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Planning for old age at a premiu
Monday, I suggested exploring long-term health insurance as a way to deal with the cost of assisted living.
Like almost everything about managing when you can no longer live on your own, insurance can be complicated, frustrating and inadequate. Lots of readers shared stories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It was an email from a reader that led to the column. Roslyn Duffy wrote about her mother, who ran out of money and had to turn to Medicaid. She was told she'll have to move because the assisted-living facility where she lives no longer accepts Medicaid.
Care is expensive. I had no idea how costly until my wife and I began to deal with parents who needed it.
We didn't know about the paperwork and bureaucracy, or the difficult hunt for quality care that was accessible to people who hadn't managed to get rich. It's like college hunting — but with no joy attached to it.
There are good places out there, but they're harder to get into and usually cost more. Some of the most desirable places take Medicaid clients, but placements are limited.
The only certainty is that nothing is universally true.
The problem of what to do with old people who need help is a creation of modern society that we haven't committed ourselves to solving. It's almost like a monster that you don't believe exists until you answer its knock at your door.
After Monday's column, some readers were unsympathetic, a few suggested that if you couldn't save enough money to see you through your old age, you shouldn't expect society to bail you out.
At least a couple mentioned euthanasia as a solution.
But most readers were glad the topic was raised.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s no way to deal with something so important.
So here's the deal. If you are rich, it's not a problem. If you are poor, Medicaid will pick up the tab for a nursing home.
If you are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you may want what the rich have, but be able to afford only what the poor get — and only until your money runs out, and then Medicaid will step in.
Insurance for long-term care is supposed to provide some security for people who are not quite rich, but who do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its premiums.
Dick Ferguson, of Burien, has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Ferguson, wrote in an email that when he retired, more than 20 years ago, "I took out a Long Term Care policy on my wife and myself, feeling that it was imperative that we be prepared for what might come. I believe that we paid about $1,600 per year in premiums."
In 1999, his wife, who had Alzheimer's, died. His premiums went up from $800, as part of a couple, to $1,200 a year.
"I have just received notice from the insurance company, which still carries my portion of the LTC policy, that my premium will go up to $1,700 per year," he said.
The older you are, the higher your premiums will be, and the less likely you will be accepted for coverage at all.
Ferguson had urged his children to get coverage. When his daughter applied, he said, the insurance company found out she'd consulted her doctor about her mother's Alzheimer's. The company declined to cover her.
Ferguson is keeping his policy because he doesn't see a workable alternative. While his wife was in a nursing home, the insurance paid only part of the cost, but it was enough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full amount and the payments they could make.
My father-in-law lives in a wonderful assisted-living building. My mother, who was in a nursing home for a time, has home care now and can tend her yard and play with her dog.
Good outcomes are possible, but we are on our own to get there. What we lack is a system that works smoothly and well for most people most of the time.
Some countries have found ways to get there (universal programs funded by taxes), but I don't see us joining them anytime soon. We Americans are ruggedly independent, right up to the point where it's our turn to need help.
Jerry Large's column appears Monday and Thursday. Reach him at 206-464-3346 or jlarge@seattletimes.com. Twitter @jerrylarge.
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
解读薄熙来
中共的第十八大召开前最关键的一场明争暗斗，是政治局常委的增补人选。 薄熙来和汪洋无疑是中共党内最璀璨耀眼的两颗新星。 他们无论谁上谁不上，看起来都会影响中国十八大后的发展。 以汪洋为代表的“广东模式”和以薄熙来为代表的“重庆模式”似乎成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两个选择。 广东是中国大陆最有活力、经济和政治相对最自由的一省，其发展模式是野心勃勃的，具有国际大视野，瞄准的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做的是一个超级大蛋糕。 由于这个蛋糕很大很大，很多社会问题，如贫富不均、都可以在大蛋糕下面忽略不计了。 重庆的发展则是以“唱红打黑”为特征，政府为民除害，整治社会痼疾，解群众之难，大快人心。 无论广东还是重庆，经济发展都呈现出欣欣向荣、蓬蓬勃勃的局面。 至于哪个模式更好，这就是众说纷纭了。 这两种不同的喜好，就是最近网上说的“瑜亮情结”。 薄熙来是“瑜”，汪洋就是“亮”。
很不幸今天的中国还是个人治的国家，谁当官谁掌权，对于国家的发展举足轻重。 汪洋是个什么人，很多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他出生于草根小民，除了他“团派”的印记外，没有任何背景。 他是靠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一步一步爬上去的。 薄熙来是个什么人，似乎谁都知道了。 他是本文的重点。 因为他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他人，要么是过眼云烟，要么是陪衬，要么是垃圾，很快就会被历史遗忘。 一百年后很多人还会提起薄熙来，但很多人会不知道胡锦涛是谁。
当今中国共产党内最有能力、最有作为的官员，就是薄熙来。 中共党内没有一个人的才华可以比过他。 他的一个特征就是很受“左派”的青睐，左派们给他打上了“毛”的印记。 乍一看薄熙来确实很“毛”。 他唱红打黑，动用特警为民工讨薪，让郊区农民享受城里人的待遇，大量建造“廉租房”，看上去确实很“毛”。 所以“乌有之乡”在显要位置开辟了一个重庆版，而那个版面的横幅上写着“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不知道薄书记有没有去“乌有之乡”访问过。 但我觉得薄大哥很有可能被那帮人意淫了。
为什么呢？ 如果说薄熙来是个真正的“毛”派，那他为什么要把独生子很小就送到英国的贵族学校读书，然后进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深造呢？ 瓜瓜在国外开豪华跑车，跟洋女人鬼混，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有这样一个西化的儿子给他敲边鼓，很难让人相信他薄熙来是毛泽东的信徒。 即使他文革中曾经一脚跺断他老爸的三根肋骨，也不能说明他忠于毛泽东。 大家看他在重庆的作为就以为他很“左” 了，但如果看看在他发迹的地方 — 大连的所做所为，却会让人感觉他很“右”， 因为他在大连做的那些事，例如拆除毛时代的工厂建花园，这在当时一般的领导干部是不敢做那些事情的。 至于好大喜功，那是中共干部的普遍特征，跟政治立场无关。 后来薄熙来当商务部长，也没有搞“左派”喜欢的那些东西。 只是在他被贬到重庆后他才“左”起来。 为什么他要那么做呢？ 当然是要打击政敌，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当时“右”风盛行，他要东山再起，就必须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逆流而上。 而这条路他走成功了，确实让许多老百姓拍手叫好，也让很多共产党干部拍案叫绝。假若当初党中央把他调遣到广东去当封疆大吏，相信他一样也会把广东搞得有声有色的。 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可以玩政治于股掌之中，利用左右两边挥洒自如的高手。 如果有人还是坚持薄熙来是个毛式领导人或“左派”的掌门人的话，那么请把“乌有之乡”从北京搬到重庆试试！
那么，薄熙来到底是什么派呢？ 他内心是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种人，说的好听点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说的不好听就是善于见风使舵。 识时务也好，见风使舵也好，至少他是一个精明的政客。 他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很多“太子党”利用老爸的职权下海经商，捞得盆满钵满，玩女人玩到肾衰。 但他却进入当时并不看好的政界，从九品小官一步步爬上来。 他的太子党背景给了他两个好处：一是有人罩着，敢跟他捣蛋的人不多；二是底气足，敢闯敢干。 当时有“太子党”背景的从政青年并不止他一个，但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有声有色。 这一点，他盖过所有的太子党从政者。 你可以说他是个具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野心家。 但无论你怎么说，他确实是个棱角分明，旗帜鲜明，敢想敢干的官员。 正是由于薄熙来的这些特征，他犯了中国古代和现代官场的一大忌，这就是他太张狂和显露了，以至于嫉妒他和害怕他的人太多。 如果他真的是一位皇帝家族里的太子，那倒也罢，皇帝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是会立他为后继者的。 如果中国是个民主社会，国家首脑靠民选产生，他薄熙来也会高票当选的，因为他有那个本事和魄力。 可中国既不是一个皇权国家，也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今天的国家首脑是如何产生的呢？ 很简单，这就是政治局里面和外面的几个大佬们在平衡了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后，跟便秘一样硬挤出来的。 至于国家利益，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当年在商务部踌躇满志的薄熙来本以为可以轻易拿下政治局常委，然后直奔总书记或总理的宝座，却叫一脚给踢到重庆，当个封疆大吏去了，让那个四平八稳但也几近平庸的习大少爷给捡了个大便宜。
好在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 几年后薄熙来这只几乎被煮熟的鸭子居然重新飞起来了。 不错，他确实囚禁过记者，也关押过律师，甚至他打黑也不完全是光明磊落的。 不错，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说白了就是唯我独尊下的群众运动和高压统治的文革模式，是权力的最大化----渗透到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个人置于公权的严密监控之下，不同的声音被压制了，从里到外表现出虚假的高度一致。 不错，薄熙来已经在重庆完成了对重庆舆论生态的完全控制，对重庆经济的完全控制，对百姓生活的完全控制，反民主等愚民措施正在推行之中。 So what？ 他的口碑仍然远好于那些平庸且贪得无厌的大多数官员。 这并非完全是洗脑的结果。 中共内部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就是不能实行民主和法治。 因为，如果民主和法治在中国实现了，中共绝大多数官员都要下台。 一个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只要有贤人来管理也不至于糟糕透顶。 如果没有贤人来管理，至少也要由能人来管理，总比今天这样由一帮碌碌无为的庸人治国，半死不活地晒着要好。
现在中国贫富悬殊的日益扩大，三公消费问题，仇富仇官和各种社会不公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演越烈，使中国的社会安全环境越来越差。 而政治改革遥遥无期，连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法治社会都成了奢望。 政治改革不可避免要触及既得利益权贵的根本利益，所以无论如何，特权利益者们是不会同意的。 这些权贵遍布党政军和所有官方机构。 在既得利益权贵们的强力阻挠下，政改前途黯淡。 在这种局面下，唯一的指望就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领导人的出现，即使不能打破僵局，也可收拾残局，为一个新的体制的产生起催生的作用。 是的，一个强人有时也是一个暴君。 但比起昏君来，还不如一个暴君来得痛快，因为暴君的最大好处就是有利于社会革命的到来。 中国最后的一个暴君一旦被打倒，中国将走上民主法治之路。
薄熙来几乎不会成为中国的明治天皇，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但如果有一天中国大乱了，那唯一不乱的地方，可能就是薄熙来管辖的地方。 裸官们全都逃到美国和他们的妻儿共享天伦之乐之时，就是新中国诞生之日。 如果中国有一天也出现了一个由反叛者建立的Transitional National Council，那个机构可能就设立在广东省的某个城市。 汪洋也许会被聘请为顾问甚至临时总理。 而薄熙来就是代表旧政府和新政府的代表达成妥协，实现新旧政权更迭的那个袁世凯大总统。 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那么他薄熙来即使不能当上叶利钦，也有可能当上普京。 至于汪洋，当个总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如今在中国就连小学生都知道，胡哥老早就只是个传说了。 习大哥只是新的传说。 连俺都不要说他了。 今后的十年，如果共产党还想掌权，唯一的指望就是薄哥了。 管他走什么路，管他向左转还是向右偏，都比今天这种混吃等死、半死不活的局面要好。 大家想想，清末如果没有李鸿章、袁世凯，会是个什么样子？
所以，“瑜亮情结”可以休矣。 薄熙来和汪洋，无论谁当上政治局常委，对中国的发展都是有十利而无一害，因为他们谁都比现在那几个混吃骗喝的草包要强千百倍。 如果他们两个都进入政治局常委，那也是一件好事。 他们都很可能成为旧制度的送葬者或掘墓人。 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两人都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 那将是中国的特大杯具。
□ 解滨：反面解读薄熙来
日期 11-12-05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0884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毛泽东访苏轶闻
时间：2011年1月7日(下午)
主讲人：沈志华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三期今天下午在国图正式开始，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总编辑王翔宇，欢迎大家。我们《文史参考》杂志社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本高端历史杂志，我们的宗旨是真相、趣味与良知，也就是通过时事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体会历史人物跌荡的命运，以及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我们搞的文史大讲堂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是搭建起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使专家学者的声音、学术成果能够通俗易懂地走进更多普通读者心田。
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为我们讲授毛泽东访苏轶闻。这个讲题也是几经反复才确定下来。沈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有很多著作，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等，他是研究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方面的国内的权威专家。沈老师为人也很风趣，既睿智，又幽默。今天下午我们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沈志华：这个题目好像不像是学术讲座，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所谓轶闻是什么呢?就是散失了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叫做轶事轶闻。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都是重新找回来的，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包括毛年谱和毛泽东传里，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中，因为有档案的解密期，30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毛泽东一共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还是到莫斯科，其实这两次访问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访苏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他去了就是为了签这个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从他访苏以后，中苏关系江河日下，差不多一、两年以后，中苏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苏同盟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讲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它们当中有很多情况都反复出现，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次毛泽东访苏是毛泽东特别想去，从1947年就开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第二次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毛泽东就是不答应，一直到9月份最后他才答应去，这里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访苏毛泽东特别憋屈，非常沉闷，心情特别不好。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心情好得不了，包括他睡床垫什么的，第一次访苏给他一个软床，第二次访苏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两次访苏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下面先讲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毛泽东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时候斯大林比较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这时候把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去，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对苏联非常不利，所以他几次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刚开始他答应了让毛泽东来，当时毛泽东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接他，后来斯大林说你别来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你再来。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说要去莫斯科，说要向他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但是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开始准备吧。毛泽东买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准备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汇报，结果毛泽东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又来电话，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当时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没办法，斯大林不让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和谈的问题，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作为中间人调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所以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访问西柏坡以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通过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所有政策跟苏联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兴，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6月份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原来中苏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条约，按照那个条约，中国同意让外蒙古公投后分离出去，同意把旅顺港租给苏联，还牵扯到大连港的行政权，等等。中国共产党马上夺取政权了，苏联很担心一个问题，怕中国共产党否认这个条约，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他要向苏联一边倒，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这点，要确立这个政策，有一点是他必须要迈过的障碍，就是把1945年这个条约否掉，重新签一个条约。
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谁也不好讲，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双方要合作，苏联要拉住中国，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毛泽东也希望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确实是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扬跟毛泽东讲，旅顺港我们当时租用对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说是为了革命我们租用了，等你们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就把旅顺港给你们，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那儿听着愣了，旅顺港是一个军港，我们也没有海军，你还给我们干什么，你还是先占着，等我们有了海军以后再收回来。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旅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但是外蒙古想收回来，所以毛泽东跟米高扬讲，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讲“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经历了这样一轮事态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讲中苏关系，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条约的问题，刘少奇报告当中说，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方案：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三点苏共中央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看俄国档案上斯大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大圈，写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没有跟刘少奇谈这个事，所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考虑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要跟斯大林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到底是继承1945年的条约，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一个干脆的，把以前说的这些都不管了，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讲得非常明确。过去档案没解密，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说毛泽东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国人写，说毛泽东是来治病，不是谈条约，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现在档案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一封，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毛通过周恩来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说主席要访问苏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谈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们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去了，那年斯大林70大寿，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呢?后来毛泽东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你要是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没办法了，后来他就一个人去。
毛泽东那个人的性格是非常执着的，他见到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号，两人寒喧了几句，马上他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关于1945年的条约我们是这样……话没说完，斯大林说，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不能改变，必须保留，就把毛泽东的话给堵回去了，再谈就没意思了。
转圈转了半天，到最后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是不是让他来一趟。斯大林一想，又来了，你让周恩来来干嘛?反正我找他没事，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谈正事，毛泽东非常气愤。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不同意谈条约的问题，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怎么办。
过两天刘少奇回电，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再谈也无意。再后来我就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回电，但是我知道毛泽东没有按照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寿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就剩毛泽东一人，他呆在宾馆里，也不出来，在那里发脾气，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毛泽东不睡沙发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宾馆里的沙发垫拉出来，扔在地上，说“非要让我睡这个，我就是不睡”。他还有一个毛病，不会用马桶，他上厕所必须蹲着，不坐着，一个人在厕所里发牢骚，非让我坐在这儿，有什么办法。这都是他的警卫写回忆的时候写的。他也不出门了，本来给他安排去列宁格勒访问，去参观地铁，去集体农庄，都不去了，说头疼，一天到晚不出门。这弄得斯大林非常尴尬，说毛泽东怎么这样，人家祝寿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应该参加活动啊。
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大使的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毛泽东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
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后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声明，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干嘛来了?毛说我来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商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次把这个事给挑出来。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时候，毛泽东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儿了，最后谁让步了呢?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号晚上让莫洛托夫去找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国的条件签订新的同盟条约。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脸的乌云散去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条件了，你马上做好准备，五天之后出发，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你跟他谈判。然后毛就去冬宫、地铁、看电影，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
周恩来是20 号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后，中国人不太知道，苏联人其实很有心机，斯大林虽然答应跟你签新条约，他们做了新的准备，从1月5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外交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把所有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就是换了个名字，但是毛并不知道。这里其实很复杂，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条约，还有一个是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大连港的协定。
我说的主要是协定，我们一般都是用条约这个名词，实际上是那个协定，那个协定基本上维持了1945年的条款，但是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等到20号周恩来到了，22号他跟斯大林、周恩来、米高扬、莫洛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看具体条文，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直到23号，苏联把这个条文交了以后，毛一看就火了，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你弄了个新条约，中长路还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另外还没有提大连港的事，毛很不高兴，跟周恩来说，你重新搞一个。
周恩来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要求：第一，旅顺港的归还不能等到对日合约，对日合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就是 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第二，关于大连港，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所有租给苏联的物资全部无偿还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中国提出立即收回中长路，而且是无偿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26号把这个方案给了苏联。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关于中国这个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的，一共四页纸的条文，除了画杠杠就是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最后签了一个名字——斯大林。从这个文件能看出来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是，28号苏联把中国起草的草案退还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因为中国刚建国，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两个月不回来了，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说不支持，国民党很腐败，你支持它干嘛，看将来的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这种外交关系。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双方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国家必须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这是军方主要观点。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在战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怎么才能亲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我们绝对不管。
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这样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取胜了。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个?原来还有一个司徒雷登在南京，后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也给弄走了，双方没有渠道，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映，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也没有参与，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中国同胞们想想，你们外蒙古是谁分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这就是挑拨离间，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这人太坏了。我们立刻要发表声明，要反驳他。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因为他们说好了要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回来以后在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回去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人家告诉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吗，说你这是破坏我们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大清楚，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材料。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也是这样表示了意见。这个事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让步得有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这时候就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28号的时候找斯大林，他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谈个问题，斯大林说谈什么问题?周恩来说我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你怎么又提。
他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据。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然后问应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这样很好。周恩来说，我起草了一个声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来太狡猾了。
声明这么写的，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一块儿同意，要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2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签订了，毛泽东就回国了。
当然后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毛泽东走的时候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他原来冷漠毛，让毛觉得没趣就走了，结果还是让他同意中国的方案。
从斯大林来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号，1月28号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国兵也撤了，美国军队是1949年6月全部撤离的朝鲜半岛，7月份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这做得很对，但是你这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看我这儿还不行呢。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你这新政府不成立，让我怎么办? 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发生关系，还是跟你们。所以你们要赶快成立。那会儿毛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毛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号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还很年轻，不懂事，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是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的，也就是1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号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意义就没了，只有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够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 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 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 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 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 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是我讲这两次毛泽东访苏大体上的过程和结果，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次访苏为了结成中苏同盟，后来也签订了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沈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讲到了中苏同盟，以及毛泽东两次访苏，与苏联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的访苏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毛泽东访苏之后中苏结成了同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苏联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中苏同盟苏联的一些影子。沈志华老师讲课非常精彩，也很生动，披露了很多毛泽东访苏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以及两个大国背后的一些较量。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沈老师的讲课表示感谢!
