华，有如神助地从英敛之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身上。英达不无自负地说，智力方面，“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儿子、11岁的英如镝能够成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氏家族 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
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天主教会威逼利诱的做法使其在华信徒人数一度远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坚，社会影响力欠缺，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名，英敛之坚持取“辅仁”，典出《论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
英若诚与吴世良在意大利
英宁和父亲英若识
英若诚
我为什么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合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1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他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不以为耻，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之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惟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英达、英壮、英宁哥儿几个轮流值守。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还有一次英达刚走进病房，他激动地对儿子高喊，“唉！你来了！他们(护士和大夫)都是外国间谍，我跑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他们哥几个成名后，在天上晕了没两天就落地了。英宁说英达跟自己说过好几次，“有时想想我真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真没达到。”
英宁小时背不下课文，父亲就拿爷爷英千里的博闻强记激励他，“确实觉得自愧不如，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
“不骄，不躁”是英宁总结的家族传统：不骄，是因为跟老几辈差太远了，“不敢骄傲，但求无愧对前贤，这是家族历史给我们的动力。”不躁，是因为打爷爷去了台湾之后，一家人就开始过苦日子。用英壮的话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抬不起头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帽子”。英宁笑着说，“我们英家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英壮直到上高中才对自己的家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小时候，家里人都不爱说这些，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个家庭的历史并不光彩，二是怕小孩听了出去乱说惹祸。”
小时候他问父母，“我怎么没有爷爷呀？我爷爷在哪儿呢？”爸妈都支支吾吾，后来他写剧本就用这个素材编了一个段子：
“我爷爷是怎么回事？”
“爷爷？爷爷，当然，一般人都有爷爷是吧。你呢？也应该有。有归有，但是不好说。”
英达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惨，祖业被挤占，一家四口被撵到一个9平米的小屋里。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下班回家都很晚。他要照顾妹妹，还要做一家人的饭，“据他们说，我7岁的时候自己杀过一只鸡。”
1968年出生的英宁是英家他们这一辈年龄最小的男丁，他热情爽朗，心直口快，自封“英氏家族总联络官”。海外亲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安排吃住，张罗饭局，这些都是我的事儿。”
国门打开之后，他们家与海外的亲戚渐渐联系上，“中国人就爱串糖葫芦嘛，家里有个海外亲属，就会一个一个往外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他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镔(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宁哈哈大笑，“我们这两代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老英家从一个文化世家变成了梨园世家。”
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运动天赋出众，9岁时作为主力和北京“虎仔队”的队友们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全球规模最大的12岁以下少儿冰球比赛)中夺冠。
英达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小家伙现在是芝加哥使命队青少年俱乐部的队长。英达坚信儿子将来能成为出色的职业冰球手，影响力会超过姚明、丁俊晖。为了培养好下一代，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国内国外来回飞。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接受本刊采访时，英壮正把自己关在京城一家小旅馆里修改《地下交通站2》的剧本，英宁自编自导的新戏《桂花打工记》今年春节前后也要播出了。
