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

【研究报告】

　　　　　　　　　　　　　　　•魏楚雄•

　　毛泽东通过群众运动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它对中国及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象刘少奇、陶铸、贺龙等都未能忍受文革残忍的政治斗争而在文革结束之前就早早率先去世。许多中共第二代领导人象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在文革中存活下来，但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和统治方式的看法已经非同昔日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受文革影响较少，因为在文革开始时他们要么刚刚在政治仕途上起步，要么还在较低的政治梯阶上努力攀登。然而，文革对这些年轻一代、特别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应该更加受到重视，因为他们已经统治了并将要更长时间地统治中国。对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进行系统整体地分析不是本文力所能及的，更不要说文革对所有中共领导人的影响了。但是，通过重点分析文革对当前中共第一号领导人胡锦涛的影响，本文将力图描绘出文革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影响的程度与方式，从而判断中国共产党现金及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

一、中共领导人的代层界定

　　通常学者们习惯于把自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四代。〔１〕这一划分是单单根据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和任期来决定的：毛泽东年代、邓小平年代、江泽民年代和胡锦涛年代。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对领导人资历和提升的审核是不一样。在毛时代和毛时代后，所有所谓的“干部”是指那些在政府和政党机构、组织及国家企业工作并领受国家工资的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教师、技术员、公务员等等。〔２〕在地方和地区层面的中共干部将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本文中所谓的“中共领导”是指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高级领导人。如果把参加革命及提升到中央政府或中共中央职务的年份和年龄作为标准，中共领导人实际上可以被分为以下四组—早期领导人、长征干部、抗战和解放战争干部和新中国干部：

　　第一代：１９００　年以前生，１９２７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第二代（８２　岁以上）：１９１５年以前生，１９３７年以前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杨尚昆，９０岁；薄一波，８９岁；宋任穷，８８岁；张震，８３岁；洪学智，８４岁；习仲勋，８４岁；张爱萍，８７岁；叶飞，８３岁；萧克，８９岁；谷牧，８３岁；王鹤寿，８８岁；（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胡乔木，余秋里）

　　第三代（７１－８１岁）：１９１５－１９３６年生，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刘华清，８１岁；万里，８１岁；宋平，８０岁；杨白冰，７７岁；吴学谦，７６岁；陈慕华，７６岁；杨德中，７４岁；赵紫阳，７８岁（胡耀邦，姚依林）
　　后期：江泽民，７１岁；乔石，７３岁；邹家华，７１岁；王汉斌，７２岁；任建新，７２岁；叶选平，７３岁；李鹏，６９岁；李瑞环，６３岁；朱熔基，６９岁；丁关根，６８岁；田纪云，６８岁；钱其深，６９岁；李岚清，６５岁；姜春云，６７岁；李铁映，６１岁；尉建行，６６岁；黄菊，５９岁；谢非，６５岁；张万年，６９岁；迟浩田，６８岁；傅全有，６７岁；于永波，６６岁；王瑞林，６８岁；王克，６６岁

　　第四代（５４－７０岁）：１９２７－１９４３年生，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成为干部
　　代表人物（１９９７年）：胡锦涛，５５岁；吴邦国，５６岁；温家宝，５５岁；王兆国，５６岁；李铁林，５４岁；刘淇，５４岁；李继耐，５５岁；徐才厚，５４岁；姜福堂，５６岁；高严，５５岁；陈奎元５６岁

　　有些学者如Joseph　Fewsmith宁愿把中共领导人划为两组：革命年代领导人和非革命年代领导人。〔３〕本文将使用传统的划分法以便方便讨论，但也将在分析中运用Fewsmith　的划分法，因为他的划分反映了中共领导人代与代之之间特点的实质性不同。

二、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构成的影响

　　文革在许多方面影响了中共领导阶层。首先，它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刘少奇和林彪等许多中共资深领导人的过早死亡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继承危机。毛泽东的恋权及其对“四人帮”和周恩来等人的不信任又延长了权力的过渡，这导致了中共领导人的年龄老化。及至文革结束，许多第一、二代的中共领导人要么过世了，要么已太老，不能在政府和党内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这就为第三、四代领导人打开了提升的方便之门，为他们快速获取权力而让路。