下面用一点时间可以给现场的听众提问。
提问：很高兴今天听到沈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沈老师，毛泽东赴莫斯科的途中保卫十分严密，听说是北京到满洲里边境的铁路线站的都是解放军，国民党也曾经刺杀毛泽东，我想请教沈老师，确实有此事吗?
沈志华：毛泽东去莫斯科的保卫非常严密在档案文献中是有记载，你说国民党刺杀，我没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湾去看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提问：沈老师今天说到第二次去苏联，毛主席还有一句在我们青年人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他和苏联留学生见面的时候说，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我希望您从更多史料的角度讲一下，这句话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为什么会流传很广。像我在20年前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人。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种苏联模式如果从大学来说，原来那种专业教育的模式有很大缺陷，现在要往通才教育改，我们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您也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非常感谢。
沈志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受毛泽东这段话的感召，因为他主要是对年轻人讲的，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他见的是当时一批中苏的留学生，期待着他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共产党自己能够信任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不是国民党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马上派人出去学习，就是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学成要回国了，指望着他们将来参与中国的建设，所以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说学苏联的教育，这个当然是了，我们从1952年院系调整，然后就开始贯彻苏联的学制体制，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苏联那套东西，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可能是最失败的，不但没有把原来苏联的那些弊病、措施修正过来，反正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现在在我看来是一塌糊涂。
提问：沈老师您好，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随行带了很多礼品，据说有15车之多，里面包括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馆收集来的历史文物，但是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些礼物中还包括像白菜、大葱这些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礼物，关于这些礼品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沈志华：毛泽东的礼单是有档案文献，我没有发现有故宫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的东西，刺绣，中国的工艺品，景泰蓝，细节在档案里都有，我觉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档案当中看到的是这样。你说白菜、萝卜，那个是有，毛文稿里就有，毛泽东命令山东省准备几车白菜、萝卜，他为什么要带白菜、萝卜去，我也挺纳闷，而且从北京一直开车开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扬访西柏坡的一段细节有关系，因为米高扬访西柏坡的时候要吃鲜鱼，当时没有，他讲苏联冬天特别冷，什么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就给他带去了白菜、萝卜。
但是苏联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单也很珍贵，我也看了那个礼单，给毛泽东吉姆牌小轿车一辆，给周恩来一辆，还有金烟斗、金烟盒，都是金的，就连司机、秘书都有份。我看了看，还是苏联的礼物比较值钱。
提问：当年对于朝鲜战争，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鲜的计划，但是后来苏联变成支持金日成，因为当时中国是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台湾，而金日成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南朝鲜，在这中间斯大林变过来，后来变成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而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苏联本来从不支持，到后来支持金日成，这里的因素是为了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想让中国对付苏联，而斯大林为了打破美国的企图，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来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您能否把这当中的关系再详细说一下。
沈志华：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复杂，可能没有时间全面的讲。我把结论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材料我先纠正一下，不是斯大林跟金日成提供说美国不会出兵的这个消息，苏联是截获了美国一些情报，而且美国确实有这个预案，一旦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就撤离朝鲜半岛，守住日本海，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国防部就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后来美国人变了，新的情报苏联人没有得到，所以导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以后美国不会干预，实际上美国干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拉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份占领舟山，8月份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为了朝鲜，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只有苏联，所以毛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这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当时金日成、斯大林，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强准备，我们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玩儿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 25号打了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一个赌，他赌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主持人：沈老师的解答也很精彩。刚才提问的这位老先生是原来新华社副总编辑。看来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兴趣还是比较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沈老师专场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最后一位提问。
提问：因为我知道，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的时候进入东北，高岗给斯大林带去了很多礼物，毛主席一进入东北境内，看到很多关于高岗的语录和高岗的照片，毛泽东很反感，结果就把高岗给斯大林送的礼品全给卸下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第二，我想知道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和苏联领导人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记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吵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就会拿人多讲事，为什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到这个很害怕呢，人家才两、三千万人口，所以有些专家讲，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都是民族主义者。
沈志华：毛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从死多少人他不在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时这个讲演并没有公布。当时双方都给压下来，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部文选上登出来了。我看过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其实意思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问过李越然，因为当时这段话是李越然翻译的，我就问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为什么导致人家这么理解，说死多少人没有关系。他说没有，我就是按照毛泽东说一句我翻一句，其实我们看毛泽东的话多了以后就能知道，他不是讲中国人死多少人没关系，他讲的意思是，革命就要有牺牲，就要有死亡，要斗争就要死人，核战争就是人死的多一点罢了，但是不死人，不斗争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理解这个人首先要确定他不是说死不死人没关系，否则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你们国家死一半人都没事，这恐怕也很难符合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内心。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达到他设想的革命的目标，在 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比较现实的，为什么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他们陆续才有这样的想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懂这个，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核武器就是爆炸量大一点而已，挖个山洞就可以躲过去。现在我看没有人再干这种傻事，说打原子弹没事，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的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也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演讲。
来源：《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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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02-28 09:12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317
主讲人：沈志华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由《文史参考》杂志社主办的文史大讲堂第三期今天下午在国图正式开始，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总编辑王翔宇，欢迎大家。我们《文史参考》杂志社是由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本高端历史杂志，我们的宗旨是真相、趣味与良知，也就是通过时事挖掘背后的历史故事，体会历史人物跌荡的命运，以及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未来。我们搞的文史大讲堂活动是公益活动，目的是搭建起专家学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使专家学者的声音、学术成果能够通俗易懂地走进更多普通读者心田。
今天下午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老师为我们讲授毛泽东访苏轶闻。这个讲题也是几经反复才确定下来。沈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有很多著作，比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等，他是研究中苏关系以及朝鲜战争方面的国内的权威专家。沈老师为人也很风趣，既睿智，又幽默。今天下午我们期待着他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演讲。
沈志华：这个题目好像不像是学术讲座，其实也挺符合这个历史的，所谓轶闻是什么呢?就是散失了后来又找回来的东西，叫做轶事轶闻。我们对毛泽东出国访问的很多历史的史实都是重新找回来的，原来报纸上登的没多少，包括毛年谱和毛泽东传里，很多东西都在中国的档案或者在俄国的档案中，因为有档案的解密期，30年以后才披露出来。
毛泽东一共出过两次国，一次是1949年12月到莫斯科，第二次是1957年11月，还是到莫斯科，其实这两次访问非常有意思，有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第一次访苏就是为了建立中苏同盟，他去了就是为了签这个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关系最好的时候，但是从他访苏以后，中苏关系江河日下，差不多一、两年以后，中苏同盟就走向分裂了。中苏同盟的建立和中苏同盟的分裂，与毛泽东这两次访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讲的内容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它们当中有很多情况都反复出现，虽然表现不太一样。
比如，第一次毛泽东访苏是毛泽东特别想去，从1947年就开始想去莫斯科，斯大林就是不让他去。第二次是赫鲁晓夫特别想让毛泽东去，毛泽东就是不答应，一直到9月份最后他才答应去，这里面就藏了很多故事。第一次访苏毛泽东特别憋屈，非常沉闷，心情特别不好。第二次访苏毛泽东心情好得不了，包括他睡床垫什么的，第一次访苏给他一个软床，第二次访苏也是这样，但是结果完全不一样。其实这两次访苏特别能反映中苏关系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下面先讲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毛泽东在1947年的春天第一次提出他想去莫斯科，但是那时候斯大林比较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内战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如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这时候把毛泽东接到莫斯科去，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对苏联非常不利，所以他几次婉言拒绝了毛泽东。刚开始他答应了让毛泽东来，当时毛泽东非常激动，就在山西一个打谷的场子修建了简易机场，等着飞机接他，后来斯大林说你别来了，你挺忙的，先忙你的事，等战争差不多结束以后你再来。到了1948年，大局基本上已定，国民党已经是兵败如山倒，这时候毛泽东又提出说要去莫斯科，说要向他汇报将来中共的一些方针、政策等等。
开始斯大林也答应，但是犹豫了一下，就说你开始准备吧。毛泽东买了新帽子、新衣服、新皮鞋，准备了四大箱子向斯大林汇报，结果毛泽东临走的时候斯大林又来电话，说你现在来不是时候，我们委员都下去收麦子了，莫斯科没人，当时毛泽东非常气愤，但是也没办法，斯大林不让他去他就去不了。
到1949年初，因为他们俩之间发生了一个矛盾，就是关于和谈的问题，斯大林让中共和国民党和谈，苏联作为中间人调停，毛泽东坚决拒绝了，所以两人弄得很不愉快。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告诉毛泽东，莫斯科你就不要来了，我派人去，他就派了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访问西柏坡以后，中苏关系迅速升温。
通过西柏坡的访问，斯大林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将来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所有政策跟苏联都保持一致，所以他非常高兴，加大了对中共援助的力度。6月份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两党关系更加密切，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一个问题。原来中苏之间有一个同盟条约，1945年蒋介石和斯大林签的条约，按照那个条约，中国同意让外蒙古公投后分离出去，同意把旅顺港租给苏联，还牵扯到大连港的行政权，等等。中国共产党马上夺取政权了，苏联很担心一个问题，怕中国共产党否认这个条约，所以他很想知道中共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毛泽东心里也很清楚，他要向苏联一边倒，要采取跟苏联一致的政策，而且他要在党内，在全国人民当中宣传这点，要确立这个政策，有一点是他必须要迈过的障碍，就是把1945年这个条约否掉，重新签一个条约。
其实双方内心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谁也不好讲，因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双方要合作，苏联要拉住中国，当时建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他希望新中国能够加入这个阵营，毛泽东也希望共产党刚夺取的政权能够得到苏联的帮助，这方面是一致的。但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确实是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所以一开始双方都在试探对方，比如斯大林派米高扬跟毛泽东讲，旅顺港我们当时租用对你们是不公平的，但是当时是在国民党反动派手里，说是为了革命我们租用了，等你们夺取政权以后，我们就把旅顺港给你们，当时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那儿听着愣了，旅顺港是一个军港，我们也没有海军，你还给我们干什么，你还是先占着，等我们有了海军以后再收回来。
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来，旅顺港不能马上收回来，但是外蒙古想收回来，所以毛泽东跟米高扬讲，当时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赞成外蒙古分离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但现在革命成功了，政权回到人民手中了，我们考虑到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是不是请斯大林同志考虑让外蒙古回到祖国的怀抱。米高扬一听，马上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毛泽东现在惦记外蒙古了。
第二天他就给毛泽东宣读了斯大林的电报，斯大林讲“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选择，是通过公投的，是已经确定的事实，不容改变。现在有人要把内蒙古合并到外蒙古去我们坚决反对，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们希望还是不要谈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他们经历了这样一轮事态以后，到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刘少奇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有一段专门讲中苏关系，其中就涉及到1945年条约的问题，刘少奇报告当中说，中共中央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方案：第一，新政权承认1945年的条约；第二，宣布废除1945年的条约；第三，暂时继承，日后修改。这三点苏共中央认为哪一点比较合适?
