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

　前言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由“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第一批联络人”发起并由李进进法学博士完成写作，胡平（思想家、哲学和政论作家），严家其（政治学家，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王军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丹（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杨建利（加州伯克利大学数学博士和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徐文立（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陈破空（政论家和作家），王天成（宪法研究专家，前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以及刘路，易改，张菁参与了讨论或提供了修改意见。支持写作的还有以下组织和个人：

中国宪政协进会

公民力量

关注中国中心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

《北京之春》杂志社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

中国民主团结同盟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民主论坛(纽约)

中国工人自治联合会(纽约)

澳大利亚悉尼中国民主平台

纽约天安门基金会

　　万润南、王书君、王传忠、王超华、方能达﹑孔天乐、孔灵犀、叶宁、冯海光、吕京花、朱学渊、刘刚、刘念春、刘俊国、羊子（冯素英）、孙立勇、孙延、苏晓康、吾尔开希、李兰菊、杨而玉、李恒清、吴仁华、何军樵、何清涟、沈源、宋书元、张伟国、张伦、陈一咨、陈二幼、陈小平、陈立群、陈奎德、武春来、金岩、周义澄(亚衣)、周锋锁、郑义、郑存柱、孟浪、项小吉、袁缤、高文谦、高平、高光俊、唐元隽、陶君、梅凤杰、盛雪、康正果、程晓农、傅申平、傅申奇、储海蓝、曾大军、谢中之、谢选骏、熊炎、潘强、魏泉宝。

　　这个白皮书是基于现披露出来的官方社论﹑公告和报告，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文章，报纸报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对“六·四”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做出的一个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报告。目前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没有作出全面的调查和客观的评价，迄今未见类似白皮书之类的调查报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封锁有关“六·四”资料和禁止民间对此事件的调查和讨论。作为民间的力量，我们提出这个民间的白皮书，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负责，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现政府的抗议和挑战。这个报告以白皮书命名，旨在强调它的严谨﹑正式和规范性，以及阅读对象的普遍性。

纪念“六四”事件委员会2009年4月27日

　　　　　　　　　　　　　　　　　　　　　　　　　　　　　一、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在二十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最让世界关注的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以血肉之躯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军队坦克。 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此过程中军人们受命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开枪，导致了大量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1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是其编辑根据他在上班的路上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报道。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军人枪口的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六·四”大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忌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是一场“政治风波”2，另一方面坚持说 1989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3

　　中国政府在屠杀后的立场使“六·四”屠杀真相没有全部披露出来。同时，所有受难者至今仍然被官方称为“暴徒”，他们的在天之灵至今得不到安抚，受伤者包括那被坦克辗断双腿的体院学生方政等，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赔偿和补偿。

　　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在国内封锁对“六·四”屠杀的报道和讨论，使得许多年轻的一代人不知道这个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让经历过来的人忘却这个事件。有位年轻的报社员工居然以为“六·四”是一次矿难。4

　　我们不能忘却，我们必须厘清被屠夫们搞模糊的历史真相，我们必须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为了那些死难者的灵魂得到慰籍，为了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再度发生，为了中国人民享受更多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本白皮书将根据当时中国国内报章和电台﹑电视台的报道和20年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回忆录和采访文章等，根据中国当时的宪法和法律，根据人们心中的正义观，来分析和解答当时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北京到底有没有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对北京市的戒严是否违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平暴”是不是屠杀，以及“六·四”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和我们的历史反思。最后，我们提出“八九”民运没有完成的诉求。

　　　　　　　　　　　　　　　　　　　　　　　　　二、事件的经过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请愿活动即“八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国政府动用约20万人的军队强行推进北京，镇压了那场爱国民主运动，造成了约上万平民的伤亡。这就是“六·四”屠杀。以下是这个事件的主要过程。