　　而且，毛时代刚结束后的权力斗争也造成了第三、四代领导人的快速崛起。在与华国锋即所谓 “凡是派”的权力斗争过程中，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把第三代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提升到该处。同时，由于文革因忽略经济而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巨大失败，中国共产党内部达成共识，决定把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非政治运动作为党务的新方向。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干部来担任各阶层的领导职务。中共中央通过的让领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决定使得邓小平能够加速把权力从第一、二代过渡到第三、四代的过程。权力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到第二代领导人的转换用了三十年左右，而从第二代领导人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权力转换只用了几年。结果，至１９８５年，第三代中共领导人构成了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大多数及多半的地方省市的官员。

　　文革还改变了“太子党”即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他们的政治前途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他们垄断政治权力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如果文革没有发生，“太子党”很容易就会构成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主体。然而，文革破坏了他们轻而易举的发展，使得他们中间很多人不能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野心和仕途。在文革中，他们要么一落千丈地变成了“狗仔子”并遭受巨大的折磨，要么对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及革命家庭的生活变得及其失望。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被文革的种种折磨所压倒，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如何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的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新的看法，他们的观念与毛泽东思想及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已迥然不同。“太子党”中还有许多人因为父母的政治错误而完全失去了政治前途。虽然他们中间有些人在其父母于文革后官复原职后而恢复了政治地位，但他们已失去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兴趣和信仰，并对政治生活产生反感。他们中不少人下海经商，变得相当腐败。结果，“太子党”中作为在省级和中央级政权继承者的合格者急剧减少。这样一来就为提升胡锦涛和温家宝这样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官员铺平了道路。

三、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影响

　　Joseph　Fewsmith　把中共第一、二代领导人归为一类，称其为革命的一代。这一归类是比较准确的。Fewsmith　指出，“无论是毛泽东领导的还是邓小平领导的革命的一代具有非凡的自信。这种自信产生于他们多年参与所有各种问题的政治活动以及广泛的认同即革命胜利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４〕确实，这些革命老手是叛逆者和斗士。他们大都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革命活动的训练。他们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坚定的信仰。他们关注政治理想和原则胜于其他一切，并为此追逐一生、投入毕生经历。他们是为思想意识形态所驱使，愿意为其信念而甘冒风险。他们清廉、自律、道德观念强。他们有激情、有领导魅力。他们目标明确、政治性强。他们本身是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产儿、所以喜欢大规模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毛认为必要的话，他就能把整个国家投入文革的大混乱中。这也是为什么邓能斗胆发起离经叛道的经济改革、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革命的一代是通过军事和政治斗争获取政权，他们不必担忧他们统治的合法性。除了利用公开露面释放一种政治信号以外，他们很少化时间在提高自己的公共形象上面。他们的革命经历就是他们的政治资产。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由他们的革命经历和革命贡献自然发展起来的。

　　而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则大都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及和平时期管理体制的训练。邓路线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及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们具有经济技术知识和行政管理经验，但他们通常没有胆量采取大胆行动和寻求轰动效果。他们也没有了不起的政治资本，所以他们不得不通过小心翼翼、努力工作来获取提升。正如Joseph　Fewsmith　所指出，“文革的教训之一是匆忙推行的庞大思想会导致灾难。”这一教训使技术官僚对任何导致剧烈变化的政策望而生畏，更不用说“工程师们是被解决具体问题的技巧而培养出来的”，“他们倾向于怀疑思想意识形态式的、博大的生活态度。”〔５〕他们意识到经济必须是首要党务。要不然，他们会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缺乏政治资本但富有管理工业和经济的经验。他们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文革生动地向他们显示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在政治上保持谨慎的必要性，以及政治生存比政治正直更重要。因此，他们通常不会对意识形态领域问题显示很大热情。他们的政治立场经常是出自于对政治安全性和政治正确性的考虑而非出自于他们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原则。更何况，他们长期在基层管理领域工作的经验教会了他们中共政权的政治文化以及通过团体共识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他们是教少思想意识形态倾向的、更灵活善变、更实际、更富有弹性的。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突然地退出政治舞台造成了一种在党政中央机构没有魅力型领袖和总司令的局面，这样就导致了“社团领导，”即权力被分散到更多人的手里。结果，第三、四代的中共领导人中没人能够单枪匹马地发起任何巨大变动。正如Fewsmith　所描述的，中共非革命领导人　“经由官僚途径和不得罪人的方法得到提升，”他们有限的经历和私人关系迫使他们“采取更加谨慎的、更注重培养共识的政治风格。”〔６〕不象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对群众运动既敏感又反感，因为他们个人的仕途几乎被文革的群众运动所葬送。虽然从李鹏的强硬保守派到胡锦涛的温和派对群众运动的反应各有不同，但他们都不喜欢群众运动。对文革中群众运动给他们个人生活和国家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会用任何方法来管束群众，预防和制止群众运动挑战他们的政治权威。