我看俄国档案上斯大林在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大圈，写上“这个问题等毛泽东来了再谈”，他没有跟刘少奇谈这个事，所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考虑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是要跟斯大林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到底是继承1945年的条约，还是重新签一个条约。
这个时候毛泽东来一个干脆的，把以前说的这些都不管了，11月他给斯大林发了一个电报，说我现在有时间了，我可以去莫斯科，我去莫斯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签订一个新的同盟条约，讲得非常明确。过去档案没解密，在这个问题上说什么的都有，说毛泽东主要是治病去了，我看俄国人写，说毛泽东是来治病，不是谈条约，斯大林没有准备。
其实不是，现在档案出来了，而且不止这一封，后来斯大林没有回电，毛通过周恩来又跟苏联外交部提出说主席要访问苏联，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谈签订条约的问题，但是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他们名义上是给斯大林祝寿去了，那年斯大林70大寿，生日马上就要到了，怎么去呢?后来毛泽东又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你要是同意签订新的条约，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你要是不同意，我一个人去，你就告诉我，是我一个人去，还是我和周恩来一块儿去。斯大林还是没有答复，没办法了，后来他就一个人去。
毛泽东那个人的性格是非常执着的，他见到斯大林第一面，12月16号，两人寒喧了几句，马上他就提出来，说我来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会议，关于1945年的条约我们是这样……话没说完，斯大林说，打住，你来之前苏共中央也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认为1945年的条约不能改变，必须保留，就把毛泽东的话给堵回去了，再谈就没意思了。
转圈转了半天，到最后毛泽东还是不甘心，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到莫斯科来，是不是让他来一趟。斯大林一想，又来了，你让周恩来来干嘛?反正我找他没事，你要找他你就让他来，俩人就谈不下去了。从公开的材料、照片、报纸看，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尊敬，在斯大林祝寿的会上，站在最前排的就是毛泽东，其他所有人都在后面，在照片上一般看不到外国领导人，就只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一块，然后是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还是非常关照的，但就是不跟他谈正事，毛泽东非常气愤。他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说我跟斯大林同志谈了一次，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强硬，他不同意谈条约的问题，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商量一下怎么办。
过两天刘少奇回电，说既然斯大林同志态度这么强硬，祝寿完了你就回来吧，再谈也无意。再后来我就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回电，但是我知道毛泽东没有按照政治局考虑的这个方案，他就不走了，他就呆在莫斯科了。
等到祝寿完了，各国领导人都走了，就剩毛泽东一人，他呆在宾馆里，也不出来，在那里发脾气，毛泽东有什么脾气呢?毛泽东不睡沙发床，只睡硬板床，他就把宾馆里的沙发垫拉出来，扔在地上，说“非要让我睡这个，我就是不睡”。他还有一个毛病，不会用马桶，他上厕所必须蹲着，不坐着，一个人在厕所里发牢骚，非让我坐在这儿，有什么办法。这都是他的警卫写回忆的时候写的。他也不出门了，本来给他安排去列宁格勒访问，去参观地铁，去集体农庄，都不去了，说头疼，一天到晚不出门。这弄得斯大林非常尴尬，说毛泽东怎么这样，人家祝寿完了都回去了，你也不回去，你不回去也应该参加活动啊。
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大使的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毛泽东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
后来他们怎么商量的现在没有材料，但是后来毛泽东就发表了一个书面的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声明，那个声明怎么写的呢?记者问：毛先生你到莫斯科干嘛来了?毛说我来莫斯科除了给斯大林同志祝寿以外，我还要谈关于中苏同盟条约、商品贸易等一系列问题。这是第一次把这个事给挑出来。记者问：那您什么时候走?毛答：那就要看谈判的情况如何了。那意思就是你不签我就不走了。到12月底的时候，毛泽东跟斯大林就僵在那儿了，最后谁让步了呢?还是斯大林。
斯大林1月2号晚上让莫洛托夫去找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同意按照中国的条件签订新的同盟条约。那天晚上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脸的乌云散去了，立刻给周恩来写封信说，斯大林终于同意我的条件了，你马上做好准备，五天之后出发，十天以后到达莫斯科，你跟他谈判。然后毛就去冬宫、地铁、看电影，因为他不管这些细节。
周恩来是20 号到的莫斯科，到了莫斯科以后，中国人不太知道，苏联人其实很有心机，斯大林虽然答应跟你签新条约，他们做了新的准备，从1月5号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条约起草小组，外交部、交通部等几个部委联合，把所有条约文本进行了修改，基本内容还是1945年那个条约，就是换了个名字，但是毛并不知道。这里其实很复杂，其实有两个内容，一个是条约，还有一个是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大连港的协定。
我说的主要是协定，我们一般都是用条约这个名词，实际上是那个协定，那个协定基本上维持了1945年的条款，但是中国人不知道，毛泽东不知道，等到20号周恩来到了，22号他跟斯大林、周恩来、米高扬、莫洛托夫所有人进行会谈，会谈的时候只谈了个原则，也没有给他们看具体条文，所以他们都不知道。直到23号，苏联把这个条文交了以后，毛一看就火了，说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你弄了个新条约，中长路还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另外还没有提大连港的事，毛很不高兴，跟周恩来说，你重新搞一个。
周恩来他们就重新搞了一个条款，这个条款要求：第一，旅顺港的归还不能等到对日合约，对日合约不知道什么时候签订，所以加了一个条件，就是 1952年底以前必须归还；第二，关于大连港，大连港的行政权立即收回，所有租给苏联的物资全部无偿还给中国。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中长路，中国提出立即收回中长路，而且是无偿收回中长路(中国长春铁路)，26号把这个方案给了苏联。
他们内部怎么讨论的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了四份关于中国这个方案俄文的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改动的是最厉害的，一共四页纸的条文，除了画杠杠就是叉子，不是叹号就是问号，最后签了一个名字——斯大林。从这个文件能看出来斯大林非常愤怒。但是，28号苏联把中国起草的草案退还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修改，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
也就是说，斯大林再次做出了让步，为什么?从我看到的材料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因为中国刚建国，中国元首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呆就呆一、两个月不回来了，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说不支持，国民党很腐败，你支持它干嘛，看将来的结果。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我们看清楚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到了莫斯科了，美国人就面临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这种外交关系。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双方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国家必须明确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不能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这是军方主要观点。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应该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你要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在战略上就失策了，所以他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怎么才能亲近中共?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我们绝对不管。
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这样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取胜了。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个?原来还有一个司徒雷登在南京，后来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也给弄走了，双方没有渠道，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意思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映，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美国也没有参与，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了，中国同胞们想想，你们外蒙古是谁分出去的，东北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哪去了?这就是挑拨离间，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这人太坏了。我们立刻要发表声明，要反驳他。这里边他们俩还闹了点矛盾，为什么毛泽东后来不愿意，因为他们说好了要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
毛泽东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回来以后在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说刚才斯大林同志说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回去就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胡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为什么这样我们也不太清楚。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我找的这个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而且他专门问了一句，人家告诉他，就是用外交部的名义，毛泽东特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的名义，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在西方不是代表政府的吗，说你这是破坏我们达成的计划。
但是毛为什么这样，我也说不大清楚，没有找到更进一步的材料。总而言之，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都是不大愉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也是这样表示了意见。这个事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苏联内部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回，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回，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美国人的计谋就成功了。所以，斯大林不得不让步。
还有一个原因，斯大林让步得有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这时候就显示出周恩来的智慧，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28号的时候找斯大林，他说我要找斯大林同志谈个问题，斯大林说谈什么问题?周恩来说我谈谈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当时一听脸就变了，说毛泽东说你们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的问题了，你怎么又提。
他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失去了法律依据。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然后问应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说这样很好。周恩来说，我起草了一个声明，您看看，斯大林一看，周恩来太狡猾了。
声明这么写的，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你如果同意的话就一块儿同意，要不同意的话，那我们就打道回府。所以斯大林也没有办法，也只能这样了。2月14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签订了，毛泽东就回国了。
当然后面有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我讲到这儿你可能就会有这个疑问，毛泽东走的时候该轮到斯大林非常憋气，他原来冷漠毛，让毛觉得没趣就走了，结果还是让他同意中国的方案。
从斯大林来讲，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所以斯大林非常气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我们后来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朝鲜战争，你知道斯大林什么时候决定发动朝鲜战争的?1月30号，1月28号他把中国的协定草案交回给毛泽东以后，两天以后他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因为金日成想发动朝鲜战争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1946年开始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斯大林一直反对，包括1949年，1948年底苏联红军都撤走了，1949年3月份金日成到了莫斯科找的斯大林，私下里就跟他谈，说我要统一，如果和平统一无法成功我可不可以采用武力的手段?斯大林说不行，说除非南朝鲜发动进攻，你才能反击，你不能主动进攻。
等到1949年的6月份，美国兵也撤了，美国军队是1949年6月全部撤离的朝鲜半岛，7月份金日成又策划了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计划，交给苏联大使转到莫斯科，后来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了会议，答复也是不行，你不能在朝鲜采取武力行动，还是要和平统一。当然他也找了毛泽东，4月份派人到北平找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讲，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条道路，你这做得很对，但是你这不能着急，我还没有统一呢，等我统一完了，我把部队调到北方，帮着你打南朝鲜。
等到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金日成就着急了，又给毛泽东发了电报，你说的，你统一完了，就帮着我统一，你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你看我这儿还不行呢。这样毛泽东就很难办，原来毛泽东不想那么快宣布新中国成立，是苏联一个劲儿地催，说你整个大陆半壁江山拿下来了，你赶快成立，你不成立政府我们很难办。
因为苏联原来跟国民政府有外交关系，现在国民政府也没有宣布垮台，你这新政府不成立，让我怎么办? 我是继续跟国民政府发生关系，还是跟你们。所以你们要赶快成立。那会儿毛不着急，后来没办法，苏联催了几次，就在10月1日成立。那时候西南共产党都还没有控制，更别说西藏，毛就没有答应(金日成)这个要求，他也没有办法跟金日成说，他就找斯大林去了，他给斯大林发电报，说金日成要打南朝鲜，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11月5号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电，说关于朝鲜的问题，我和你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金日成还很年轻，不懂事，这个工作我来做，你就不要操心。
我们看这个电报来来往往，一直到12月底，苏联都是反对金日成在朝鲜半岛采取武装行动，突然的，也就是1个月，到了1月底，斯大林给了一个电报给苏联大使，说请转告金日成，我同意他的计划，但这件事情要做得非常缜密，不能冒任何风险，让金日成到莫斯科来，我亲自跟他谈。后来第三天，2月1号他又发了电报，说昨天说的事非常秘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毛泽东现在还在这儿，金日成不要来，等毛泽东走了再来。
后来毛泽东走了，金日成就来了。这个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事，但是现在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就是，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苏联整个在远东的战略基地不复存在，什么战略基地?就是出海口和不冻港。从俄国开始，苏联在亚洲地区、远东地区就是为了争取出海口和不冻港，修中长路也好，租用旅顺港也好，都是为了这个。所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签订，苏联整个在亚洲的战略意义就没了，只有依靠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现在没有时间特别讲。
从毛泽东这段访苏的情况看，他和斯大林的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他逼迫着斯大林做了很多让步，但是斯大林决定发动朝鲜战争就是对中国的报复，这就是毛泽东第一次访苏的结果。但是后来毛泽东决定要出兵朝鲜，为什么一定要出兵朝鲜?大家都反对，就他一定要出兵朝鲜，主要是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因为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是毛泽东心里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能够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只有中国参战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
1957年第二次访苏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斯大林去世以后，从1954年10月份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开始，到1957年底，三年时间，中苏两党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苏联是当然的领导人、老大哥，不可动摇，但是斯大林死了以后，特别是苏联经历了宫廷内部的斗争，因为赫鲁晓夫上台也是很曲折的，再加上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1957年6月反党集团事件，经过这三件事，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三件事非常明显。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揭开了盖子，捅了篓子，说批斯大林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批法不行，第一，不和我商量，你没有跟我们商量，自己就想批。第二，你事先没有做任何准备工作，斯大林从一个神一下变成一个罪犯，谁都接受不了，当时在苏联党内造成多大的混乱。
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的时候，会议大厅里鸦雀无声，报告没做完，两个人当场休克，波兰共产党总书记贝鲁特心脏病复发，就死在莫斯科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苏联党内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东欧各国，包括中国，整个思想一片混乱。后来是中国共产党出来，政治局写了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这个文章发表以后，确实对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情绪各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篇文章出了以后，苏共中央印了20万册，全党学习。第二篇文章出来更不得了了，印了100万册。原来都是全世界共产党学苏联共产党的文件，现在是苏联共产党学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地位发生了变化。而且到 1957年的时候，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考试，前提条件是你有没有读过毛泽东的实践论，如果没有读过，就没有考试资格。现在我们外交部档案，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
那时候东欧各国的思想非常活跃，批斯大林以后，双方在争论什么问题，最后争论不下去的时候，就一句话结束，就是我们等等，看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看看毛泽东同志怎么讲。再有，波匈事件的实质是什么?实质问题是赫鲁晓夫处理不了东欧的事，请中国帮着处理。1949年斯大林和刘少奇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曾经有个君子协定，说以后苏联共产党管欧洲革命，中国共产党管亚洲革命，毛泽东当然很高兴，好歹也管着十几个共产党。后来真的是，到 1955年的时候，越南给苏联写信，说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再通过中国，越南想跟苏联发生直接的联系，苏联都拒绝，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但是到了1956年就出了这个问题，欧洲的事苏联管不了，波兰出事你管得了吗?匈牙利出事你管得了吗?管不了，赫鲁晓夫没有经验，办事又莽撞，请中国共产党。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坐镇莫斯科，当然刘少奇也得请示毛泽东，1957年1月份波匈事件过去了，东欧的反弹情绪非常大，赫鲁晓夫没有办法，治不住这个，求毛泽东，你能不能到苏联和东欧来一趟，毛泽东回电，说就不用我去了，周恩来去就行了，把周恩来派去了，周恩来一会儿布达佩斯，一会儿华沙，一会儿莫斯科来回跑，最后就平息了。
后来赫鲁晓夫非常佩服，他们觉得还是中国共产党厉害。这事过去不到半年，苏联发生宫廷政变，因为赫鲁晓夫把那些人打下去，他提拔了很多年轻干部、中央委员，直接威胁到这些老辈的地位，像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塔卡洛维奇等等这些人，而且他们在方针政策上跟赫鲁晓夫也有分歧，他们趋于保守，赫鲁晓夫老想改革这、改革那。到8月份苏共中央政治局就要改选，所以保守派非常担心，6月份在一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突然宣布说罢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都蒙了，本来这个位子是总书记坐的，赫鲁晓夫说你怎么坐在这儿了，这是我的位置，说你先坐在这儿，坐下以后，今天会议议程是讨论罢免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这人有小聪明，你不是罢免我吗，你得容我检讨，我有错误，我要求检查，你不能不让他发言。赫鲁晓夫检查特别长，没完没了，下班了还没完，说我明天接着检查，人家也没有办法，那你明天接着检查。
半夜他给国防部长朱可夫打电话，说你立刻派直升飞机，把所有的中央委员连夜调到莫斯科。第二天清晨政治局正开会，200多中央委员把克里姆林宫给包围了，要求召开中央全会，罢免总书记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力，政治局没有这个权力。朱可夫往克里姆林宫门口一站说，没有我的命令，我看谁敢出去，没办法，就召开了中央全会。
一召开中央全会，这些元老都成了反党集团分子，出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第二天就公布，这一公布又像一颗炸弹投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都不能理解，像莫洛托夫跟列宁一块参加十月革命一块起来的，怎么就成反党集团了呢?马林科夫原来是斯大林的秘书，斯大林去世以后是名义上的接班人，后来被赫鲁晓夫玩点阴谋弄下来了，怎么都成反党集团了，大家都不能理解。过去做法是，一见事，苏联只要一登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见报，这次就不一样了，苏联登了报，苏联揭出了新的反党集团，各国都没有反应，大概只有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吧，其他国家都没登，等着中国，说中国不说话，我们也不能说话。赫鲁晓夫一看这事麻烦了，马上派米高扬，说你赶快到北京去一趟，无论如何毛要支持一下，他不支持，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就乱了。
后来米高扬就来了，毛还没在北京，坐飞机又到杭州去见毛，谈得非常好，谈了8个小时，谈完了毛说，我支持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做得对，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非组织活动等等，讲了一通，米高扬说，你不能光这么说，得见报，要不然我们也受不了。毛跟刘少奇讲，通知明天见报。米高扬非常高兴，坐飞机就回去了，当时阎明复陪着他去的杭州，米高扬是连夜回去的，天气还不好，米高扬在飞机上说，我总算完成任务，就算飞机摔下来我也认了。中共一登报，其它各党都跟着登报，这个风波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的地位在1957年的时候已经越来越高，这时候发生了这么多事，很需要共产党开一个大会进行总结。
赫鲁晓夫很想利用11月 7号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各国共产党都去莫斯科，然后开一个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在这个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几次让苏联大使派人来，想听毛泽东去不去这个会，因为这次率团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话，他就觉得这次这个会开的就没有意思了。他几次问，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复，开始说看情况吧，又是11 月，毛泽东说天太冷，我怕感冒，不去。
赫鲁晓夫非常担心，一直到9月份，9月份发生了一个事，我不知道这俩有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可能有直接联系，就是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技术。原来苏联一直不同意，从斯大林开始，刘少奇去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炫耀地给他看了一场电影，后来毛去了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斯大林说那看场电影吧，毛泽东在火车上就讲，原子弹太厉害了，我们一定得搞。后来派人联系，苏联就捂着盖着，说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赫鲁晓夫改了，但是也是给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援助技术。