　　“八九”民主运动爆发的背景简介

　　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垮台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带来两大反思和诉求，一是要求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要求，另一是要脱贫，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1978年5月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了第一种反思。但是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文革冤假错案平反的任务﹑在邓小平复出并全面掌握国家政治权力后就开始受到压制，作为官方支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基本停止了。但是，人民继续在反思，故出现了西单民主墙和北京高校的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也称之为北京之春运动。中共当局在文革结束后不到4年的时间里就镇压了西单民主墙。人们畏惧和痛恨的反革命罪这条鞭子又开始在人民头上挥舞。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以桎梏人们的思想；1983年中共当局进行“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7年初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进一步的压制。

　　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其出发点是为了摆脱文革式政治，不搞政治运动。但是，这个指导思想是以不挑战中共的权威为前提和牺牲人民民主和自由权利为代价的。这个指导思想意图取缔意识形态上的各种争论。总之它是一个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脚的改革思路。然而，进行经济建设和“不搞政治运动 ”本身就是政治。如何实现现代化本身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争论。思想和政治权利上的长期压制使得人民寻找释放的机会，挑战权威。当经济改革带来利益重新瓜分并导致分配不公的时候，当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人民必然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邓小平不愿意见到的政治必然要浮上社会台面。1988年政府开始的物价闯关失败后导致高通货膨胀产生了大规模的民怨。社会分配不公和政府官员的“官倒”即腐败问题使社会矛盾加剧。这种民怨和反“官倒”是八九年学潮的社会基础。

　　热血爱国青年感受到了那种思想上的压制和民怨，于是1986年底爆发了全国各大城市的争自由要民主的学潮。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实权派以传统的内部高压方式将学潮压下去了。他们逼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辞职，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和刘滨雁等几位“资产阶级自由化”领头人物的党籍和职务，5并且发动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可是学生们仍然在压抑当中。他们渴望着自由，期待着政治民主化。因为胡耀邦是在86年的学潮中下台的，他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自然成为大学生们释放政治上的压抑和呼唤民主自由的一个历史契机。一场以悼念胡耀邦而开始的学潮发展成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人民请愿运动，同时世界人民也目睹了共产党屠杀的行径。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论（4月15日--4月25日）

　　1989年民主运动起始于大学生们对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悼念活动。1 9 8 9年4月1 5日，胡耀邦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大字报写的是“该走的没有走，不该走的却走了，”明显将矛头指向邓小平。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6

　　以上七条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更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4.20”所谓的“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广场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4月21日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与此同时，上海，天津，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外地的高校也出现各种大字报，声援北京的学生，提出了和北京的大学生们同样的要求。

　　胡耀邦去世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和戈扬主编的《新观察》4月1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世界经济导报》整理成3万字的长篇报道，并在第“四三九”期用整整五大版刊印了这篇报道。在尚未发行之前，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要求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删改其中关于一些敏感的文字，遭到钦本立的拒绝。钦本利顶住压力，坚持发行原版。于是上海市委决定要求收回发出的报纸，但是只收回16万份中的2万份。7后来，上海市委在邓小平“4.25”讲话的当晚，决定整顿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停职。这个事件导致了新闻从业人员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

　　“4.26”社论到“5.13”绝食前夕（4月26日--5月12日）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即镇压。8

　　4月26日人民日报社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全体学生。他们说“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没有屈服，再次走上街头。

　　4月27日发生了1989年学潮的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表达的是反对“4.26”社论，学生们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是爱国行为，不是动乱。游行的前夜校园内外格外紧张，有消息传出来当局会派军队镇压，各派力量都在较量。可是学生们还是冲出了校园，走上了街头。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当时最吸引人的口号是“妈妈，我们没有错”。9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 .27”大游行迫使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政府在对话中没有表示出诚意。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22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高级官员讲话时，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10赵讲话后，学生们宣布复课。

　　由于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

　　“5.13”绝食到宣布戒严（5月13日--5月19日）

　　1989年5月13日是一个悲壮和值得记忆日子。那天北京的大学生们开始了绝食。同学们头戴白巾用红笔书写着各种誓言。他们从北京大学南门出发。北大南门上巨大的白色横幅写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盼复还。”大学生的绝食宣言写到：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