　　“太子党”　对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由于对政治仕途不顺及父母事业的失望，他们竭力设法弥补他们在文革中的损失。他们中许多人滥用了他们轻而易举得来的政治权力和特权，充分利用了由邓小平经济改革而带来的的各种史无前例的经济机会。他们开始相信经济权力甚于相信政治权力。跟来自于普通家庭的、因缺乏政治保护而谨小慎微的的干部不同，“太子党”在冒险利用新展现的经济机会时即野心勃勃又毫无顾忌。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的初级性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利用这一不成熟体制的机会。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经济行为影响广泛而且感染性极大，最终导致了一种很快风靡全国的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即政治权力等于金钱。当这种商业哲学和商业行为主导了中国时，腐败变成了社会上无法控制的病毒及共产党内部的主要问题，它对中共权力、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一种严重威胁。在广义的意义上说，“太子党”的腐败是党内外普遍腐败的根源，这种腐败极大地削弱了第三、四代中共领导人的权威并成为国家的瘟疫。

四、文革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胡锦涛

　　文革开始时，胡锦涛刚刚从中国数一数二的科技类高校清华大学毕业一年。毕业后，他留校在水利工程系当政治辅导员。〔７〕作为负责大学生政治教育和辅导大学生政治思想行为的高校党政机构的基层干部，文革使胡锦涛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场面。他必须亲手对付无法控制的、难以预测的和有暴力倾向的清华红卫兵，同时他又可能成为源自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运动的首冲目标。他将如何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生存下来呢？

　　胡锦涛在１９４２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至胡锦涛父亲胡静之这一辈，胡家因为１９３０年后期的抗日战争而开始衰落。最初，胡静之从胡锦涛祖父那里继承了一个小茶铺，是个小业主，但他的小茶铺在１９５０年代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没收了，于是胡静之成了一个小店员。可是，胡家的衰败对胡锦涛是一种运气，因为要不然的话，胡锦涛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带着他资本家家庭成分入党的。胡锦涛的幼年是蛮不幸的。当他在六岁开始懂事时，淮海战役在离他家乡安徽泰县北部不远的淮海平原上打响了。大约有５５０，０００　名国民党官兵在这场战役中丧生，其中不少人是泰县人。幼小的胡锦涛不可能不听说这些关于内战厮杀和死亡的悲惨恐怖的故事。小胡七岁时，他母亲去世了。〔８〕国家与家庭的悲剧肯定对胡锦涛的幼小心灵投下阴影，在他心里播下缺乏安全感的种子，使他渴望温暖而憎恨暴力和人类冲突。幸运的是，胡锦涛幼年生活中的损失被他父亲及姨婆刘秉霞给他带来的无限的爱所抵偿。他父亲胡静之是一个温和友善的人。根据刘秉霞所描绘，胡锦涛从小就是一个行为端正、敏感自觉的人。她说，胡锦涛从小很懂事，从不顽皮，“从不同人斗嘴，不同人吵架。”有时贪玩一点，大人在旁边稍微“哼”一下，他就马上知道自己做得不对，很快改过来。刘秉霞的描述可能出于对自己孩子的爱会有所夸张，但她很可能大体上没错。刘秉霞还说，胡锦涛象他父亲一样是个谦逊低调的孩子，不爱宣扬。有一次他被选为班主席，他也没有告诉家里人，最后还是他同学说出来的。〔９〕