一直到9月份，赫鲁晓夫突然通知中国，说你们可以派代表团来谈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中国提了好几次，苏联婉言拒绝，也可能毛一下高兴了，行，我去吧。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来，非常高兴，开始做精心准备。外交部档案馆来来往往的电报，讲原来苏联设计好了，在莫斯科的机场毛要发表机场讲演，然后夹道欢迎，从机场一直到克里姆林宫，毛去了以后，说不行，你们那儿天太冷，我坐不了敞篷车，我直接坐车到住处。
那时候飞机不能直接飞到莫斯科，到伊尔库茨克，人家到国境来接，毛连飞机都不下，说外头天冷，我就不下去，你们谁要看我就上来，人家都登着上飞机了。他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有些生活细节没有搞好，毛泽东很不高兴，这次赫鲁晓夫特别注意，专门请汪东兴打前站去了一趟，说我知道主席怕冷，所有共产党代表团都住在列宁山，那是别墅区，但只有把主席安排在克里姆林宫，沙皇的寝宫，到会场不用经过露天，里面有一条走廊直接通到礼堂，免得主席感冒，带着参观。汪东兴讲，赫鲁晓夫同志你得把沙发床换掉，主席不睡沙发床，主席只睡木板床，然后就改成了木板床。然后汪东兴看厕所，说这马桶也不行，要改成蹲坑，赫鲁晓夫说，我们没见过蹲坑。后来我问阎明复，苏联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苏联人有智慧，弄了一堆砖头、沙子，把马桶周围盖起来了，搭了个台阶，就留了一个窟窿，说主席蹲在这儿就行，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非常特殊。
莫斯科会议，所有人的发言都要提前交稿，按照苏联开会的程序，得提前交俄文稿，因为你发完言，当天晚上莫斯科电台就广播，第二天见报，只有毛泽东即兴发言，而且一口湖南话，很难听懂。我是看的一个苏联秘书的回忆录，他说我们最头疼的就是毛主席讲话，他又没稿子，当时信口开河就那么讲，这么边记，记完了翻译，翻译完了还得送电台，第二天就要见报，又怕出错。而且毛开会，人家都在台上，他讲话就坐在后头，说今天我这腿不太好，就不上去了，大家都得回头看他。毛这次访苏确实是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包括对政治文件的准备，苏联也是几次来找中共，毛也是几次说，不着急，这个会推迟开。
最后毛讲，这个会要先搞好文件，要达到都能通得过，你们去准备吧。苏共就准备文件，准备完了以后，还得专程送到北京来，让毛看，同意不同意，毛把邓小平和胡乔木叫过来，说你们先拿去改改。我看他召见苏联大使的记录讲的也很有意思，说文件起草的还很不错，总的来讲没有大问题，就是太长了，砍掉一半，然后再增加几条，回去改去吧。
你看所有这些，虽然表面上还是苏联，当时提的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苏联办什么事都是听毛的，毛要是不发话，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办不成。包括他到了莫斯科以后，当时处理跟南斯拉夫的关系，这也是比较复杂的事，1955年苏南和解了，但是波匈事件以后，苏联出兵以后，纳吉躲到南斯拉夫使馆了，这样苏联就不能抓这个人，然后就找铁托，说要让他出来，铁托说，你要保证不能伤害纳吉，要不然我的威信就没了。
后来苏联说我们保证，给他送到第三国，不伤害他。结果纳吉一帮人刚从南斯拉夫使馆出来，苏联就把他塞到坦克车里拉走了。铁托非常气愤，说苏联人说话不算话，跟赫鲁晓夫就掰了，掰了以后，莫斯科会议就不来。赫鲁晓夫非常生气，毛泽东出面来安抚南斯拉夫，当时卡德尔和德热拉斯去的，还有波兰人，因为波匈事件以后，波兰人哥穆尔卡对苏联也很不满，也是毛出面做工作，所以很多事情赫鲁晓夫解决不了，就得靠中国共产党，靠毛泽东出面解决。在整个开会的前前后后，赫鲁晓夫就像个跟班似的，跟着毛泽东到处跑。表面上这个会议是在莫斯科开，苏联是主人，我看背后的导演就是毛泽东。
有一个现象让大家很不理解，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坚持一个口号，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在这之前苏联跟中国人商量，说以后不要提这个口号，我们以后不能为首了，中国不同意。后来苏联说，要不然以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也不同意，说不行，就是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说这样不妥，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个能力。毛泽东说就这样。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以后，别人也不接受，像哥穆尔卡也不接受，苏联还有什么资格领导，毛就跟他解释，从整个毛的解释来看，其实毛讲的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以谁为首谁就要负责，有什么事都要找他。谁有实力谁才能为首，毛泽东讲了，美国人不怕我们，怕苏联，因为苏联有原子弹。给各国援助，要是以我为首，得我援助，还是苏联为首，他有钱。中国是不能为首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个政治大国、人口大国，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行，意思就是中国实力不行，所以中国不能为首。
毛后面还有一句话，以苏联为首是以苏联为首，但是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赫鲁晓夫这个红花再好，也得靠我这个绿叶扶持啊。给我产生这样一个感觉，毛泽东是不要以中国共产党为首，但是他要垂帘听政，什么事你先在外面支应着，你负责，但是最后决定权是我的，实际上也是这样，1957年底之前，双方大体上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包括毛和赫鲁晓夫本人，还有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
这次毛泽东访苏实际上起了两方面的作用，刚才我讲的这些大家可以感觉出来，中苏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最高峰了，提前一个月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协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就算中苏政治上的合作，中苏关系达到了一个顶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他们的政策开始发生分歧，莫斯科会议的前提大家都认为是一致的，整个国际形势非常好，社会主义阵营蒸蒸日上，那会儿报纸上天天登的就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是1957年人造卫星上天，那会儿美国还没有，当时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兴奋，觉得这个形势太好了。
这么好的形势，下一步政策是什么呢?中苏开始发生分歧了，赫鲁晓夫认为，既然我们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我们更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不通过战争就能战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你看我发展这么快，我们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靠力量就能够战胜他，并且在谈判桌上我们也有实力。
所以他要继续坚持和平竞赛的外交方针。但是毛泽东的想法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既然我们力量这么强大，我们还跟他谈什么，打就完了，说敌人不打是不倒的，扫帚不到灰尘照样不会自己跑掉。必须要打，通过革命的手段，通过武装打败他，既然你的力量这么强大，还谈什么，所以什么“绞索政策”都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提出来的。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
这个话一讲完，全场鸦雀无声，很多人没听懂，说毛主席怎么了，死3亿人不算什么，下面喝茶的时候都议论纷纷，捷克斯洛伐克总书记拿着咖啡直哆嗦，说中国6亿人，我们才2 000万啊，都不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毛的这次发言，我说的是11月18号即席演说，关于核武器这个吓倒了一片人。后来很多东欧国家不再跟着中国走这是一个最主要原因，毛泽东提出的政策他们认为太具冒险性，太具战斗性，而东欧的很多国家不愿意打仗，这个跟苏联是比较一致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明显地干预别国的党内事务，这个是原来中共坚决反对，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反对苏联的老子党，实际上1957年毛泽东最典型的体现出他是领导人了。举个例子，原来他让苏联人写报告，实际上就是《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宣言》里有这么一段话，讲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前前后后怎么回事。
毛看完以后不高兴，说这个话以后就不要提了，这是你们党内的问题，不要在国际会议上讲这些，特别是不要再批评那些老同志了。后来人家回去就给删了，这段就没了。18号毛泽东讲话，讲着讲着突然来了一段：同志们，下面我谈谈团结的问题。最近苏联共产党发生一件事，出现了一个反党集团……，就开始讲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他讲的是我们是支持赫鲁晓夫同志的，赫鲁晓夫同志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懂得团结，你看我们，王明反党，我们照样把他留作中央委员，他说这话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米高扬7月5号到杭州找毛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意见是不要把这些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米高扬说我们已经开除了，没法变了，后来主席说那就算了吧。所以毛在这个会上又重提，说中国保留了王明的中央委员的职务。这让苏联人非常反感，你不让我们讲，你到会上讲，我们不能讲我们党内的事，你可以讲我们党内的事，成何体统。毛泽东话没讲完，赫鲁晓夫一下站起来了，直视毛泽东，瞪了毛泽东一分钟，全场就这么看的，一扭脸他就在走廊上来回走，也不坐回去了。
这时候卡德尔写了一个纸条给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另外一个，写的是，中苏两党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这个话说得很对，看得很准，因为这个事不是简单的关于团结的问题，也不是反党集团的事情说不说的问题，而是你在一个国际的会议上，来随意的评判另一个党内的事务，而事先你又让这个党不要讲了，什么意思?所以苏联人非常不满，这样也造成了中苏两党，特别是领导人之间一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虽然表面上非常好，毛泽东也非常高兴，后来坐飞机回来，在中共政治局党内开会，毛也是非常满意，除了个别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过渡，搞了个备忘录以外，其他的他觉得都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在这背后就隐藏着中苏之间一种内在的分歧，特别是中苏两党地位发生变化以后，直接威胁到同盟是否能够持续下去，除非苏联认了，原来我老大，你老二，现在你当老大，我当老二，这个同盟还能继续下去。到了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膨胀了，赫鲁晓夫地位也稳了，连续三年农业丰收，再加上人造卫星、核潜艇，苏联那会儿不得了，赫鲁晓夫还得当老大，这样中苏两党必有一战，从莫斯科会议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
这就是我讲这两次毛泽东访苏大体上的过程和结果，大概可以做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次访苏为了结成中苏同盟，后来也签订了条约；第二次访苏是中苏同盟走向破裂的一个开端、一个起点。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沈老师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讲到了中苏同盟，以及毛泽东两次访苏，与苏联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的访苏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是中国现当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毛泽东访苏之后中苏结成了同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就是苏联模式，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还可以找到当年中苏同盟苏联的一些影子。沈志华老师讲课非常精彩，也很生动，披露了很多毛泽东访苏鲜为人知的一些内幕，以及两个大国背后的一些较量。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对沈老师的讲课表示感谢!
下面用一点时间可以给现场的听众提问。
提问：很高兴今天听到沈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沈老师，毛泽东赴莫斯科的途中保卫十分严密，听说是北京到满洲里边境的铁路线站的都是解放军，国民党也曾经刺杀毛泽东，我想请教沈老师，确实有此事吗?
沈志华：毛泽东去莫斯科的保卫非常严密在档案文献中是有记载，你说国民党刺杀，我没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湾去看国民党的档案也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现在也不能确定。
提问：沈老师今天说到第二次去苏联，毛主席还有一句在我们青年人中流传很广的一句话，他和苏联留学生见面的时候说，世界终归是你们的。我希望您从更多史料的角度讲一下，这句话他为什么会提出来，为什么会流传很广。像我在20年前读初一的时候，我们中学的老师也用这句话来激励年轻人。第二个问题，刚才主持人也说到，这种苏联模式如果从大学来说，原来那种专业教育的模式有很大缺陷，现在要往通才教育改，我们怎么看这两者的关系，您也是华东师大的老师，非常感谢。
沈志华：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那个时代也是非常受毛泽东这段话的感召，因为他主要是对年轻人讲的，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有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吗?他见的是当时一批中苏的留学生，期待着他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共产党自己能够信任的知识分子是没有的，不是国民党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这个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马上派人出去学习，就是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学成要回国了，指望着他们将来参与中国的建设，所以毛泽东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是很正常的。至于你说学苏联的教育，这个当然是了，我们从1952年院系调整，然后就开始贯彻苏联的学制体制，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苏联那套东西，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可能是最失败的，不但没有把原来苏联的那些弊病、措施修正过来，反正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现在在我看来是一塌糊涂。
提问：沈老师您好，关于毛泽东的第一次访苏，当时美国《时代》杂志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细节，说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随行带了很多礼品，据说有15车之多，里面包括一些从北京故宫博物馆收集来的历史文物，但是我还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些礼物中还包括像白菜、大葱这些在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的礼物，关于这些礼品您有没有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给我们讲述一下呢?
沈志华：毛泽东的礼单是有档案文献，我没有发现有故宫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的东西，刺绣，中国的工艺品，景泰蓝，细节在档案里都有，我觉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档案当中看到的是这样。你说白菜、萝卜，那个是有，毛文稿里就有，毛泽东命令山东省准备几车白菜、萝卜，他为什么要带白菜、萝卜去，我也挺纳闷，而且从北京一直开车开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扬访西柏坡的一段细节有关系，因为米高扬访西柏坡的时候要吃鲜鱼，当时没有，他讲苏联冬天特别冷，什么新鲜的蔬菜、鱼肉都没有，我想是不是毛泽东听了这句话，就给他带去了白菜、萝卜。
但是苏联给中国代表团的礼单也很珍贵，我也看了那个礼单，给毛泽东吉姆牌小轿车一辆，给周恩来一辆，还有金烟斗、金烟盒，都是金的，就连司机、秘书都有份。我看了看，还是苏联的礼物比较值钱。
提问：当年对于朝鲜战争，斯大林最初是不支持金日成打到南朝鲜的计划，但是后来苏联变成支持金日成，因为当时中国是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台湾，而金日成要求苏联支持解放南朝鲜，在这中间斯大林变过来，后来变成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而不支持中国解放台湾。苏联本来从不支持，到后来支持金日成，这里的因素是为了对付美国，因为美国当时想让中国对付苏联，而斯大林为了打破美国的企图，是不是支持金日成解放南朝鲜来离间中美之间的关系。您能否把这当中的关系再详细说一下。
沈志华：这个事说起来非常复杂，可能没有时间全面的讲。我把结论说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材料我先纠正一下，不是斯大林跟金日成提供说美国不会出兵的这个消息，苏联是截获了美国一些情报，而且美国确实有这个预案，一旦在朝鲜半岛发生了战争，美国就撤离朝鲜半岛，守住日本海，这是二战以后美国国防部就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后来美国人变了，新的情报苏联人没有得到，所以导致了斯大林和金日成都陷入到一个误区，他们认为发动战争以后美国不会干预，实际上美国干预了。
斯大林为什么要改变，背景很复杂，在一个月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是针对中苏同盟条约来的，中苏同盟条约的结果是苏联要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这就表明从沙皇俄国人开始，俄国人一直努力在亚洲和太平洋有一个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就没了，怎么办?他想用朝鲜半岛的港口来替代旅顺港，来解决它在太平洋的不冻港和出海口的问题。
所以这场战争不管胜败，斯大林都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他在跟毛泽东签订关于长春铁路和旅顺港条约的时候，其中有这么一条，一旦远东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机的情况下，苏联还是可以使用旅顺港，后来真的是这样，1952年朝鲜战争进入僵局，苏联应该从旅顺港撤军了，周恩来到莫斯科去，说你们不能撤，你们一撤我们就没有力量来防守。斯大林当时就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就再签个协定。
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要跟毛泽东拉关系，是苏联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所以我判断主要目标是这样，为了出海口和不冻港发动这场战争，而他的判断是这个战争没有大的风险，他得到情报是美国人不会干预，他把答应给中国所有的军舰和飞机给了金日成，这就是4、5、6三个月周恩来屡次跟苏联打报告，而且周恩来已经说了这个话，我们6月份占领舟山，8月份占领金门，来年春天打台湾，所以你必须把答应我们的飞机、军舰提前两个月送达，结果苏联一件都没有给，为什么?都给了金日成，我想这也是斯大林报复毛泽东的一个手段。
所有这些事其实毛泽东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他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得罪了斯大林，其实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我想他跟斯大林心里都清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张纸，如果双方没有战略性调整，这真的就是一张废纸。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家都分析了很多原因，我觉得都站不住脚，比如毛泽东派兵打朝鲜是为了国家安全。不对，为了国家安全有一个前提：出战必胜，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安全。但是恰恰那会儿所有人不愿意出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胜利的把握，出战不一定能胜利，如果你打败了，反而引狼入室，本来人家美国没想打你，你出去打人一下，被人打回来了，人家跟着就追到沈阳了，怎么办?
所以中国出兵，毛泽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如果他是为了国家安全，他就不动了，不动是最安全的了，所以他不是为了国家安全，你说是为了帮助朝鲜，当然结果肯定是为了帮助朝鲜，但动机不一定就为了朝鲜，为了朝鲜，至于这样吗?其实就是为了苏联，为了苏联潜在的背后还是为了自己，因为当时能够帮助中共，能够稳定这个政权，能够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同时搞经济建设只有苏联，所以毛那会儿就是为了要挽回跟苏联的关系，他当然知道现在出兵对中国非常不利，中国没有这么准备，武器又不如人，这些材料都非常详细。但是他不这样做就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中苏同盟条约就形同一张废纸，没有人再来帮你，所以他只能出兵。
出兵的结果，我认为毛泽东的目的也达到了，几个重大的问题，第一，苏联的空军，当时金日成、斯大林，我看了很多苏联国防部的档案，当时军队的调度，飞机什么时候开到哪，准备多少炮弹非常详细，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就是跟周恩来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为什么?他不信任你，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出兵还是假出兵，中苏在黑海谈判的时候，双方都是在猜对方，斯大林说，空军准备技术性非常难，说你们陆军先去，两个月以后我们空军上。周恩来说，这哪行，我们出去了，两个月以后你们不来怎么办。说这样吧，我们加强准备，我们等你们两个月，咱们一块儿去。斯大林想，这不是玩儿我们吗，我们一块儿去，你出去了可以回来，我们出去了怎么办?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放弃北朝鲜。毛想了一夜才想通了这个扣，所以他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也出兵，结果中国出兵，10月 25号打了以后，三天后斯大林下令，苏联空军立刻出动，而且越过鸭绿江，你说毛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而且后来在朝鲜战争当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志愿军谁指挥的问题，铁路谁管理的问题，越过三八线以后是否南下的问题，都是中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分歧，斯大林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派专家给中国经济援助。毛泽东出兵朝鲜就是一个赌，他赌着了，斯大林答应了他所有要求。这就是我对毛泽东访苏，中苏同盟，到朝鲜战争整个关系的理解。
主持人：沈老师的解答也很精彩。刚才提问的这位老先生是原来新华社副总编辑。看来大家对朝鲜战争的兴趣还是比较大，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请沈老师专场给我们做这方面的讲座。由于时间关系，下面请最后一位提问。
提问：因为我知道，毛主席第一次访苏的时候进入东北，高岗给斯大林带去了很多礼物，毛主席一进入东北境内，看到很多关于高岗的语录和高岗的照片，毛泽东很反感，结果就把高岗给斯大林送的礼品全给卸下去了，我想了解一下这个细节。第二，我想知道毛泽东在第二次访苏的时候，和苏联领导人讨论原子弹的问题，我记得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两个人吵起来了，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就会拿人多讲事，为什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听到这个很害怕呢，人家才两、三千万人口，所以有些专家讲，毛泽东和斯大林两个都是民族主义者。
沈志华：毛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从死多少人他不在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时这个讲演并没有公布。当时双方都给压下来，一直到1963年的时候苏联才把这个讲话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指责毛泽东是个战争狂人，后来中国也把这个文件在外交部文选上登出来了。我看过原来俄文的记录和中文的记录，其实意思差不多，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也问过李越然，因为当时这段话是李越然翻译的，我就问李越然是不是翻译错了，为什么导致人家这么理解，说死多少人没有关系。他说没有，我就是按照毛泽东说一句我翻一句，其实我们看毛泽东的话多了以后就能知道，他不是讲中国人死多少人没关系，他讲的意思是，革命就要有牺牲，就要有死亡，要斗争就要死人，核战争就是人死的多一点罢了，但是不死人，不斗争怎么能打败帝国主义，他是这样一个观点。我们理解这个人首先要确定他不是说死不死人没关系，否则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说你们国家死一半人都没事，这恐怕也很难符合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内心。
但是，这种观点现在看起来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要通过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达到他设想的革命的目标，在 6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能接受，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可以理解赫鲁晓夫的想法是比较现实的，为什么赫鲁晓夫讲没有核武器、没有战争的世界，就是因为长崎和广岛那两颗原子弹的后果是在十年以后人们才知道，日本死了很多人，出现很多怪病，人们才发现原来是十年前那颗原子弹爆炸造成的结果，还有日本海死了很多鱼。那时候我看了一个文件，苏联科学家专门给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说以后不能发生核战争，核战争就是毁灭人类，他们陆续才有这样的想法，而当时中国领导人不懂这个，在毛泽东的脑子里，核武器就是爆炸量大一点而已，挖个山洞就可以躲过去。现在我看没有人再干这种傻事，说打原子弹没事，这有一个时代的问题。
主持人：今天的大讲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热心的听众，也再次感谢沈老师的精彩演讲。
来源：《文史大讲堂》系列讲座三
□ 一读者推荐
日期 11-02-28 09:12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8317
2010年6月15日星期二
移民潮?