英宁在他们家的阳光书房里给记者翻看家庭老相册，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英敛之的墨宝：“文辞清妙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他笑呵呵地跟老人家开玩笑，要父亲英若识为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糟糕的家庭出身、复杂的海外关系让英若识他们这一代很长时间都不敢大声说话。英宁7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在家里压低了嗓子议论什么事情，小小年纪忽然冒出一句话，让一屋子大人都愣了，“爸，别乱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啊，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的环境多宽松啊！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天赋去发展，”英若识的总结非常经典，“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他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畸形的，现在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什么样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命运！”
英家三兄弟片场合影，左起为英达、英壮、英宁
英达 英家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算是假“假洋鬼子”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英达的“雨林山庄”坐落在北京西山余脉的一个山坡上，最早买下这块地的是他祖父英千里，他父亲和几位叔叔小时候，每年夏天跟着大人从城里来到这里避暑。
2001年开始，英家开始重建这处家宅，2003年建成。本刊记者采访英达这天，赶上北京4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立于坡顶的山庄是观赏北国风光的理想所在。
英达的朋友为我们开门，屋内一派春意，处处见绿，墙纸都是层叠的绿叶图案，中庭垂下串串藤萝，沙发也是嫩绿色的，烟灰缸则是一片琉璃质地的树叶，旁边趴着一只塑料小蜘蛛。
主人还没露面，先看到他的画，灯罩上几只七彩鹦鹉，以及卫生间里的猫头鹰等各色灵动如真的小兽禽鸟，落款都是“yingda”。
山庄主人从二楼赤脚下来，全然没有他的经典作品《我爱我家》里的那份家常亲切，也没有他塑造的那些银幕角色的滑稽世故。坐言立行中，有的是一个世家子弟的轩昂、悠然，一个聪明人的自得、骄傲，还有一个自我期许极高者在理想与现实落差前的自嘲。
西方文化
英家人攀援上升的另一面墙
人物周刊：在你的几位前辈中，你最钦佩谁？能给他们排一排座次吗？
英达：当然可以啊，最杰出的、最出类拔萃的，那肯定是我曾祖父英敛之先生，其他人跟他不能比。他是从一个贫民之家走出来的，他父亲是个摇煤球的，最后他达到那样的成就。
一个人从山沟里爬上来，跟你本来就在半山腰，甚至都快到山顶了，那怎么比啊。英家后来所有人都是在他的成功之上，继续了这种成功没有跌下去而已。我爷爷相比曾祖父就要弱一些，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是他确实没有什么开拓进取、继往开来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你父亲英若诚先生？
英达：可能我父亲是第二杰出的，他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助力，得益于家族。他兄弟姐妹9人，只有他进了圣路易，从教会学校长大，学会一口纯粹英文，他接受的文化教育都是非常西式的。他常给我讲一个道理，一个人想成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如你面前有一面墙让你这么徒手爬上去，墙上要没有几个附着点，像攀岩似的，根本不可能上去。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由于有了外语，有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面墙，就可以在中西两面墙之间借力，蹭蹭蹭这么着就爬上去了，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呢？
英达：我的一生还远远没有过完，不能加入评判的行列。但是我肯定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英达：我的早期教育太糟糕了，我7岁多父母就双双进了监狱，“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17岁了，在“文革”当中，根本谈不到受过什么教育，这个肯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虽然相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混得比他们还强一点，也混进了这么一个深宅大院，让人觉得你似乎很成功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成功是假的，是因为其他人更差，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
人物周刊：你们家族用你父亲的话说，都是吃洋饭的。
英达：对！假洋鬼子！二毛子！
人物周刊：就像你父亲说的，你们借助外语的另外一面墙，中西之间相互得力，然后可以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你觉得你们家族可以作为一个中西交流、中西冲突的样本吗？
英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这样的假洋鬼子很讨厌，洋人的事他并不真懂，甚至连他的英语发音都是错的，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这就得算是假“假洋鬼子”了，这种人毁坏了我们假洋鬼子的名誉。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如果彻彻底底就是国粹，一门心思关起门来当国学大师那是没有希望的。即便是毛泽东，他都焦急地想学外语，有过好几个外语老师，最后他没有学成，并不代表他心中就非常非常得意于国粹。
我甚至觉得中国的优秀人物都会在这个前提之下挣扎，哪怕王朔那样的人，完全感觉是一个北京痞子，外语这事跟他不沾边，实际上都一直偷偷地学外语，早早拿了绿卡。我们那些个在电视上屏幕上使劲唱我们中国崛起了、这好那好、我们中国娃就爱吃小葱拌豆腐，这些人的孩子都在英国偷偷念书。