　　因此，如果不是天生的话，那？就是童年的生活、家庭和社会环境把胡锦涛造就成为一个谨慎细心、安全感强、不爱冲突、自觉自律、勤勉上进、温和周到和举止得体的人。不利的家庭背景迫使胡锦涛为前途发展而脚踏实地地付出双倍努力。他从不炫耀自己，从无侥幸心理，并且有些早熟和牺牲精神。在大跃进时代，当他的中学同学纷纷抱怨打石子的活儿艰苦时，胡锦涛则说：“发牢骚没有好处，先干好了再说。”如果是两人抬东西，胡锦涛会把重物往自己这边挪一挪。开饭时，正在长身体的学生们会争先恐后地往饭桌前拥，而胡锦涛则总是走在后头。胡锦涛实际小心的态度也在他填报大学和专业的过程中反映出来。他很想上清华大学，但是由于他的家庭背景，他虽然填报了清华大学，但却填写了很少人向往的水利工程系，因为水利工程师必须放弃诱人的城市生活。多年以后，胡锦涛成了党的领导人，在１９９２年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但他仍然很低调，对亲戚家人一概拒绝关照。他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到他的出生地和家乡，并拒绝了当地政府在重新改造他老家周围建筑时保持他老家原貌、以供参观瞻仰的建议。〔１０〕

　　胡锦涛谨慎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很快受到共产党组织的欣赏，他在１９６５年年仅２３岁时就被吸收入党。胡锦涛的谨慎恭谦的性格能帮助他躲过后来的政治考验和政治运动吗？对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千万不能过高估计性格对命运的影响。国家政治力量和社会大环境常常远胜于个人的政治能力和灵活性。例如，在文革初期，作为一名清华大学　的政治辅导员，胡锦涛无论怎样小心谨慎，都不可能躲避红卫兵的锋芒，他可以轻易被红卫兵疯狂的行动所扫荡。事实上，有的大字报已经把他提名，要他公认追随错误政治路线的罪过。〔１１〕就在这紧要关头，北京市委组织派遣了一个５２８人的庞大工作组到清华大学，接管了该校上到校长和校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政治辅导员的全部权力，这就把胡锦涛从许多即将来临的政治麻烦中解救了出来。〔１２〕

　　不过，尽管胡锦涛可以尽量小心谨慎、察情行事，当学生们都积极投入到文革中时，作为政治辅导员的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年轻而又积极上进的胡锦涛投入了文革并参加了清华　“四•一四”派。〔１３〕清华“四 •一四”是清华红卫兵的保守派，他们捍卫作为无产阶级领导人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文革前十七年的基本路线。他们认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阶级关系没有发生根本变动，大多数共产党党员是好的。由于他们的不同观点，清华“四•一四”从激进的　清华井冈山兵团即团派中分裂出来。团派认为自１９４９年以来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文革的目标就是要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从中国共产党内部清除出去。〔１４〕胡锦涛选择加入“四•一四”派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共产党的大多数，是中共十七年路线的产物。他的信仰、经历和努力全都跟这条路线密切相关。这事实上也是邓小平的立场，难怪邓小平后来一手提拔胡锦涛为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的经历对他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和共产党基层领导——清华学生艺术团团委书记和系政治辅导员，胡锦涛在基层工作中学会和发展了他的社交能力、组织能力和政治能力。他的清华经历奠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人生方向。胡锦涛参与清华“四•一四”　这一事实表明，到了文革期间，胡锦涛的政治思想和风格已基本形成：他是追随刘少奇和邓小平路线的典型的技术官僚。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把１９７８年邓小平上台以来的政策说成是改革，其实这是一种误导。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政策只是试图恢复刘少奇路线，回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去。他的政策实质是复兴共产党的旧政策而不是改革共产党的体制。胡锦涛的政策弄不好也是如此。唐少杰认为，在文革中，毛泽东所煽动和利用的“造反派”们要否定“十七年”，而“十七年”期间在政治和生活上受益受惠的广大党政干部和积极分子则恰恰相反，他们以“十七年”之“盾”抵挡毛泽东的“文革”之“矛”。而无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还是反文革的十七年路线，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１５〕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再左进，也没有让四人帮接班；邓小平再右进，也没有向六四要求民主的学生让步。胡锦涛参加清华“四•一四”的事实表明，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跟十七年一致的。他任期内的“改革”政策恐怕就是努力恢复到共产党的十七年路线、把刘少奇邓小平的施政纲领发挥到它的极致效应而已，绝不会超越这个限度。