冉云飞
大批贪官外逃，带走数额巨大的资产，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官员的子女不少在国外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也不是什么新闻。很多裸官也在子女及家人出国后，采取一切方式，为自己的逃离做后续准备。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官员的天堂，但为什么官员们也有不少人逃离呢？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自噬兼咬人的。这个自噬兼咬人的制度，其脾气没有人摸得透，你哪一天倒霉，那是不可知的。即便你有靠山，你的靠山也不是永远可靠，说不定哪一天你的靠山，你的霉运接着就来了。在我们目前中国这个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敢说包打天下的大话：我永远安全，且不会被整肃。官员普遍的贪污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人敢说自己清白无辜的话，只要官方要搞你的时候，随时可以双规你。双规作为对官员的整肃或者作为你的政敌打击你的武器，凡是被双规的人，恐怕都会有切肤之痛。这也是官员们在捞够后，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家人弄出国，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的颉?br />
与官员的转移资产和出逃相比，商人和精英之逃离中国，也不遑多让。这几年高考人数持续，固有适龄人口减少之因，但更多的是许多年轻人高中即选择出国留学，因而放弃参加高考。据有关方面调查，三十年来，留学海外的106万人，回来的只有27．5万人，这一数据极大地揭示了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其吸引力依然不够的现实。其吸引力不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府，对于人权的践踏，对于民主自由的蔑视。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与民主，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我曾说过，没有自由与民主，你纵有上千万的资产，也随时可能被手握重权的人剥夺，甚至被基层的官员勾结起来整治。也就是说，你即便开着宝马、奔驰，也只不过是富裕的奴隶，是个奴隶富豪而已。这就像戴着漂亮马鞍具的骏马一样，再多的装饰，看上去冠冕堂皇，其实只不过是个被奴役的工具而已。
高考人数减少，很多人留学，其实伴随着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伴随着大批的技术、商业及其他精英的流失。他们尽管活着并不坏，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担忧。因为不进行制度改革，中国畸形的经济发展，已造成极大的贫富不均。此种贫富不均如不根治，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后果，主要的承担者肯定不是官员，因为他们许多人的资产外流，家人已成外国人，自己只是个裸官而已，且随时可以离开。因此凡有资本的精英人士，又不想跟官方耗下去，且害怕仇富的心理伤害到自己的，当然就只有选择离开。
当然这离开的人最坏的一种就是，他去了民主自由的国家，还回国来赚钱，尽量说专制制度的好坏，这种人现在也不少。一些在国外留的年轻人，之所赞美专制，那是因为他的留学费用，可能就其父母贪污的公款，或者是与政府勾结的商人之不利之财。他们越是赞美专制制度，他越才能赚够更多的钱，以便将来留在自由世界。专制制度的赞美者和外国移民的双重身份，在在表明其蚂蟥两头吸的贪婪本性。自己又安全又能赚专制者的钱，何乐而不为呢？既把中国的贫富差距近一步拉大，又使中国无法进行民主自由改革，即令社会动荡，也不用他们支付成本，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可以中国动荡的时候马上回到自己所移民的自由国家。这样的人在如今移民外国的人中比例在逐步上升。
移民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许多人正以各种方式逃离中国。为什么呢？这里面的安全因素是第一位的。中国经济现在虽然还在发展，但其畸形状态，有目共睹。一个制度让人看不到未来和希望，让人没有安全感，还怎么可能真正吸引人呢？你看央视的采访和中央党校辛鸣教授的回答，都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完全掩盖移民背后的实质问题，这就是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是多么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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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06-15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076
大批贪官外逃，带走数额巨大的资产，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官员的子女不少在国外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也不是什么新闻。很多裸官也在子女及家人出国后，采取一切方式，为自己的逃离做后续准备。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官员的天堂，但为什么官员们也有不少人逃离呢？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是自噬兼咬人的。这个自噬兼咬人的制度，其脾气没有人摸得透，你哪一天倒霉，那是不可知的。即便你有靠山，你的靠山也不是永远可靠，说不定哪一天你的靠山，你的霉运接着就来了。在我们目前中国这个制度下，没有任何人敢说包打天下的大话：我永远安全，且不会被整肃。官员普遍的贪污已是不争的事实，没有人敢说自己清白无辜的话，只要官方要搞你的时候，随时可以双规你。双规作为对官员的整肃或者作为你的政敌打击你的武器，凡是被双规的人，恐怕都会有切肤之痛。这也是官员们在捞够后，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家人弄出国，把自己的资产转移出去的颉?br />
与官员的转移资产和出逃相比，商人和精英之逃离中国，也不遑多让。这几年高考人数持续，固有适龄人口减少之因，但更多的是许多年轻人高中即选择出国留学，因而放弃参加高考。据有关方面调查，三十年来，留学海外的106万人，回来的只有27．5万人，这一数据极大地揭示了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但其吸引力依然不够的现实。其吸引力不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专制制度和专制政府，对于人权的践踏，对于民主自由的蔑视。没有人权，没有自由与民主，人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我曾说过，没有自由与民主，你纵有上千万的资产，也随时可能被手握重权的人剥夺，甚至被基层的官员勾结起来整治。也就是说，你即便开着宝马、奔驰，也只不过是富裕的奴隶，是个奴隶富豪而已。这就像戴着漂亮马鞍具的骏马一样，再多的装饰，看上去冠冕堂皇，其实只不过是个被奴役的工具而已。
高考人数减少，很多人留学，其实伴随着资本和人才的流失，伴随着大批的技术、商业及其他精英的流失。他们尽管活着并不坏，但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担忧。因为不进行制度改革，中国畸形的经济发展，已造成极大的贫富不均。此种贫富不均如不根治，其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后果，主要的承担者肯定不是官员，因为他们许多人的资产外流，家人已成外国人，自己只是个裸官而已，且随时可以离开。因此凡有资本的精英人士，又不想跟官方耗下去，且害怕仇富的心理伤害到自己的，当然就只有选择离开。
当然这离开的人最坏的一种就是，他去了民主自由的国家，还回国来赚钱，尽量说专制制度的好坏，这种人现在也不少。一些在国外留的年轻人，之所赞美专制，那是因为他的留学费用，可能就其父母贪污的公款，或者是与政府勾结的商人之不利之财。他们越是赞美专制制度，他越才能赚够更多的钱，以便将来留在自由世界。专制制度的赞美者和外国移民的双重身份，在在表明其蚂蟥两头吸的贪婪本性。自己又安全又能赚专制者的钱，何乐而不为呢？既把中国的贫富差距近一步拉大，又使中国无法进行民主自由改革，即令社会动荡，也不用他们支付成本，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可以中国动荡的时候马上回到自己所移民的自由国家。这样的人在如今移民外国的人中比例在逐步上升。
移民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许多人正以各种方式逃离中国。为什么呢？这里面的安全因素是第一位的。中国经济现在虽然还在发展，但其畸形状态，有目共睹。一个制度让人看不到未来和希望，让人没有安全感，还怎么可能真正吸引人呢？你看央视的采访和中央党校辛鸣教授的回答，都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完全掩盖移民背后的实质问题，这就是一个国家没有安全感，是多么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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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0-06-15
专题: 华夏快递
文章的URL: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6076
2010年5月21日星期五
IBM Will Cut 75% of Workforce by 2017?
BLOGS // The Risk Factor
IBM Denies That It Will Cut 75% of Workforce by 2017
BY: Robert Charette
10 May 2010.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little flap brewing in the IT community. Back in March, IBM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be breaking out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its US employees, according to this ComputerWorld report. IBM finished 2009 with 399,409 employees, with US employees numbering some 105,000 the same ComputerWorld article noted.
Speculation was that IBM made the move to avoid scrutiny by Congress and others about how many of its US jobs were being shifted overseas.
Then in April, a story appeared in Personnel Today that quoted Tim Ringo, head of IBM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as saying that IBM could - notice the word could - reduce its workforce to 100,000 by 2017 by firing 300,000 of its workers and then rehiring them a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using a crowdsourcing strategy.
Under this approach, IBM would hire only to staff specific projects as necessary.
"There would be no buildings costs, no pensions and no healthcare costs, making huge savings," Mr. Ringo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the article, Mr. Ringo "stressed the firm was only considering the move, and was not about to cut 299,000 jobs, as staff would be re-hired as contractors."
Well, the article flew under the radar for a few days, but soon rumors spread that IBM was soon going to lay off 75% of its workforce and hire them back as contractors. The Personnel Today article's title, "IBM crowd sourcing could see employed workforce shrink by three quarters" probably helped fan the rumor flames a bit.
On Wednesday,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Week, IBM denied that it was going to make any mass layoffs, saying that Mr. Ringo "is not part of our HR [human resources] function and has no decision making responsibility within HR."
InformationWeek also said that, "Ringo provides human resources consulting to IBM's customers. "
IBM denials aside, one wonders whether this was a trial balloon by IBM to gauge the reaction - especially of US politicians - to such an idea.
Update and Correction at IBM's request:
In my original blog post, I stated that one could reasonably assume that IBM had likely considered crowdsourcing internally, and that IBM was actively suggesting the idea to its clients as part of its consulting practice.
Mr. Doug Shelton, Director, IBM Corporate Media Relations, sent an email today - Monday, the 10th of May - taking issues with these statements, stating that they were "misleading and inaccurate." Mr. Shelton said that, "Categorically IBM is not considering a 'crowd sourcing' plan."
With that clarification unequivocally on the record, I apologize to IBM for reaching these inaccurate conclusions.
Still, I wonder how soon it will be before the US Congress holds a hearing on IT employee "crowdsourcing" and calls high technology companies - including IBM - as witnesses to see how seriously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lementing the idea. IBM says it isn't - but have or are others considering it for more than start-up ventures?
The idea is no doubt attractive to some high tech (and other) companies and its time may be at hand. Who would have thought five years ago that the airlines would start charging for carry-on luggage either?
And as for other witnesses, I would suggest it be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ecretary Arne Duncan. Congress might ask Secretary Duncan to explain exactly how such a move by high-tech companies to fire and then rehire their employees as contractors would encourage more US students to take up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a profession.
Maybe Risk Factors readers can suggest others that Congress might want to call to testify at such a hearing.
I will be writing more about this issu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IBM Denies That It Will Cut 75% of Workforce by 2017
BY: Robert Charette
10 May 2010.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little flap brewing in the IT community. Back in March, IBM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be breaking out information on the number of its US employees, according to this ComputerWorld report. IBM finished 2009 with 399,409 employees, with US employees numbering some 105,000 the same ComputerWorld article noted.
Speculation was that IBM made the move to avoid scrutiny by Congress and others about how many of its US jobs were being shifted overseas.
Then in April, a story appeared in Personnel Today that quoted Tim Ringo, head of IBM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as saying that IBM could - notice the word could - reduce its workforce to 100,000 by 2017 by firing 300,000 of its workers and then rehiring them as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using a crowdsourcing strategy.
Under this approach, IBM would hire only to staff specific projects as necessary.
"There would be no buildings costs, no pensions and no healthcare costs, making huge savings," Mr. Ringo was quoted as saying.
In the article, Mr. Ringo "stressed the firm was only considering the move, and was not about to cut 299,000 jobs, as staff would be re-hired as contractors."
Well, the article flew under the radar for a few days, but soon rumors spread that IBM was soon going to lay off 75% of its workforce and hire them back as contractors. The Personnel Today article's title, "IBM crowd sourcing could see employed workforce shrink by three quarters" probably helped fan the rumor flames a bit.
On Wednesday,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Week, IBM denied that it was going to make any mass layoffs, saying that Mr. Ringo "is not part of our HR [human resources] function and has no decision making responsibility within HR."
InformationWeek also said that, "Ringo provides human resources consulting to IBM's customers. "
IBM denials aside, one wonders whether this was a trial balloon by IBM to gauge the reaction - especially of US politicians - to such an idea.
Update and Correction at IBM's request:
In my original blog post, I stated that one could reasonably assume that IBM had likely considered crowdsourcing internally, and that IBM was actively suggesting the idea to its clients as part of its consulting practice.
Mr. Doug Shelton, Director, IBM Corporate Media Relations, sent an email today - Monday, the 10th of May - taking issues with these statements, stating that they were "misleading and inaccurate." Mr. Shelton said that, "Categorically IBM is not considering a 'crowd sourcing' plan."
With that clarification unequivocally on the record, I apologize to IBM for reaching these inaccurate conclusions.
Still, I wonder how soon it will be before the US Congress holds a hearing on IT employee "crowdsourcing" and calls high technology companies - including IBM - as witnesses to see how seriously they are considering implementing the idea. IBM says it isn't - but have or are others considering it for more than start-up ventures?
The idea is no doubt attractive to some high tech (and other) companies and its time may be at hand. Who would have thought five years ago that the airlines would start charging for carry-on luggage either?
And as for other witnesses, I would suggest it be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ecretary Arne Duncan. Congress might ask Secretary Duncan to explain exactly how such a move by high-tech companies to fire and then rehire their employees as contractors would encourage more US students to take up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s a profession.
Maybe Risk Factors readers can suggest others that Congress might want to call to testify at such a hearing.
I will be writing more about this issu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2010年1月26日星期二
英家俊杰
揭开英氏家族的成功奥秘: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本文网址：http://news.backchina.com/2010/1/25/gb2312_74242.html
南方人物周刊第2010.004期封面
英敛之
本刊编辑部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自他曾祖父英敛之开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饭”。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早期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大学问”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曾经与他合作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赞叹，“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胶结着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锋的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在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统统属于“化外”之“蛮夷”，理当匍匐在中国脚下。乾隆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来使团，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使节，乾隆皇帝的回应之傲慢，既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帝国，也因为视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无知，“其实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我这儿啥都不缺，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临下地对着它发话的那个英国，当时正开足马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快就会从膜拜变为蔑视，“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这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令人钦佩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大学之初，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辅仁的创办，“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鲜明地显示了他的独立意识。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诚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一直存在，令有识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对于中国戏剧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他的用意是在文学艺术这个小范畴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对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说，“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从大众最熟悉的英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华，有如神助地从英敛之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身上。英达不无自负地说，智力方面，“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儿子、11岁的英如镝能够成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氏家族 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