　　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11

　　学生们的绝食诉求也很简单：（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的真诚对话，（2）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绝食由“绝食团指挥部”领导。12

　　5月15日北京发生了声援学生们的大游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开始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之后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声援学生，要求政府认真对话。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那几天北京每天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他们也在当地的政府门前请愿并开始和当地政府领导对话。外地的学生还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并且组建了“ 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

　　5月19日凌晨，中国的第一个自治工会宣布在北京成立。他们在其成立宣言中，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廿四小时之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同学的两点要求。否则，工人们将从5月20日中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但除了一个工厂响应罢工外，北京没有发生全市性的罢工活动，原因是政府颁布了戒严令。13

　　5月19日晚，中国当局决定在 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并派解放军执行戒严，同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未出席“戒严”大会。在此之前，也就是在5月19日凌晨，他看望了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并且极富同情地用扩音喇叭对学生喊了话。赵之后就被软禁，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剥夺自由，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这一切都说明，当局无意采纳赵紫阳提出的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政治纠纷，没有诚意对话。他们一意孤行，要用国家的暴力来解决人民的和平请愿。

　　戒严到屠杀（5月20日--6月3日）

　　在5月19日晚宣布戒严后，从四月底就被调动的解放军14开始开往北京城执行戒严，说是“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学生的”。15可是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不相信他们，于是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古都北京百年来经历了无数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工人、政府官员、甚至有些警察，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戒严中，北京各界人士继续走上了街头声援学生。天安门广场上成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同时，戒严也吸引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目光。

　　世界华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的活动声援学生。5月28日发生了全球华人大游行。香港市民参与的规模最大，在 600万人口的香港，有一百多万人参加了大游行。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其他几所院校的学生赶制的“民主女神像”耸立在天安门广场。刘晓波、周舵﹑ 侯德建和高新即“天安门四君子”于6月2日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呼吁知识分子“以行动抗议军管”，并提出“我们没有敌人，不要用仇恨和暴力毒化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进程”。16

　　以严家其为首的学者们同时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57名（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他们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学生们没有撤离广场，期待着人民的代表讨论和决定国家的命运。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让冲突各方和中共党内高层各个派别协商解决国内的政治危机的最好机会。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的要求，时任国家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及其追随者害怕“橡皮图章”的民意机构变成一个真的民意机构而摆脱了他们的控制，于是决定用武力来结束非暴力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导致了天安门 “六·四”屠杀。

　　“六·四”大屠杀（6月3日--4日）

　　在6月3日晚十时，学生们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民主大学》开学典礼的时候，约20万人的戒严部队在坦克车的引导下已经分兵进军广场。17据资料披露,当局在6月3日下午4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天安门广场，驱赶学生，进行所谓的“天安门清场”，并命令军队务必在6月4日早6时前完成清场任务。18当晚6时30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19以下是“维基百科全书”关于6月3 日晚到6月4日发生的屠杀情况：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戒严部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着）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 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记者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凌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凌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凌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20

　　根据陈希同的1989年6月30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暴乱”中有六千多军警伤亡，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他说“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显然，中国官方的报道将军警伤亡的数字夸大，将学生和市民伤亡的数字大大缩小。根据综合报道，平民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根据T.布鲁克的《死亡调查》，仅就北京13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6月3日晚就达479人。21据透露，前国家主席杨尚昆曾经谈到“六·四”期间军队造成600多人死亡。22无论如何，“六·四”屠杀造成了上万人的伤亡。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实。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善后补偿。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17岁的儿子在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念他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和恫吓。

注解：

1.转引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六四事件”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E4%BA%8B%E4%BB%B6。

2.最早由邓小平在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所讲，《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3. 以下是中国政府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简短的标准答案：标题：“1989年政治风波”：“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5833/65839/66944/4514254.html。

4. 美国VOA电台2007年6月6日报道“中国成功封锁六四，年轻人不明其意”。报道指出在《南方日报》和《成都晚报》上登出纪念“六·四”的广告，原因是年轻职员不知道“六·四”而认为是一次矿难。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 /chinese/archive/2007-06/w2007-06-06-voa43.cfm?CFID=153288132& CFTOKEN=68643962&jsessionid=843054fb8efc6abc8a30e2d462293b1e6239。