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个相当的高度不光是在一代人当中要精研——从外语水平到国学水平，都达到一个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还把这个任务传递到下一代，下下一代。
想成为精神贵族或者知识、文化上的贵族，一代人根本成不了。我觉得我们家这几代人都是做得挺不错的，几乎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人物周刊：你总结过你们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吗？
英达：(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个提法。什么叫核心价值？我觉得那是很肤浅的、座右铭似的东西，都是年轻人记在笔记本里的放到床头的那种东西，或者写成芝麻卡送给女朋友，跟我们家族相差太远了。
如果非要总结，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对，学外语！就这3字。前几天梁天的儿子要考大学了，问我，我是姑父，问我选什么专业？选什么专业？外语！别的专业最后都会后悔的。能在大学里学4年，而且这一辈子老有用的，只有外语没有别的。
做任何事都一骑绝尘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都说你是他们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跟人交流时有智力优势吗？你测过智商吗？
英达：那是肯定有的。至于测智商，我自己就是干这个的，我学心理学的，测智商的那套模式，是心理学家弄出来的。我没有那样测算过。我属于那种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我跟别人一起起步，我最后都会是一骑绝尘的那一个，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这个特点，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我是个聪明人。
人物周刊：你遇到过比你聪明的人吗？智力上遇到过对手吗？
英达：单项上有，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我儿子非常厉害，也是一学什么就成，而且只要跟别人一块开始的，他一定是最好的，他将来比我可能更突出一些。
人物周刊：你对你儿子有让他超越前辈的期许吗？
英达：有，如果他能按照现在的水平发展下去，他无疑会超越我们。他将做的也是开拓性的工作，他打冰球，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体育项目上，达到像他目前已经达到的高度，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并且一直保持这样领先势头的话，他将是世界前几位的优秀选手。
人物周刊：家族文化对你的影响和陶冶深刻吗？
英达：我自己就是他们影响之后的结果，我还会把这种影响继续传递下去。
这种影响，它过于完美，存在于每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里，一般人的认知如果到这个水平(以手比胸)，我们家直接给到就是这个水平(以手比头)，换句话说，你很难再跳出去，除非你遇到比这个再高的人和事儿。
我们家的知识系统、幽默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很难再攻破的东西，这就使得你原有的知识和品位系统很难被移动，我的很多东西也会传给孩子。
人物周刊：你讲到你们家的幽默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英千里先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
英达：我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上课的时候经常笑声不断，旁边的老师都会绕过来看一看，这屋里怎么了？我最早做老师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下了课回到教师休息室，别的老师都不无嫉妒地说，英老师那个屋里跟听相声似的，学生哗哗都乐。我觉得这是我最早的脱口秀或者主持节目吧。
但是我现在这种幽默不会是从英千里那里直接来的，因为根本没见过。我接触到的家族里的长辈或者同辈，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几位叔叔，包括英壮、英宁也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们之间也有微小的差别，语言方式上，知识系统上。但是总体上来说，幽默是一种相对来讲更大的智慧。你不比别人聪明一块儿，你不比他的思维领先一块，你怎么幽他一默？好比大家一块出门，都溜溜达达往山下走，你必须跑到众人前面，然后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绊他们一下，这就是你的幽默。
我跟他人谈话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似乎是在跟他一起往山下走，谈话的主题都是他，我可能忽然说一句评论，问一个问题，观众就大笑了。其实这时候就是我用语言绊了他一下，这种绊往往是善意的，谈话对象不会为摔一个大跟头跟你急。
人物周刊：你父亲在文化部任职那几年，你感觉他对官场适应吗？
英达：不是很适应，我看到官场里的他，也是挺失望的，但是他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为什么用失望这个词？
英达：在他的领域里，他是一个无比高大的人，没有人能超越他，但他在官场上，被等级划分得清清楚楚。我跟他去过一些场合，觉得心里非常不舒服，那不是我们的世界。我觉得我父亲那一代人，总是希望自己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人。其实他跟我爷爷当官，都是违背祖训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7岁到10岁的磨难对你的性格有影响吗？
英达：当然有！好的坏的都有。早期教育的影响远远超乎后来，因为后来都是在早期的基础上长出来的，后面再盖多少层都是靠着底下的地基。如果非常粗线条地说，坏的东西肯定使得我这个人往消极的，甚至可以说多疑的方向推进了很多。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肯定要比现在积极向上一些。