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天主教会威逼利诱的做法使其在华信徒人数一度远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坚，社会影响力欠缺，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名，英敛之坚持取“辅仁”，典出《论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
英若诚与吴世良在意大利
英宁和父亲英若识
英若诚
我为什么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合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1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他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不以为耻，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之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惟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英达、英壮、英宁哥儿几个轮流值守。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还有一次英达刚走进病房，他激动地对儿子高喊，“唉！你来了！他们(护士和大夫)都是外国间谍，我跑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他们哥几个成名后，在天上晕了没两天就落地了。英宁说英达跟自己说过好几次，“有时想想我真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真没达到。”
英宁小时背不下课文，父亲就拿爷爷英千里的博闻强记激励他，“确实觉得自愧不如，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
“不骄，不躁”是英宁总结的家族传统：不骄，是因为跟老几辈差太远了，“不敢骄傲，但求无愧对前贤，这是家族历史给我们的动力。”不躁，是因为打爷爷去了台湾之后，一家人就开始过苦日子。用英壮的话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抬不起头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帽子”。英宁笑着说，“我们英家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英壮直到上高中才对自己的家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小时候，家里人都不爱说这些，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个家庭的历史并不光彩，二是怕小孩听了出去乱说惹祸。”
小时候他问父母，“我怎么没有爷爷呀？我爷爷在哪儿呢？”爸妈都支支吾吾，后来他写剧本就用这个素材编了一个段子：
“我爷爷是怎么回事？”
“爷爷？爷爷，当然，一般人都有爷爷是吧。你呢？也应该有。有归有，但是不好说。”
英达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惨，祖业被挤占，一家四口被撵到一个9平米的小屋里。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下班回家都很晚。他要照顾妹妹，还要做一家人的饭，“据他们说，我7岁的时候自己杀过一只鸡。”
1968年出生的英宁是英家他们这一辈年龄最小的男丁，他热情爽朗，心直口快，自封“英氏家族总联络官”。海外亲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安排吃住，张罗饭局，这些都是我的事儿。”
国门打开之后，他们家与海外的亲戚渐渐联系上，“中国人就爱串糖葫芦嘛，家里有个海外亲属，就会一个一个往外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他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镔(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宁哈哈大笑，“我们这两代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老英家从一个文化世家变成了梨园世家。”
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运动天赋出众，9岁时作为主力和北京“虎仔队”的队友们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全球规模最大的12岁以下少儿冰球比赛)中夺冠。
英达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小家伙现在是芝加哥使命队青少年俱乐部的队长。英达坚信儿子将来能成为出色的职业冰球手，影响力会超过姚明、丁俊晖。为了培养好下一代，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国内国外来回飞。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接受本刊采访时，英壮正把自己关在京城一家小旅馆里修改《地下交通站2》的剧本，英宁自编自导的新戏《桂花打工记》今年春节前后也要播出了。
英宁在他们家的阳光书房里给记者翻看家庭老相册，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英敛之的墨宝：“文辞清妙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他笑呵呵地跟老人家开玩笑，要父亲英若识为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糟糕的家庭出身、复杂的海外关系让英若识他们这一代很长时间都不敢大声说话。英宁7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在家里压低了嗓子议论什么事情，小小年纪忽然冒出一句话，让一屋子大人都愣了，“爸，别乱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啊，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的环境多宽松啊！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天赋去发展，”英若识的总结非常经典，“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他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畸形的，现在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什么样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命运！”
英家三兄弟片场合影，左起为英达、英壮、英宁
英达 英家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算是假“假洋鬼子”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英达的“雨林山庄”坐落在北京西山余脉的一个山坡上，最早买下这块地的是他祖父英千里，他父亲和几位叔叔小时候，每年夏天跟着大人从城里来到这里避暑。
2001年开始，英家开始重建这处家宅，2003年建成。本刊记者采访英达这天，赶上北京4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立于坡顶的山庄是观赏北国风光的理想所在。
英达的朋友为我们开门，屋内一派春意，处处见绿，墙纸都是层叠的绿叶图案，中庭垂下串串藤萝，沙发也是嫩绿色的，烟灰缸则是一片琉璃质地的树叶，旁边趴着一只塑料小蜘蛛。
主人还没露面，先看到他的画，灯罩上几只七彩鹦鹉，以及卫生间里的猫头鹰等各色灵动如真的小兽禽鸟，落款都是“yingda”。
山庄主人从二楼赤脚下来，全然没有他的经典作品《我爱我家》里的那份家常亲切，也没有他塑造的那些银幕角色的滑稽世故。坐言立行中，有的是一个世家子弟的轩昂、悠然，一个聪明人的自得、骄傲，还有一个自我期许极高者在理想与现实落差前的自嘲。
西方文化
英家人攀援上升的另一面墙
人物周刊：在你的几位前辈中，你最钦佩谁？能给他们排一排座次吗？
英达：当然可以啊，最杰出的、最出类拔萃的，那肯定是我曾祖父英敛之先生，其他人跟他不能比。他是从一个贫民之家走出来的，他父亲是个摇煤球的，最后他达到那样的成就。
一个人从山沟里爬上来，跟你本来就在半山腰，甚至都快到山顶了，那怎么比啊。英家后来所有人都是在他的成功之上，继续了这种成功没有跌下去而已。我爷爷相比曾祖父就要弱一些，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是他确实没有什么开拓进取、继往开来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你父亲英若诚先生？
英达：可能我父亲是第二杰出的，他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助力，得益于家族。他兄弟姐妹9人，只有他进了圣路易，从教会学校长大，学会一口纯粹英文，他接受的文化教育都是非常西式的。他常给我讲一个道理，一个人想成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如你面前有一面墙让你这么徒手爬上去，墙上要没有几个附着点，像攀岩似的，根本不可能上去。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由于有了外语，有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面墙，就可以在中西两面墙之间借力，蹭蹭蹭这么着就爬上去了，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呢？
英达：我的一生还远远没有过完，不能加入评判的行列。但是我肯定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英达：我的早期教育太糟糕了，我7岁多父母就双双进了监狱，“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17岁了，在“文革”当中，根本谈不到受过什么教育，这个肯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虽然相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混得比他们还强一点，也混进了这么一个深宅大院，让人觉得你似乎很成功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成功是假的，是因为其他人更差，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
人物周刊：你们家族用你父亲的话说，都是吃洋饭的。
英达：对！假洋鬼子！二毛子！
人物周刊：就像你父亲说的，你们借助外语的另外一面墙，中西之间相互得力，然后可以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你觉得你们家族可以作为一个中西交流、中西冲突的样本吗？
英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这样的假洋鬼子很讨厌，洋人的事他并不真懂，甚至连他的英语发音都是错的，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这就得算是假“假洋鬼子”了，这种人毁坏了我们假洋鬼子的名誉。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如果彻彻底底就是国粹，一门心思关起门来当国学大师那是没有希望的。即便是毛泽东，他都焦急地想学外语，有过好几个外语老师，最后他没有学成，并不代表他心中就非常非常得意于国粹。
我甚至觉得中国的优秀人物都会在这个前提之下挣扎，哪怕王朔那样的人，完全感觉是一个北京痞子，外语这事跟他不沾边，实际上都一直偷偷地学外语，早早拿了绿卡。我们那些个在电视上屏幕上使劲唱我们中国崛起了、这好那好、我们中国娃就爱吃小葱拌豆腐，这些人的孩子都在英国偷偷念书。
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个相当的高度不光是在一代人当中要精研——从外语水平到国学水平，都达到一个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还把这个任务传递到下一代，下下一代。
想成为精神贵族或者知识、文化上的贵族，一代人根本成不了。我觉得我们家这几代人都是做得挺不错的，几乎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人物周刊：你总结过你们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吗？
英达：(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个提法。什么叫核心价值？我觉得那是很肤浅的、座右铭似的东西，都是年轻人记在笔记本里的放到床头的那种东西，或者写成芝麻卡送给女朋友，跟我们家族相差太远了。
如果非要总结，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对，学外语！就这3字。前几天梁天的儿子要考大学了，问我，我是姑父，问我选什么专业？选什么专业？外语！别的专业最后都会后悔的。能在大学里学4年，而且这一辈子老有用的，只有外语没有别的。
做任何事都一骑绝尘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都说你是他们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跟人交流时有智力优势吗？你测过智商吗？
英达：那是肯定有的。至于测智商，我自己就是干这个的，我学心理学的，测智商的那套模式，是心理学家弄出来的。我没有那样测算过。我属于那种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我跟别人一起起步，我最后都会是一骑绝尘的那一个，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这个特点，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我是个聪明人。
人物周刊：你遇到过比你聪明的人吗？智力上遇到过对手吗？
英达：单项上有，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我儿子非常厉害，也是一学什么就成，而且只要跟别人一块开始的，他一定是最好的，他将来比我可能更突出一些。
人物周刊：你对你儿子有让他超越前辈的期许吗？
英达：有，如果他能按照现在的水平发展下去，他无疑会超越我们。他将做的也是开拓性的工作，他打冰球，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体育项目上，达到像他目前已经达到的高度，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并且一直保持这样领先势头的话，他将是世界前几位的优秀选手。
人物周刊：家族文化对你的影响和陶冶深刻吗？
英达：我自己就是他们影响之后的结果，我还会把这种影响继续传递下去。
这种影响，它过于完美，存在于每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里，一般人的认知如果到这个水平(以手比胸)，我们家直接给到就是这个水平(以手比头)，换句话说，你很难再跳出去，除非你遇到比这个再高的人和事儿。
我们家的知识系统、幽默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很难再攻破的东西，这就使得你原有的知识和品位系统很难被移动，我的很多东西也会传给孩子。
人物周刊：你讲到你们家的幽默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英千里先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
英达：我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上课的时候经常笑声不断，旁边的老师都会绕过来看一看，这屋里怎么了？我最早做老师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下了课回到教师休息室，别的老师都不无嫉妒地说，英老师那个屋里跟听相声似的，学生哗哗都乐。我觉得这是我最早的脱口秀或者主持节目吧。
但是我现在这种幽默不会是从英千里那里直接来的，因为根本没见过。我接触到的家族里的长辈或者同辈，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几位叔叔，包括英壮、英宁也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们之间也有微小的差别，语言方式上，知识系统上。但是总体上来说，幽默是一种相对来讲更大的智慧。你不比别人聪明一块儿，你不比他的思维领先一块，你怎么幽他一默？好比大家一块出门，都溜溜达达往山下走，你必须跑到众人前面，然后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绊他们一下，这就是你的幽默。
我跟他人谈话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似乎是在跟他一起往山下走，谈话的主题都是他，我可能忽然说一句评论，问一个问题，观众就大笑了。其实这时候就是我用语言绊了他一下，这种绊往往是善意的，谈话对象不会为摔一个大跟头跟你急。
人物周刊：你父亲在文化部任职那几年，你感觉他对官场适应吗？
英达：不是很适应，我看到官场里的他，也是挺失望的，但是他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为什么用失望这个词？
英达：在他的领域里，他是一个无比高大的人，没有人能超越他，但他在官场上，被等级划分得清清楚楚。我跟他去过一些场合，觉得心里非常不舒服，那不是我们的世界。我觉得我父亲那一代人，总是希望自己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人。其实他跟我爷爷当官，都是违背祖训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7岁到10岁的磨难对你的性格有影响吗？
英达：当然有！好的坏的都有。早期教育的影响远远超乎后来，因为后来都是在早期的基础上长出来的，后面再盖多少层都是靠着底下的地基。如果非常粗线条地说，坏的东西肯定使得我这个人往消极的，甚至可以说多疑的方向推进了很多。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肯定要比现在积极向上一些。
正面的影响就是，我那么小就已经经历过那样的打击，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打击是我受不了的。很多人说英达他得多自负，如果说有一个重大打击忽然落下，他哪能受得了。其实我什么都受得了，我最差的时候都有过，这算什么。
再出一个《我爱我家》不可能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基本不做导演了，只是主持节目，客串一些影视角色，还有打算拍出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好作品吗？
英达：不行。现在条件不合适了。喜剧是需要宽松环境的，现在再拍一部，不用别的，笑料尺度和《我爱我家》一样的，政治上都通不过。《武林外传》这个片子的成功并不能打开一个类型，就好像大家正在琢磨该种点什么、吃点什么，有人打下从天上飞过的山鸡，不可能大家最后都说，这太好办了，咱们天天都打山鸡吧！哪有那么多山鸡可打啊。
有很多东西碰不得，比如说某个类型或某种职业的人物，包括外国人、残疾人、宗教人士，包括下岗女工、三陪小姐等等，这些都不能碰。喜剧是最难弄的，创作环境这样苛刻，怎么能指望创作出喜剧呢，创作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痛不痒。所以整体来说，喜剧没什么搞头。
人物周刊：你演过的角色里，很多观众最喜欢的还是《围城》中的赵辛楣。大家都挺遗憾的，你这些年也没什么好的角色。
英达：最早做演员，做的时候着急，看着剧本很好，台词也不错，瞅着那导演他似乎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本子，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什么。你想帮他讲一讲吧，他还很不高兴：咱俩都一块演戏，凭什么我老照着你说的走，是不是你想把台词包袱弄到自个儿那儿呀？
后来自己干导演，我不演了，甭怀疑我有什么私人目的。我是导演，我说你就得听，演员倒是听了，但是剧本太糟了，怎么跟作者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自己动手，自己写。
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到了拍摄现场，什么都有事卡着。得了，以后咱自己当制片人……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而且这么弄，并没有最后弄出一个完全按照自己想法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吧。非常羡慕人家，比如说《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那么狂野的一个梦，就能实现，而且实现得如此完美。
人物周刊：你是有很大才能的一个人，现在就做做主持，这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太小儿科了。
英达：小儿科就小儿科吧，那么多小儿科的大夫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就不干小儿科，大家统统都去神经内科了。我觉得能把小儿科做好了挺不错的，人到一定岁数不再那么看中所谓的才能、成功这个那个的。
人物周刊：那到你这个岁数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英达：现在距离我50岁生日还差几个月，五十知天命呵，我还不敢说我知道。希望更多跟家人孩子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成长，参与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有好作品激动起来，看到坏作品气愤起来，有时候也想说，我给你们干一个看看，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英达：还可以。
人物周刊：你在演艺圈待着觉得别扭吗？你那么聪明，追求完美，可是据说这里面有文化的人挺少的。
英达：不别扭。已经习惯了。
人物周刊：如果还有其他职业选择，你可以不做导演不做演员，你会选什么职业？
英达：不知道。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我同样会发现那个圈子的问题。我有很多别的行业的朋友，在自己的行业里做得非常成功，都说你们演艺圈多好，玩着就把钱挣了。
人家选了我当北京市少年冰球联盟的主席，我有时候也想，如果我就光做这一件事情，没有另一个我的主业，我会满意吗？我处理这个协会的事情还能看得那么超然吗？答案可能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我如果就干这个了，它还会是我的爱好吗？我想想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可能还是表演行业，其中包括主持，包括制作，也包括导演，也包括演戏。
英式家族的遗传密码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1992年，周忆军(阿忆)第一次与英达见面，“一堆人的一个研讨会上，《围城》刚播不久，他挺红的，好多人挤上去给他塞名片……”
英达手里捏着两摞名片，恰与工作人员之一的阿忆四目相对，“他冲我咧了咧嘴，无奈地笑了笑。”
过了两年，阿忆约宋丹丹采访，远远看到英达来了，他没主动打招呼，“我从来不寄希望我一个普通人认识一个名人之后，他还能记得我、认识我。”让他惊讶的是，英达大步走了过来，准确地喊出了他的名字，还说出了两人两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后来，阿忆意识到并非自己给英达的第一印象太过深刻，“而是这家伙的记忆力太好了，这么多年那么多人采访他，他甚至连某家电视台的某个摄像都记得，屡次把人惊着。”
再后来，阿忆与英达成了至交，与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及其他英家人都有过接触，终于发现这种“照相式的记忆力”出自他们老英家的遗传。
非洲食蚁兽aardvark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和钱钟书曾被公认为当时“中国人英语最好的两位”，英千里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经常背词典。英若诚他们小的时候，英千里常主动跟他们“玩游戏”，英若识对此记忆犹新，“我父亲拿出厚厚的《韦氏大词典》，让我们随便在里面找单词考他，每次我们都难不倒他。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一个特别偏的、非洲的一种食蚁兽，拿这个单词考他，没想到他竟然也知道，哎呀，我真是服了。”那个单词过了60多年，英若识还记得，“aardvark！印象太深刻了！”
有趣的是，多年之后，英若识本人也成了儿子英宁的活字典，“我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一个电话打给老头儿，他张口就能告诉我，每次都这样，比字典还好使。”
英若识觉得英家人的好记性一小半是天生的，还有大半是“兴趣广泛，爱学习”带来的。“说好听点叫‘百科全书’，不好听的就是‘杂家’，我们家人都有这个特点。”
小时候，他常跟英若勤、英若诚、英若聪几个哥哥一起侃大山，英若诚从小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他后来总被人叫做‘英大学问’，其实更应该叫他‘英大学习’。他思维敏锐，学习能力非常强，这点我很佩服他。”
在几个哥哥眼中，家里知识面最窄的就是小妹妹若娴，哥哥们山南海北聊大天儿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插不上，“感觉她傻得不得了，结果她到学校后，把从我们这儿听的东西讲给同学，在同学眼中她居然很渊博。”
表演、绘画和音乐是大家共同的爱好，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像模像样地演戏、办画展。英若诚还弄了手摇唱片机回来，几个弟弟妹妹一放学就围着听西洋管弦乐。
1968年4月，英若诚被捕了。在狱中，他主动接近所有会手艺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制作奶酪、西点，如何孵小鸡、盖房子，如何做毛笔，乃至生产假鸦片。利用自制的毛笔和墨汁，他在狱中记了许多关于制作食物和其他各种手艺的笔记，他称为“生存笔记”。他不指望能回到剧场做演员，想着多学些手艺，为出狱后一家人的生计早做打算。
出狱后第一个冬天，他被分派到剧院锅炉房，看到柴火堆中好多木料，觉得可惜，就捡了不少回家做家具，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架，还有一张大桌子。
女儿英小乐从内蒙插队回北京，爷俩儿和泥做砖，一块儿盖了间小房子当储藏室。卧室里腾出一块地方，把他先前做的桌子一摆，朋友们就可以来打桥牌了。
英达从小就天分过人，英若诚用补发的工资从琉璃厂淘了许多好书，其中有一套契科夫小说。英达只有11岁，就看得津津有味，对爸爸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英若诚还想办法弄了一台二手唱机，在家里偷偷放贝多芬给英达听。
阿忆坚定地认为英达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在智力上是英达的对手。他随手翻书，过目不忘，咱们读书1000条信息你最多只记得20条，他全在脑子里。他其实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专业人士半天说不明白，他打个比方，说个笑话，就让人再明白不过了。一块儿坐着说历史能让研究历史的没话说，谈医学能让当医生的自叹不如。他只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演员、一个导演。”
2001年，由于阿忆的推荐，英达从演艺界闯进主持界，《夫妻剧场》、《夫妻天下》、《明星大课堂》、《英达老故事》这些栏目在各地方卫视收视率都挺高，有的甚至达到8%以上。阿忆所在的九合成传媒成为英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酬劳绝对是主持人里最高的，第二名都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公司觉得很值，他只要在节目录制前10分钟看下策划，知道这期节目的大概框架是什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他所有的主持都是即兴反应，不用准备。”
英壮比英达小4岁，对英达也有几分崇拜。英达从小字写得好，会画画，还会用橡皮泥捏各种动物，英壮一直觉得奇怪，“他在哪儿学的那么些手艺！”上中学的时候英达还写过一个小说，说的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银行劫案，英壮当时还上小学呢，没怎么看懂，只是觉得“写得很热闹，挺新鲜！”