5，邓小平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反对自残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点了方励之﹑王若望﹑和刘滨雁的名字。他们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后受到被开除党籍和降职等处分。见《人民日报》1987年1月15日，1月20，和1月25日。中共党的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参见：高皋《三头马车时代》，第 206-12页，明镜出版社，2009年。

6，关于“七条”请愿的内容，不同媒体的记载略有差异。本文的“七条”内容来自于当时亲自组织静坐并将“七条”递交给全国人大代表的李进进的回忆文章（见李进进《我在一九八九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的《欲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第209页，明镜出版社，2004年，又见“博讯”网李进进博客《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http://www.####.com /hero/lijj/4_1.shtml。这里七条中的前六条和张良编著的《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2001年第7版，以下简称《“六·四 ”真相》）的前六条基本一致，但是《中国“六·四”真相》第七条差别特别大，为“７、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六·四”真相》，第123页。当时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提出这么直接的民主要求。中共的领导人看到这点肯定不高兴。这条显然是被报告人篡改了，目的是进一步挑拨和加深学生和领导的矛盾。这个篡改很有意思，说明了共产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我们在读《“六·四”真相》一书的时候，要特别记住，那些报道或报告是内部人加工给领导看的，不完全是事实，旨在影响领导的决策。

7，参见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133-35-页，世界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8，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在“4.26”社论公布之前先在各高校教师和党员中传达，其中有句话是“跳蚤顶不起被窝”。笔者亲自听了传达。但是这个讲话传达的时候，特别讲明是根据纪录。到今天，这个讲话也没有正式的文稿。参见《“六·四”真相》第194-199页,其中邓小平的讲话的内容很少。这让人怀疑，4月25 日传达的讲话是否被人添油加醋了。

9，《中国妇女报》1989年4月28日，以“妈妈，我们没错！”作了详细报道：

〔本报北京27日讯　记者墨宁、雷收麦、陈西林报道〕“妈妈，我们没错！”──首都数万感到委屈的大学生今天上街游行。虽经北京市府有关部门、公安干警、学校一些领导和教师的耐心劝阻，未全奏效。

　　今天的情景表明，政府对近４０所大学学生的这次请愿活动采取了克制、宽容的态度。记者看到，游行过程中，学生通过了多道警戒线，值勤军人和警察未与学生发生任何冲突。

　　尽管参加游行的学生对有些事感到有些委屈，但在标语中很少出现过激语言。

　　一条横幅上写着“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另一条标语上写着“和平请愿，反对动乱”……

　　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游行方阵中一条标语──“妈妈，我们没错！”

10，《人民日报》1989年5月5日。

11，请参见《六四民运志》http://www.ngensis.com/june4/june4s.htm#3。

12，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260页,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1996年6月。

13，见李进进“我在一九八九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载陈子华等著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第214页,又见“博讯”网李进进博客“记第一个工人自治组织——北京工自联”，http://www.####.com/hero/lijj/5_1.shtml。

14参见张世军“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公开信”（“1989年4月20日，我随所在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全文见http://bbs.####s.net/life/bbsviewer.php?trd_id=341179。

15“戒严部队指挥部告北京市民书”，《人民日报》，1989年5月22日。

16全文请见“64Memo--《六二绝食宣言》”，http://www.64memo.com/b5/8828.htm。

17，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后简注“吴仁华”），第48-50页，真相出版社。

18，《“六·四”真相》，第912-13页。

19，吴仁华，第34-35页。

20，维基百科全书中文版，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5%9B%9B#_note-87。

21，T·布鲁克，“死亡调查”，陈小雅《沉重的回首》，第209页，开放杂志社，2004年。

22，参见，美国《世界日报》2008年6月4日。


相关链接：

CND８９六·四纪念馆
http://museums.cnd.org/China89/

日期 09-05-02 09:44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2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