五、文革及其对第四代中共领导人的影响：文革期间及文革后的胡锦涛

　　当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后期变得越来越激烈和失控时，胡锦涛就没有怎么参与在文革中了。他成了逍遥派。没有现有的档案档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胡锦涛在想些什？，但我们可以想像，作为有头脑有上进心的中共党员，胡锦涛一定会密切关注文革的动向，竭力弄清楚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和实质性问题。文革很可能从下述几方面对他的思想和前途产生影响。

　　首先，如同他的前辈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亲眼目睹了群众运动的后果及文革带来的浩劫和社会动乱。他是一个谨慎守法的人，是共产党十七年既定路线的捍卫者。他不会喜欢毛泽东阶级斗争政策和文革的激进性，也不会喜欢红卫兵造成社会动乱的好斗风格。他一定被激进主义破坏性力量而威胁并产生反感。但另一方面，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对群众运动的操纵又充分显示了普通老百姓和公众舆论的力量，它教会了胡锦涛巧妙引导和驾驭民众思想的必要。胡锦涛是一个低调的人，但他对民众的意见和反应十分敏感。他在文革期间耳闻目睹了民众和大众民主的力量，这对他日后执政影响非浅。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水利工程师，他一定知道群众力量就象水库里的水一样：它既不能突然释放而造成洪水，也不能一味阻拦以至最终水势升高越坝成灾。

　　其次，文革间复杂而不可预测的、导致中共领导人纷纷下台的政治斗争向胡锦涛充分显示了中央政治生活的危险性以及韬光诲略的重要性。出生于平民家庭而资历平平，胡锦涛清楚知道他没有如何政治资本可以赌博。既然连象彭德怀、贺龙和林彪这样具有光荣历史和生涯的革命英雄老干部都会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更何况他胡锦涛这样一个平凡小辈？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胡锦涛只会接受上级想付予他的而不会要求上级付予他所想要的。他没有政治资本，但他有政治智慧和耐心。

　　再者，在文革后期，胡锦涛象所有高校生一样，被派遣到落后地区去接受劳动锻炼和改造。他在１９６８年来到甘肃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后来又随工作组到永登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在那里，他不仅亲眼看到而且亲身体验了中国贫苦地区农民老百姓的艰苦生活。〔１６〕虽然刘家峡水利电力工程枢纽工地离甘肃省会兰州不远，但那里的生活工作条件在１９６０－１９７０期间是非常简陋，与北京和安徽是没法比的。如同文革中许多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样，胡锦涛肯定会被甘肃难以想像的恶劣的生活条件所震惊，然而这一段在社会基层简短的生活工作经历对他今后的执政是非常关键的。它使他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使他确切了解了被边缘化和被遗忘了的地区和人民，也使他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感情和联系。如果没有这一段在社会最底层与最普通的工人农民一起工作的经历，胡锦涛今天也许不会充分重视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以及发展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最后，就是在甘肃，胡锦涛遇到了宋平和李登瀛，这两人在胡锦涛政治生涯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宋平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妻子陈舜瑶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付书记兼付教务长，对胡锦涛很了解。李登瀛是甘肃省委书记，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叔叔的老战友。这两个人成了胡锦涛的政治恩师。由于他们的推荐，胡锦涛被提拔到甘肃省建设委员会，然后又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通常这是被进一步提拔到省级或中央党政机构的必经之路。〔１７〕虽然胡锦涛跟宋平和李登瀛相遇工作的机会可能是纯属运气，但他被提升的时机却不是。由于文革在中共内部上上下下造成了接班危机，当时中共迫切需要把年轻而有知识有能力的干部作为新鲜血液吸取进来，于是胡锦涛正奉其时。而且，文革中许多野心家和机会主义者厚颜无耻地丑陋表演使得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非常小心，他们对性格张扬、咄咄逼人的人比较反感，而对胡锦涛那种有凝聚力、亲和力的性格比较喜欢。他们还意识到“太子党”的问题，大都认为要把平民家庭出生的党员纳入中央，以平衡“太子党”的力量，平息社会舆论。以其普通家庭出身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背景以及温和、谨慎、低调和亲切的性格，胡锦涛无疑在中共许多高层领导人的眼中看好。他既在个人性格上又在党的利益层次上符合了各种标准。