把悲剧当喜剧来演
英若诚去世5年之后，《英若诚自传》中文版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英达为父亲的自传写了序言，“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利，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
“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作喜剧演下去。”这是英宁打小从父辈身上学到的东西，幽默是英家人对苦难生活的反戈一击。
英若诚在监狱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做了本《毛主席诗词》，毛笔、红黑两色墨水都是他自制的。他照着监狱里发的报纸画毛主席像，诗词部分他模仿的是毛泽东的书法，评论部分则用自己的笔迹来写。这本令人叫绝的《毛主席诗词》现在存放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因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英若诚在清华追求吴世良时，曾对她说过，不能保证她富贵，但能让她幸福，永不孤单，“婚后每天有笑声”。
梁欢嫁给英达后，同样也是天天乐得合不拢嘴。
阿忆告诉记者，英达最爱谈的有3个话题，“一是他儿子，二是反对中医，三是历史。他口才好，是个话痨，像个孩子，得理不饶人。一块儿坐下来吃饭，谁要是想跟他理论，这顿饭就别吃了。”
梁欢曾经挺认真地拉着阿忆，要他抽时间好好整理一下英达的思想，“她说你看英达天天在为我们的政府操心，想了特别多好主意。”
“英达讲，为什么我们看篮球那么激动，因为进球多啊！再看足球多沉闷啊，忙活半天，0：1，还有0比0的，那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英达主张把球门再扩大两倍！这样就可以不停地进球。他天天就想这种主意。”
英达和梁欢的儿子英如镝4岁就能把圆周率背到1000多位，弹钢琴拿过国际大赛6岁以下组特等奖，3岁学滑冰，之后学打冰球，今年才11岁就已经满世界参加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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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第2010.004期封面
英敛之
本刊编辑部
英达，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第四代传人，向我们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
自他曾祖父英敛之开始，英家人就“吃起了洋饭”。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与马相伯齐名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在教会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他与容闳等早期教会信徒，是第一批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精通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1948年后到台湾，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余光中、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
英达的父亲“英大学问”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英文讲得不逊母语。曾经与他合作的美国戏剧家阿瑟·米勒赞叹，“有他在边上为我翻译，我都忘了我不懂中文。他的翻译出口迅速，毫不迟疑。”
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胶结着政治矛盾和思想交锋的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在西方凭借着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一直以天朝自居，其他国家统统属于“化外”之“蛮夷”，理当匍匐在中国脚下。乾隆年间，英王乔治三世派来使团，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使节，乾隆皇帝的回应之傲慢，既因为当时中国的确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帝国，也因为视野局限，不知天外有天，因而暴露出无知，“其实天朝德威远被……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留京一事，于天朝礼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我这儿啥都不缺，你们该干嘛干嘛去吧！
乾隆居高临下地对着它发话的那个英国，当时正开足马力，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对于中国的态度，很快就会从膜拜变为蔑视，“中国缺乏欧洲人开拓海洋的巨大勇气，而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自我陶醉于农业社会的节律……他们与海并没有积极的关系。”这是哲学家黑格尔的论断。
令人钦佩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大学之初，就意识到既要“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也不可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他在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说，辅仁的创办，“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鲜明地显示了他的独立意识。
很多年后，英家第三代中的著名人物英若诚说，“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这种无知一直存在，令有识之士焦灼。“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
他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对于中国戏剧的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以为他的用意是在文学艺术这个小范畴里，那真是低估了他。垂暮之年，他对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说，“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从大众最熟悉的英达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血液中的智性光华，有如神助地从英敛之一直延续到第四代第五代孩子们身上。英达不无自负地说，智力方面，“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他希望他的儿子、11岁的英如镝能够成为冰球领域超越姚明的世界巨星。
英氏家族 中国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
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天主教会威逼利诱的做法使其在华信徒人数一度远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坚，社会影响力欠缺，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名，英敛之坚持取“辅仁”，典出《论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1961年，英千里与韩拱辰在台湾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
英若诚与吴世良在意大利
英宁和父亲英若识
英若诚
我为什么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合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1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他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不以为耻，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之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惟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英达、英壮、英宁哥儿几个轮流值守。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还有一次英达刚走进病房，他激动地对儿子高喊，“唉！你来了！他们(护士和大夫)都是外国间谍，我跑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他们哥几个成名后，在天上晕了没两天就落地了。英宁说英达跟自己说过好几次，“有时想想我真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真没达到。”
英宁小时背不下课文，父亲就拿爷爷英千里的博闻强记激励他，“确实觉得自愧不如，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
“不骄，不躁”是英宁总结的家族传统：不骄，是因为跟老几辈差太远了，“不敢骄傲，但求无愧对前贤，这是家族历史给我们的动力。”不躁，是因为打爷爷去了台湾之后，一家人就开始过苦日子。用英壮的话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抬不起头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帽子”。英宁笑着说，“我们英家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英壮直到上高中才对自己的家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小时候，家里人都不爱说这些，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个家庭的历史并不光彩，二是怕小孩听了出去乱说惹祸。”
小时候他问父母，“我怎么没有爷爷呀？我爷爷在哪儿呢？”爸妈都支支吾吾，后来他写剧本就用这个素材编了一个段子：
“我爷爷是怎么回事？”
“爷爷？爷爷，当然，一般人都有爷爷是吧。你呢？也应该有。有归有，但是不好说。”
英达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惨，祖业被挤占，一家四口被撵到一个9平米的小屋里。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下班回家都很晚。他要照顾妹妹，还要做一家人的饭，“据他们说，我7岁的时候自己杀过一只鸡。”
1968年出生的英宁是英家他们这一辈年龄最小的男丁，他热情爽朗，心直口快，自封“英氏家族总联络官”。海外亲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安排吃住，张罗饭局，这些都是我的事儿。”
国门打开之后，他们家与海外的亲戚渐渐联系上，“中国人就爱串糖葫芦嘛，家里有个海外亲属，就会一个一个往外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他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镔(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宁哈哈大笑，“我们这两代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老英家从一个文化世家变成了梨园世家。”
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运动天赋出众，9岁时作为主力和北京“虎仔队”的队友们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全球规模最大的12岁以下少儿冰球比赛)中夺冠。
英达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小家伙现在是芝加哥使命队青少年俱乐部的队长。英达坚信儿子将来能成为出色的职业冰球手，影响力会超过姚明、丁俊晖。为了培养好下一代，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国内国外来回飞。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接受本刊采访时，英壮正把自己关在京城一家小旅馆里修改《地下交通站2》的剧本，英宁自编自导的新戏《桂花打工记》今年春节前后也要播出了。
英宁在他们家的阳光书房里给记者翻看家庭老相册，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英敛之的墨宝：“文辞清妙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他笑呵呵地跟老人家开玩笑，要父亲英若识为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糟糕的家庭出身、复杂的海外关系让英若识他们这一代很长时间都不敢大声说话。英宁7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在家里压低了嗓子议论什么事情，小小年纪忽然冒出一句话，让一屋子大人都愣了，“爸，别乱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啊，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的环境多宽松啊！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天赋去发展，”英若识的总结非常经典，“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他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畸形的，现在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什么样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命运！”
英家三兄弟片场合影，左起为英达、英壮、英宁
英达 英家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算是假“假洋鬼子”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英达的“雨林山庄”坐落在北京西山余脉的一个山坡上，最早买下这块地的是他祖父英千里，他父亲和几位叔叔小时候，每年夏天跟着大人从城里来到这里避暑。
2001年开始，英家开始重建这处家宅，2003年建成。本刊记者采访英达这天，赶上北京40年不遇的一场大雪，立于坡顶的山庄是观赏北国风光的理想所在。
英达的朋友为我们开门，屋内一派春意，处处见绿，墙纸都是层叠的绿叶图案，中庭垂下串串藤萝，沙发也是嫩绿色的，烟灰缸则是一片琉璃质地的树叶，旁边趴着一只塑料小蜘蛛。
主人还没露面，先看到他的画，灯罩上几只七彩鹦鹉，以及卫生间里的猫头鹰等各色灵动如真的小兽禽鸟，落款都是“yingda”。
山庄主人从二楼赤脚下来，全然没有他的经典作品《我爱我家》里的那份家常亲切，也没有他塑造的那些银幕角色的滑稽世故。坐言立行中，有的是一个世家子弟的轩昂、悠然，一个聪明人的自得、骄傲，还有一个自我期许极高者在理想与现实落差前的自嘲。
西方文化
英家人攀援上升的另一面墙
人物周刊：在你的几位前辈中，你最钦佩谁？能给他们排一排座次吗？
英达：当然可以啊，最杰出的、最出类拔萃的，那肯定是我曾祖父英敛之先生，其他人跟他不能比。他是从一个贫民之家走出来的，他父亲是个摇煤球的，最后他达到那样的成就。
一个人从山沟里爬上来，跟你本来就在半山腰，甚至都快到山顶了，那怎么比啊。英家后来所有人都是在他的成功之上，继续了这种成功没有跌下去而已。我爷爷相比曾祖父就要弱一些，他的一生非常坎坷，但是他确实没有什么开拓进取、继往开来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你父亲英若诚先生？
英达：可能我父亲是第二杰出的，他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助力，得益于家族。他兄弟姐妹9人，只有他进了圣路易，从教会学校长大，学会一口纯粹英文，他接受的文化教育都是非常西式的。他常给我讲一个道理，一个人想成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有如你面前有一面墙让你这么徒手爬上去，墙上要没有几个附着点，像攀岩似的，根本不可能上去。但是像他这样的人，由于有了外语，有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面墙，就可以在中西两面墙之间借力，蹭蹭蹭这么着就爬上去了，我觉得他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
人物周刊：你自己呢？
英达：我的一生还远远没有过完，不能加入评判的行列。但是我肯定是不行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英达：我的早期教育太糟糕了，我7岁多父母就双双进了监狱，“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17岁了，在“文革”当中，根本谈不到受过什么教育，这个肯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我。虽然相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我混得比他们还强一点，也混进了这么一个深宅大院，让人觉得你似乎很成功了，但是实际上这种成功是假的，是因为其他人更差，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
人物周刊：你们家族用你父亲的话说，都是吃洋饭的。
英达：对！假洋鬼子！二毛子！
人物周刊：就像你父亲说的，你们借助外语的另外一面墙，中西之间相互得力，然后可以看到更高更远的地方，你觉得你们家族可以作为一个中西交流、中西冲突的样本吗？
英达：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本。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改革开放之后，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这样的假洋鬼子很讨厌，洋人的事他并不真懂，甚至连他的英语发音都是错的，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这就得算是假“假洋鬼子”了，这种人毁坏了我们假洋鬼子的名誉。
从19世纪到21世纪，优秀的人其实都是假洋鬼子，如果彻彻底底就是国粹，一门心思关起门来当国学大师那是没有希望的。即便是毛泽东，他都焦急地想学外语，有过好几个外语老师，最后他没有学成，并不代表他心中就非常非常得意于国粹。
我甚至觉得中国的优秀人物都会在这个前提之下挣扎，哪怕王朔那样的人，完全感觉是一个北京痞子，外语这事跟他不沾边，实际上都一直偷偷地学外语，早早拿了绿卡。我们那些个在电视上屏幕上使劲唱我们中国崛起了、这好那好、我们中国娃就爱吃小葱拌豆腐，这些人的孩子都在英国偷偷念书。
我觉得好的二毛子应该是像我们家族，一定要达到相当的高度。这个相当的高度不光是在一代人当中要精研——从外语水平到国学水平，都达到一个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还把这个任务传递到下一代，下下一代。
想成为精神贵族或者知识、文化上的贵族，一代人根本成不了。我觉得我们家这几代人都是做得挺不错的，几乎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
人物周刊：你总结过你们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吗？
英达：(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个提法。什么叫核心价值？我觉得那是很肤浅的、座右铭似的东西，都是年轻人记在笔记本里的放到床头的那种东西，或者写成芝麻卡送给女朋友，跟我们家族相差太远了。
如果非要总结，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对，学外语！就这3字。前几天梁天的儿子要考大学了，问我，我是姑父，问我选什么专业？选什么专业？外语！别的专业最后都会后悔的。能在大学里学4年，而且这一辈子老有用的，只有外语没有别的。
做任何事都一骑绝尘
人物周刊：你的朋友都说你是他们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跟人交流时有智力优势吗？你测过智商吗？
英达：那是肯定有的。至于测智商，我自己就是干这个的，我学心理学的，测智商的那套模式，是心理学家弄出来的。我没有那样测算过。我属于那种在任何一个领域，只要我跟别人一起起步，我最后都会是一骑绝尘的那一个，从小到大都是这样。我们家族很多人都有这个特点，所以相对来讲，我认为我是个聪明人。
人物周刊：你遇到过比你聪明的人吗？智力上遇到过对手吗？
英达：单项上有，整体超过我的，到现在还真是一个都没遇到。我儿子非常厉害，也是一学什么就成，而且只要跟别人一块开始的，他一定是最好的，他将来比我可能更突出一些。
人物周刊：你对你儿子有让他超越前辈的期许吗？
英达：有，如果他能按照现在的水平发展下去，他无疑会超越我们。他将做的也是开拓性的工作，他打冰球，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个体育项目上，达到像他目前已经达到的高度，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并且一直保持这样领先势头的话，他将是世界前几位的优秀选手。
人物周刊：家族文化对你的影响和陶冶深刻吗？
英达：我自己就是他们影响之后的结果，我还会把这种影响继续传递下去。
这种影响，它过于完美，存在于每个领域。在每个领域里，一般人的认知如果到这个水平(以手比胸)，我们家直接给到就是这个水平(以手比头)，换句话说，你很难再跳出去，除非你遇到比这个再高的人和事儿。
我们家的知识系统、幽默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很难再攻破的东西，这就使得你原有的知识和品位系统很难被移动，我的很多东西也会传给孩子。
人物周刊：你讲到你们家的幽默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形成的？英千里先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吗？
英达：我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上课的时候经常笑声不断，旁边的老师都会绕过来看一看，这屋里怎么了？我最早做老师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下了课回到教师休息室，别的老师都不无嫉妒地说，英老师那个屋里跟听相声似的，学生哗哗都乐。我觉得这是我最早的脱口秀或者主持节目吧。
但是我现在这种幽默不会是从英千里那里直接来的，因为根本没见过。我接触到的家族里的长辈或者同辈，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几位叔叔，包括英壮、英宁也都是非常幽默的人。我们之间也有微小的差别，语言方式上，知识系统上。但是总体上来说，幽默是一种相对来讲更大的智慧。你不比别人聪明一块儿，你不比他的思维领先一块，你怎么幽他一默？好比大家一块出门，都溜溜达达往山下走，你必须跑到众人前面，然后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绊他们一下，这就是你的幽默。
我跟他人谈话的时候，做的就是这件事情，似乎是在跟他一起往山下走，谈话的主题都是他，我可能忽然说一句评论，问一个问题，观众就大笑了。其实这时候就是我用语言绊了他一下，这种绊往往是善意的，谈话对象不会为摔一个大跟头跟你急。
人物周刊：你父亲在文化部任职那几年，你感觉他对官场适应吗？
英达：不是很适应，我看到官场里的他，也是挺失望的，但是他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为什么用失望这个词？
英达：在他的领域里，他是一个无比高大的人，没有人能超越他，但他在官场上，被等级划分得清清楚楚。我跟他去过一些场合，觉得心里非常不舒服，那不是我们的世界。我觉得我父亲那一代人，总是希望自己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人。其实他跟我爷爷当官，都是违背祖训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7岁到10岁的磨难对你的性格有影响吗？
英达：当然有！好的坏的都有。早期教育的影响远远超乎后来，因为后来都是在早期的基础上长出来的，后面再盖多少层都是靠着底下的地基。如果非常粗线条地说，坏的东西肯定使得我这个人往消极的，甚至可以说多疑的方向推进了很多。如果没有那样的经历，我肯定要比现在积极向上一些。
正面的影响就是，我那么小就已经经历过那样的打击，所以现在没有什么打击是我受不了的。很多人说英达他得多自负，如果说有一个重大打击忽然落下，他哪能受得了。其实我什么都受得了，我最差的时候都有过，这算什么。
再出一个《我爱我家》不可能了
人物周刊：你现在基本不做导演了，只是主持节目，客串一些影视角色，还有打算拍出像《我爱我家》那样的好作品吗？
英达：不行。现在条件不合适了。喜剧是需要宽松环境的，现在再拍一部，不用别的，笑料尺度和《我爱我家》一样的，政治上都通不过。《武林外传》这个片子的成功并不能打开一个类型，就好像大家正在琢磨该种点什么、吃点什么，有人打下从天上飞过的山鸡，不可能大家最后都说，这太好办了，咱们天天都打山鸡吧！哪有那么多山鸡可打啊。
有很多东西碰不得，比如说某个类型或某种职业的人物，包括外国人、残疾人、宗教人士，包括下岗女工、三陪小姐等等，这些都不能碰。喜剧是最难弄的，创作环境这样苛刻，怎么能指望创作出喜剧呢，创作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不痛不痒。所以整体来说，喜剧没什么搞头。
人物周刊：你演过的角色里，很多观众最喜欢的还是《围城》中的赵辛楣。大家都挺遗憾的，你这些年也没什么好的角色。
英达：最早做演员，做的时候着急，看着剧本很好，台词也不错，瞅着那导演他似乎根本不能理解这个本子，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嘴里在说什么。你想帮他讲一讲吧，他还很不高兴：咱俩都一块演戏，凭什么我老照着你说的走，是不是你想把台词包袱弄到自个儿那儿呀？
后来自己干导演，我不演了，甭怀疑我有什么私人目的。我是导演，我说你就得听，演员倒是听了，但是剧本太糟了，怎么跟作者说也说不清楚，只能自己动手，自己写。
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到了拍摄现场，什么都有事卡着。得了，以后咱自己当制片人……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而且这么弄，并没有最后弄出一个完全按照自己想法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吧。非常羡慕人家，比如说《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那么狂野的一个梦，就能实现，而且实现得如此完美。
人物周刊：你是有很大才能的一个人，现在就做做主持，这对于你来讲是不是太小儿科了。
英达：小儿科就小儿科吧，那么多小儿科的大夫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就不干小儿科，大家统统都去神经内科了。我觉得能把小儿科做好了挺不错的，人到一定岁数不再那么看中所谓的才能、成功这个那个的。
人物周刊：那到你这个岁数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英达：现在距离我50岁生日还差几个月，五十知天命呵，我还不敢说我知道。希望更多跟家人孩子在一起，参与他们的成长，参与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有的时候看到人家有好作品激动起来，看到坏作品气愤起来，有时候也想说，我给你们干一个看看，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少。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英达：还可以。
人物周刊：你在演艺圈待着觉得别扭吗？你那么聪明，追求完美，可是据说这里面有文化的人挺少的。
英达：不别扭。已经习惯了。
人物周刊：如果还有其他职业选择，你可以不做导演不做演员，你会选什么职业？
英达：不知道。我有好多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我同样会发现那个圈子的问题。我有很多别的行业的朋友，在自己的行业里做得非常成功，都说你们演艺圈多好，玩着就把钱挣了。
人家选了我当北京市少年冰球联盟的主席，我有时候也想，如果我就光做这一件事情，没有另一个我的主业，我会满意吗？我处理这个协会的事情还能看得那么超然吗？答案可能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爱好，我如果就干这个了，它还会是我的爱好吗？我想想我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可能还是表演行业，其中包括主持，包括制作，也包括导演，也包括演戏。
英式家族的遗传密码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发自北京
1992年，周忆军(阿忆)第一次与英达见面，“一堆人的一个研讨会上，《围城》刚播不久，他挺红的，好多人挤上去给他塞名片……”
英达手里捏着两摞名片，恰与工作人员之一的阿忆四目相对，“他冲我咧了咧嘴，无奈地笑了笑。”
过了两年，阿忆约宋丹丹采访，远远看到英达来了，他没主动打招呼，“我从来不寄希望我一个普通人认识一个名人之后，他还能记得我、认识我。”让他惊讶的是，英达大步走了过来，准确地喊出了他的名字，还说出了两人两年前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