正面的影响就是，我那么小就已经经历过那样的打击，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打击是我受不了的。很多人说英达他得多自负，如果说有一个重大打击忽然落下，他哪能受得了。其实我什么都受得了，我最差的时候都有过，这算什么。
再出一个《我爱我家》不可能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基本不做导演了，只是主持节目，客串一些影视角色，还有打算拍出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好作品吗？
英达：不行。现在条件不合适了。喜剧是需要宽松环境的，现在再拍一部，不用别的，笑料尺度和《我爱我家》一样的，政治上都通不过。《武林外传》这个片子的成功并不能打开一个类型，就好像大家正在琢磨该种点什么、吃点什么，有人打下从天上飞过的山鸡，不可能大家最后都说，这太好办了，咱们天天都打山鸡吧！哪有那么多山鸡可打啊。
有很多东西碰不得，比如说某个类型或某种职业的人物，包括外国人、残疾人、宗教人士，包括下岗女工、三陪小姐等等，这些都不能碰。喜剧是最难弄的，创作环境这样苛刻，怎么能指望创作出喜剧呢，创作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痛不痒。所以整体来说，喜剧没什么搞头。
人物周刊：你演过的角色里，很多观众最喜欢的还是《围城》中的赵辛楣。大家都挺遗憾的，你这些年也没什么好的角色。
英达：最早做演员，做的时候着急，看着剧本很好，台词也不错，瞅着那导演他似乎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本子，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什么。你想帮他讲一讲吧，他还很不高兴：咱俩都一块演戏，凭什么我老照着你说的走，是不是你想把台词包袱弄到自个儿那儿呀？
后来自己干导演，我不演了，甭怀疑我有什么私人目的。我是导演，我说你就得听，演员倒是听了，但是剧本太糟了，怎么跟作者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自己动手，自己写。
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到了拍摄现场，什么都有事卡着。得了，以后咱自己当制片人……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而且这么弄，并没有最后弄出一个完全按照自己想法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吧。非常羡慕人家，比如说《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那么狂野的一个梦，就能实现，而且实现得如此完美。
人物周刊：你是有很大才能的一个人，现在就做做主持，这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太小儿科了。
英达：小儿科就小儿科吧，那么多小儿科的大夫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就不干小儿科，大家统统都去神经内科了。我觉得能把小儿科做好了挺不错的，人到一定岁数不再那么看中所谓的才能、成功这个那个的。
人物周刊：那到你这个岁数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英达：现在距离我50岁生日还差几个月，五十知天命呵，我还不敢说我知道。希望更多跟家人孩子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成长，参与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有好作品激动起来，看到坏作品气愤起来，有时候也想说，我给你们干一个看看，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英达：还可以。
人物周刊：你在演艺圈待着觉得别扭吗？你那么聪明，追求完美，可是据说这里面有文化的人挺少的。
英达：不别扭。已经习惯了。
人物周刊：如果还有其他职业选择，你可以不做导演不做演员，你会选什么职业？
英达：不知道。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我同样会发现那个圈子的问题。我有很多别的行业的朋友，在自己的行业里做得非常成功，都说你们演艺圈多好，玩着就把钱挣了。
人家选了我当北京市少年冰球联盟的主席，我有时候也想，如果我就光做这一件事情，没有另一个我的主业，我会满意吗？我处理这个协会的事情还能看得那么超然吗？答案可能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我如果就干这个了，它还会是我的爱好吗？我想想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可能还是表演行业，其中包括主持，包括制作，也包括导演，也包括演戏。
英式家族的遗传密码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1992年，周忆军(阿忆)第一次与英达见面，“一堆人的一个研讨会上，《围城》刚播不久，他挺红的，好多人挤上去给他塞名片……”
英达手里捏着两摞名片，恰与工作人员之一的阿忆四目相对，“他冲我咧了咧嘴，无奈地笑了笑。”
过了两年，阿忆约宋丹丹采访，远远看到英达来了，他没主动打招呼，“我从来不寄希望我一个普通人认识一个名人之后，他还能记得我、认识我。”让他惊讶的是，英达大步走了过来，准确地喊出了他的名字，还说出了两人两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后来，阿忆意识到并非自己给英达的第一印象太过深刻，“而是这家伙的记忆力太好了，这么多年那么多人采访他，他甚至连某家电视台的某个摄像都记得，屡次把人惊着。”
再后来，阿忆与英达成了至交，与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及其他英家人都有过接触，终于发现这种“照相式的记忆力”出自他们老英家的遗传。
非洲食蚁兽aardvark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和钱钟书曾被公认为当时“中国人英语最好的两位”，英千里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经常背词典。英若诚他们小的时候，英千里常主动跟他们“玩游戏”，英若识对此记忆犹新，“我父亲拿出厚厚的《韦氏大词典》，让我们随便在里面找单词考他，每次我们都难不倒他。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一个特别偏的、非洲的一种食蚁兽，拿这个单词考他，没想到他竟然也知道，哎呀，我真是服了。”那个单词过了60多年，英若识还记得，“aardvark！印象太深刻了！”