六、结论

　　总之，“时势造英雄”的说法有其道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胡锦涛是文革的产物。文革对中共的影响可以从他的政治发展中清楚看到。如果没有文革，胡锦涛很可能不得不经过漫长而缓慢的途径而获得提升，他也许在退休之前最多只能成为一个省市地区干部或一个中央部级干部。如果没有文革把“太子党”力量大大削弱的话，胡锦涛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与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竞争，走进中南海的大门。如果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没有被文革中释放出来的难以驾驭的群众力量以及许多野心家的丑陋行径所吓倒，也许胡锦涛温和谨慎的性格不会被看得很重，而一个更有魄力和胆略的人也许会放在他今天的位置上。接下来的问题是：胡锦涛是否是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最佳选择？对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提问人如何看待今天中国改革的性质与需要。假如提问人认为后江泽民时代的中国需要大刀阔斧地实行激烈改革以解决中国自毛邓时代以来日积月累的制度性问题，那么胡锦涛可能不是一个最佳选择，因为他的政策风格是谨慎、温和与避免对抗的。假如提问人认为中国应该继续通过循序渐进和逐步转化而非激烈变动的方法来达到其改革的目标，那么胡锦涛可能是完成该使命的最佳人选。在中国外交领域中，情况也是一样。无论如何，胡锦涛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到中国第一号人物的成功发展之路一定会对中共各阶层干部有所启蒙和激励。胡锦涛温和友善、谨慎低调的性格会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范例和学习榜样。具有宏观思想、历史眼光和超人胆略的伟人领袖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具有非凡管理能力和处事技巧、人缘性格良好、善于化解冲突的人将主导今后的中共领导层次。

注释：

１．例如，Lan　Seckington　的　“中国的新领导：‘第四代’带来了他们自己的领导风格”（China’s　New　Leadership：The　‘Fourth　Generation’　Bring　Their　Own　 Style　of　Leadership”）《共产主义和过渡政治研究》（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第１９卷第４期，２００３年１２月（December　２００３）；Zheng　Yongnian　＆Lye　 Liang　Fook：“精英政治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Elite　Politics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Chinese　Leadership”）《中国政治学杂志》（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第８卷第１、２期，２００３年秋。
２．例如，在１９９１年，这些人的总数是三千四百万。加上由工资由农民的税收来支付的六百万农村干部，全部干部的总数在１９９１年是四千四百万左右。
３．Joseph　Fewsmith：“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Genera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a”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２００２年秋，第２５卷第４期　第２３－３５　页。
４．Joseph　Fewsmith：“中国的领导代层转换，”第２３页。
５．同上，第２５、３０页。
６．同前。
７．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９０页。
８．同上，第２６－４１页。
９．同前，第　４６－４７　页。
１０．同前，第４９－５６页。
１１．同前，第９０－９１页。
１２．唐少杰：“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七）《华夏文摘》２００４年７月。
１３．文思咏和任知初在《胡锦涛》中写道，胡锦涛后来成了逍遥派并脱离了文革运动的主流。（第９０－９１页）可是，有一位学者访问过胡锦涛的校友和清华“四？一四”的成员，他们都肯定胡锦涛是清华“四？一四”的成员。
１４．唐少杰：“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对立和分歧，”《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二期。
１５．唐少杰：“‘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当代中国研究》，第１２　卷，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７４－７６页。
１６．文思咏和任知初：《胡锦涛》，第９３－１１２页。
１７．同上，第１１８－１２６页。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２００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