有趣的是，多年之后，英若识本人也成了儿子英宁的活字典，“我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一个电话打给老头儿，他张口就能告诉我，每次都这样，比字典还好使。”
英若识觉得英家人的好记性一小半是天生的，还有大半是“兴趣广泛，爱学习”带来的。“说好听点叫‘百科全书’，不好听的就是‘杂家’，我们家人都有这个特点。”
小时候，他常跟英若勤、英若诚、英若聪几个哥哥一起侃大山，英若诚从小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他后来总被人叫做‘英大学问’，其实更应该叫他‘英大学习’。他思维敏锐，学习能力非常强，这点我很佩服他。”
在几个哥哥眼中，家里知识面最窄的就是小妹妹若娴，哥哥们山南海北聊大天儿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插不上，“感觉她傻得不得了，结果她到学校后，把从我们这儿听的东西讲给同学，在同学眼中她居然很渊博。”
表演、绘画和音乐是大家共同的爱好，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像模像样地演戏、办画展。英若诚还弄了手摇唱片机回来，几个弟弟妹妹一放学就围着听西洋管弦乐。
1968年4月，英若诚被捕了。在狱中，他主动接近所有会手艺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制作奶酪、西点，如何孵小鸡、盖房子，如何做毛笔，乃至生产假鸦片。利用自制的毛笔和墨汁，他在狱中记了许多关于制作食物和其他各种手艺的笔记，他称为“生存笔记”。他不指望能回到剧场做演员，想着多学些手艺，为出狱后一家人的生计早做打算。
出狱后第一个冬天，他被分派到剧院锅炉房，看到柴火堆中好多木料，觉得可惜，就捡了不少回家做家具，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架，还有一张大桌子。
女儿英小乐从内蒙插队回北京，爷俩儿和泥做砖，一块儿盖了间小房子当储藏室。卧室里腾出一块地方，把他先前做的桌子一摆，朋友们就可以来打桥牌了。
英达从小就天分过人，英若诚用补发的工资从琉璃厂淘了许多好书，其中有一套契科夫小说。英达只有11岁，就看得津津有味，对爸爸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英若诚还想办法弄了一台二手唱机，在家里偷偷放贝多芬给英达听。
阿忆坚定地认为英达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在智力上是英达的对手。他随手翻书，过目不忘，咱们读书1000条信息你最多只记得20条，他全在脑子里。他其实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专业人士半天说不明白，他打个比方，说个笑话，就让人再明白不过了。一块儿坐着说历史能让研究历史的没话说，谈医学能让当医生的自叹不如。他只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演员、一个导演。”
2001年，由于阿忆的推荐，英达从演艺界闯进主持界，《夫妻剧场》、《夫妻天下》、《明星大课堂》、《英达老故事》这些栏目在各地方卫视收视率都挺高，有的甚至达到8%以上。阿忆所在的九合成传媒成为英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酬劳绝对是主持人里最高的，第二名都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公司觉得很值，他只要在节目录制前10分钟看下策划，知道这期节目的大概框架是什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他所有的主持都是即兴反应，不用准备。”
英壮比英达小4岁，对英达也有几分崇拜。英达从小字写得好，会画画，还会用橡皮泥捏各种动物，英壮一直觉得奇怪，“他在哪儿学的那么些手艺！”上中学的时候英达还写过一个小说，说的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银行劫案，英壮当时还上小学呢，没怎么看懂，只是觉得“写得很热闹，挺新鲜！”
把悲剧当喜剧来演
英若诚去世5年之后，《英若诚自传》中文版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英达为父亲的自传写了序言，“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利，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
“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作喜剧演下去。”这是英宁打小从父辈身上学到的东西，幽默是英家人对苦难生活的反戈一击。
英若诚在监狱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做了本《毛主席诗词》，毛笔、红黑两色墨水都是他自制的。他照着监狱里发的报纸画毛主席像，诗词部分他模仿的是毛泽东的书法，评论部分则用自己的笔迹来写。这本令人叫绝的《毛主席诗词》现在存放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因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英若诚在清华追求吴世良时，曾对她说过，不能保证她富贵，但能让她幸福，永不孤单，“婚后每天有笑声”。
梁欢嫁给英达后，同样也是天天乐得合不拢嘴。
阿忆告诉记者，英达最爱谈的有3个话题，“一是他儿子，二是反对中医，三是历史。他口才好，是个话痨，像个孩子，得理不饶人。一块儿坐下来吃饭，谁要是想跟他理论，这顿饭就别吃了。”
梁欢曾经挺认真地拉着阿忆，要他抽时间好好整理一下英达的思想，“她说你看英达天天在为我们的政府操心，想了特别多好主意。”
“英达讲，为什么我们看篮球那么激动，因为进球多啊！再看足球多沉闷啊，忙活半天，0：1，还有0比0的，那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英达主张把球门再扩大两倍！这样就可以不停地进球。他天天就想这种主意。”
英达和梁欢的儿子英如镝4岁就能把圆周率背到1000多位，弹钢琴拿过国际大赛6岁以下组特等奖，3岁学滑冰，之后学打冰球，今年才11岁就已经满世界参加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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