后来，阿忆意识到并非自己给英达的第一印象太过深刻，“而是这家伙的记忆力太好了，这么多年那么多人采访他，他甚至连某家电视台的某个摄像都记得，屡次把人惊着。”
再后来，阿忆与英达成了至交，与英达的父亲英若诚及其他英家人都有过接触，终于发现这种“照相式的记忆力”出自他们老英家的遗传。
非洲食蚁兽aardvark
英若诚的父亲英千里和钱钟书曾被公认为当时“中国人英语最好的两位”，英千里为了锻炼自己的记忆力，经常背词典。英若诚他们小的时候，英千里常主动跟他们“玩游戏”，英若识对此记忆犹新，“我父亲拿出厚厚的《韦氏大词典》，让我们随便在里面找单词考他，每次我们都难不倒他。我记得有一次我找了一个特别偏的、非洲的一种食蚁兽，拿这个单词考他，没想到他竟然也知道，哎呀，我真是服了。”那个单词过了60多年，英若识还记得，“aardvark！印象太深刻了！”
有趣的是，多年之后，英若识本人也成了儿子英宁的活字典，“我写剧本的时候，遇到什么字儿、什么词儿想不起来，一个电话打给老头儿，他张口就能告诉我，每次都这样，比字典还好使。”
英若识觉得英家人的好记性一小半是天生的，还有大半是“兴趣广泛，爱学习”带来的。“说好听点叫‘百科全书’，不好听的就是‘杂家’，我们家人都有这个特点。”
小时候，他常跟英若勤、英若诚、英若聪几个哥哥一起侃大山，英若诚从小就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他后来总被人叫做‘英大学问’，其实更应该叫他‘英大学习’。他思维敏锐，学习能力非常强，这点我很佩服他。”
在几个哥哥眼中，家里知识面最窄的就是小妹妹若娴，哥哥们山南海北聊大天儿的时候，她一句话都插不上，“感觉她傻得不得了，结果她到学校后，把从我们这儿听的东西讲给同学，在同学眼中她居然很渊博。”
表演、绘画和音乐是大家共同的爱好，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家里像模像样地演戏、办画展。英若诚还弄了手摇唱片机回来，几个弟弟妹妹一放学就围着听西洋管弦乐。
1968年4月，英若诚被捕了。在狱中，他主动接近所有会手艺的人，向他们学习如何制作奶酪、西点，如何孵小鸡、盖房子，如何做毛笔，乃至生产假鸦片。利用自制的毛笔和墨汁，他在狱中记了许多关于制作食物和其他各种手艺的笔记，他称为“生存笔记”。他不指望能回到剧场做演员，想着多学些手艺，为出狱后一家人的生计早做打算。
出狱后第一个冬天，他被分派到剧院锅炉房，看到柴火堆中好多木料，觉得可惜，就捡了不少回家做家具，做了一个很大的书架，还有一张大桌子。
女儿英小乐从内蒙插队回北京，爷俩儿和泥做砖，一块儿盖了间小房子当储藏室。卧室里腾出一块地方，把他先前做的桌子一摆，朋友们就可以来打桥牌了。
英达从小就天分过人，英若诚用补发的工资从琉璃厂淘了许多好书，其中有一套契科夫小说。英达只有11岁，就看得津津有味，对爸爸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英若诚还想办法弄了一台二手唱机，在家里偷偷放贝多芬给英达听。
阿忆坚定地认为英达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在智力上是英达的对手。他随手翻书，过目不忘，咱们读书1000条信息你最多只记得20条，他全在脑子里。他其实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专业人士半天说不明白，他打个比方，说个笑话，就让人再明白不过了。一块儿坐着说历史能让研究历史的没话说，谈医学能让当医生的自叹不如。他只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演员、一个导演。”
2001年，由于阿忆的推荐，英达从演艺界闯进主持界，《夫妻剧场》、《夫妻天下》、《明星大课堂》、《英达老故事》这些栏目在各地方卫视收视率都挺高，有的甚至达到8%以上。阿忆所在的九合成传媒成为英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酬劳绝对是主持人里最高的，第二名都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公司觉得很值，他只要在节目录制前10分钟看下策划，知道这期节目的大概框架是什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他所有的主持都是即兴反应，不用准备。”
英壮比英达小4岁，对英达也有几分崇拜。英达从小字写得好，会画画，还会用橡皮泥捏各种动物，英壮一直觉得奇怪，“他在哪儿学的那么些手艺！”上中学的时候英达还写过一个小说，说的是一个发生在香港的银行劫案，英壮当时还上小学呢，没怎么看懂，只是觉得“写得很热闹，挺新鲜！”
把悲剧当喜剧来演
英若诚去世5年之后，《英若诚自传》中文版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英达为父亲的自传写了序言，“每天生活在身边，再伟大的传奇人物也会显得平庸。……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又一次惊奇地发现了我的父亲，他的聪明，他的锋利，他的博学，他的幽默……敢情我到今天还没有超越他！”
“生活即使是悲剧，也要当作喜剧演下去。”这是英宁打小从父辈身上学到的东西，幽默是英家人对苦难生活的反戈一击。
英若诚在监狱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做了本《毛主席诗词》，毛笔、红黑两色墨水都是他自制的。他照着监狱里发的报纸画毛主席像，诗词部分他模仿的是毛泽东的书法，评论部分则用自己的笔迹来写。这本令人叫绝的《毛主席诗词》现在存放在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我的一生看似充满了曲折和不幸，人们也许会因此感到不平，但我的自身体验完全不是那样。人本能地追随积极向上的东西，我也是这么做的。如果这部传记值得读，值得写，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证明我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环境中怎样主动积极地度过在监狱里的日子，权当一本‘坐牢手册’吧。”
英若诚在清华追求吴世良时，曾对她说过，不能保证她富贵，但能让她幸福，永不孤单，“婚后每天有笑声”。
梁欢嫁给英达后，同样也是天天乐得合不拢嘴。
阿忆告诉记者，英达最爱谈的有3个话题，“一是他儿子，二是反对中医，三是历史。他口才好，是个话痨，像个孩子，得理不饶人。一块儿坐下来吃饭，谁要是想跟他理论，这顿饭就别吃了。”
梁欢曾经挺认真地拉着阿忆，要他抽时间好好整理一下英达的思想，“她说你看英达天天在为我们的政府操心，想了特别多好主意。”
“英达讲，为什么我们看篮球那么激动，因为进球多啊！再看足球多沉闷啊，忙活半天，0：1，还有0比0的，那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英达主张把球门再扩大两倍！这样就可以不停地进球。他天天就想这种主意。”
英达和梁欢的儿子英如镝4岁就能把圆周率背到1000多位，弹钢琴拿过国际大赛6岁以下组特等奖，3岁学滑冰，之后学打冰球，今年才11岁就已经满世界参加比赛了。
2009年11月14日星期六
奥巴马东京演讲
2009年11月13日
日本东京
三得利音乐厅（Suntory Hall）
奥巴马总统：十分感谢。Arigatou（谢谢）。多谢大家。（掌声）早上好。十分荣幸来到东京，我作为美国总统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掌声）谢谢。来到你们这么多人中间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有日本人士，我还看见一些美国人。（掌声）大家每天都在为增强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而工作，包括我的老朋友和新任驻日大使约翰∙鲁斯（John Roos）。（掌声）
再次来到日本真令人高兴。我小时候，母亲带我来过镰仓（Kamakura），在那里，我抬头望见历史悠久的和平与安宁的象征——巨大的青铜阿弥陀佛（Amida Buddha）。作为一个孩子，抹茶冰淇淋（macha ice cream）对我更有吸引力。（笑声）我要感谢鸠山（Hatoyama）首相，昨天的晚宴上有更多的冰淇淋，与我一起分享了过去的一些回忆。（笑声和掌声）多谢大家。但我从未忘记日本人民对一个远离家乡的美国孩子所表现的热情好客。
在此次访问期间，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热情。因为鸠山首相给予了殷勤的接待。我还有幸在天皇即位20周年之际会见天皇和皇后陛下。日本人民也展示了热情好客的风貌。当然，我来到这里不可能不向日本小滨市（Obama）市民表示我的问候和感激之情。（掌声）
我的亚洲之行从这里开始，理由很简单。我自就职以来，努力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交往的新时代。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将植根于美日之间历久弥新的同盟关系。
从我就职之初开始，我就努力加强紧密联系我们两国的纽带。我在白宫迎来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而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亚洲，首站为日本，这是将近50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这样做。（掌声）
再过两个月，我们的同盟将迎来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的这一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与日本首相并肩而立，他说，我们两国正在建立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
在此后半个世纪中，这一同盟作为两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持续至今。这一同盟帮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日本成为美国在北美以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同盟关系也不断演变，对世界各地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伊拉克（Iraq）重建到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沿海地区打击海盗活动，乃至向阿富汗（Afghanistan ）和巴基斯坦（Pakistan）人民提供援助，最近一次则是在进一步承诺支持该地区的国际发展努力中发挥了重大的带头作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一种对自由的人民自行选择领导人并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民主权利之信念； 一种让鸠山首相和我自己能以誓言变革而竞选成功的信念。让我们同心协力，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同盟发挥新一代领导人的作用。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两人不仅再次肯定了我们的同盟——还同意深化这种同盟。我们已经同意，将通过联合工作组加速实施我们两国政府就调整驻冲绳（Okinawa）美军问题达成的协议。在我们的同盟不断发展并适应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艾森豪威尔总统很久以前阐明的那种精神，即一种平等且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掌声）
我们在本地区的承诺虽然以日本为开端，但并不以这里为终点。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发源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我们依靠历史联系在一起——通过为建设美国出力的亚洲移民，还有一代又一代为保障这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而服役并做出奉献的美国军人。我们依靠共同繁荣联系在一起——贸易和商业与千百万个就业机会和众多家庭的生计息息相关。我们依靠我们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丰富了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美国亚裔，还有各自的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各个国家紧密相连一样。
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这个历程的一部分。我作为美国总统，出生在夏威夷（Hawaii），年少时曾在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生活。我妹妹马娅（Maya）出生在雅加达（Jakarta），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籍华人。我母亲在东南亚地区的村庄里工作了近十年，帮助妇女购买缝纫机或接受教育，使她们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有一个立足之地。因此，太平洋周边地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
从那时至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统制经济已让位于开放的市场。专制政权转变成民主制度。生活水平上升，贫困程度下降。通过所有这些变化，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命运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希望美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从事大量的商务活动，购进了大多数商品。在这里，我们可以出口我国更多的产品，这个过程也为国内创造了就业机会。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危险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安全。在这里，玷污了一个伟大宗教的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策划对我们两个大洲发动袭击。没有亚太地区崛起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就不会有解决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挑战的办法。
为了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美国寻求与本地区国家巩固已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为此，我们需依靠美国与日本、韩国（South Korea）、澳大利亚（, Australia）、泰国（Thailand）和菲律宾(Philippines)达成的盟约——这些盟约不依靠过时的历史文献，而要求坚持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有着根本意义的具有相互约束力的承诺。
这些同盟关系继续为本地区国家和人民奠定了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使他们得以追求机会和繁荣，而这些在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即使美国军队正在这个世界上卷入了两场战争，我们对于日本和亚洲的安全承诺仍然不可动摇。（掌声）这可以从我们在整个地区的部署中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通过我们的年青的男女军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们看到，新兴国家正蓄势待发，准备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至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Malaysia）等国已采取民主制度，发展其经济，并希望挖掘本国人民的巨大潜力。
我们还看到一些国家正日益强盛。我们认为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增长不必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我知道，许多人都质疑我们对中国兴盛的看法，但正如我说过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实力不必用于你死我活的对抗，各国也无须忧惧他国的成功。发展相互合作的领域——不是势力范围的相互竞争——将为亚太地区带来进步。 （掌声）
如同与任何其他国家交往一样，美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以我们的利益为重点。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要求与中国进行具有实效的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21世纪的各项挑战。美国和中国如果能共同迎接挑战，就能达到双赢的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求在经济日益增长的同时，相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事实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我们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至关重要。中国增进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稳定，现在正致力于全球防核扩散制度，并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
因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与中国深化关系也不意味着削弱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盟。相反，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以加强国际社会的力量。
因此，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别处，我们都将努力深化我们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同时增进双方军队之间的交流。当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达成共识。为我们珍视的基本价值观大声疾呼，美国从来都不会动摇，其中包括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和文化，因为维护人权与人类尊严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本着合作的精神推进这些磋商，不再纠缠于相互的积怨。
除了我们的双边关系之外，我们认为多边组织的发展也能够增进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我了解，近年来美国与此类组织的关系疏远，因此希望在此明确表示：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亚太国家，美国期待着参与事关本地区前途的讨论，并随着有关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全力参与。 （掌声）
这就是我要在本次出访中开始做的工作。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将继续促进本地区的商务和繁荣。我期盼着今晚出席该论坛的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将继续是推动东南亚对话、合作与安全的动力，我期盼着成为与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会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掌声）随着东亚峰会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期待着以更正式的方式与之接触。
我们寻求这种更加深入与广泛的接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的未来取决于这种接触。我想略微谈一下这样的未来将是一种什么景象，我们必须为促进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普遍价值观与愿望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经济复苏，争取实现平衡与持续的增长。
亚太地区国家和其他国家迅速采取前所未有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有助于我们开始摆脱这一场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我们为改革国际经济结构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因此20国集团现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渠道。
重心向20国集团的转移 –– 加上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 明确显示美国力求在21世纪进行更广泛和更具有包容性的接触。日本作为8国集团（G-8）的一个重要会员国，已经并将继续为建设未来的国际金融结构发挥重要作用。（掌声）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经济复苏，但还须保证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我们显然不能再走导致产生全球衰退的“繁荣与泡沫”恶性循环的老路。我们不能再执行造成不平衡增长的同样政策。这次经济衰退给予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主要依靠美国消费者和亚洲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存在着种种局限。因为一旦美国人身陷债务或失去工作，对亚洲商品的需求就会骤然下降。需求大幅度下跌，这个地区的出口也会大幅度下跌。由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依赖出口，增长就会随之停滞。结果只会造成全球衰退的进一步加深。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历史上罕见的转折点之一，我们在这里有机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以我们在匹兹堡（Pittsburgh ）20国集团会议上作出的保证为起点，采取新的战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
我在新加坡还要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在美国，这项新战略意味着增加储蓄和撙节开支，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降低我们的长期赤字。这还意味着进一步以出口为重点，从而我们可以进行制造、生产并在全世界范围销售。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创造就业的战略。目前，我们的出口支持了美国千百万待遇优厚的工作。只要略增加出口就有可能创造出数百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包罗万象，从制造风力涡轮、太阳能电池板到你们每天使用的技术等。
对亚洲而言，取得这种更好的平衡将为劳工阶层和消费者提供一个机会，使之能够享受由于他们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带来的更高的生活水平。这种平衡还有助于增加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的投资。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将使更大范围内的更多人受益于经济繁荣。
数十年来，美国市场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市场之一，这种开放带动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在上个世纪取得了成功。在这个新时代，开放全球各地的其他市场对美国以及世界的繁荣都至关重要。
此项新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努力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平衡的多哈协议——不是一项普通的协议，而是一项能够在世界各地开放市场和增加出口的协议。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与我们的亚洲伙伴协作，寻求及时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邀请亚太地区的贸易伙伴和我们一道参加谈判。
我们还认为，这个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进一步整合将使我们各国的劳工阶层、消费者和企业受益。我们将与我们的友邦韩国协作，共同处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的工作。美国还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接触，以达成一项地区性协议，这项协议将拥有众多会员，并达到21世纪贸易协议所应有的高标准。
通过伙伴关系共同努力——这将是我们继续推动经济复苏、创造共同繁荣的方式。但是，仅仅寻求平衡的增长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为了我们的地球，也为了将在地球上生活的子孙后代。
在过去10个月中，美国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已经超过了多年来所有努力的总和，这些措施包括：接受科学论证，投资于新能源，提高节能标准，缔结新的伙伴关系，参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总之，美国意识到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我们正在履行我们的责任，并将继续这样做。
这包括努力在哥本哈根取得成功。我深知任务艰巨，并不存有幻想，但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其责任。那些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在财政和技术的支持下采取实质行动减少排放。对于各国在国内采取的行动，必须保持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
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危及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共同完成这项任务。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我们建立合理的规则与奖励机制，就会激发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业者的创造力，从而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新的企业和新的行业。 在这方面，日本历来名列前茅。在我们为实现这个重要的全球目标而努力之际，我们期待着与你们结成重要的伙伴。（掌声）
但是，即使在应对21世纪这一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作出加倍努力，遏制20世纪给我们遗留的安全威胁——核武器的危险。
我在布拉格申明，美国决心在世界上消除核武器，并为达到这一目标提出了一项全面计划。（掌声）我对日本参与到这一努力中来感到欣慰，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比这两个国家更懂得这些武器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寻求一个无核武的未来。这对我们共同的安全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共通的人道是巨大考验。我们的未来与此息息相关。
现在，但我必须说明：只要这些武器仍然存在，美国就将保持强大和有效的核威慑力，为我们的盟国——包括日本和韩国——提供防御保障。（掌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军备竞赛在这个地区的加剧将会破坏几十年来不断扩大的安全与繁荣。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基本协议，即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责任采取核裁军行动；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责任不予谋求。
的确，日本已为世界作出榜样，它显示，真正的和平与实力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实现。（掌声）几十年来，日本在不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已经享受到核能源和平用途的种种好处——无论从任何意义衡量，这都使日本更加安全，处境更加有利。
为履行我们的责任——并且推动我在布拉格提出的计划，我们在日本的帮助下，一致通过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支持这一国际努力。我们正在争取与俄罗斯就削减我们的核库存达成一项新协定。我们将为使《禁止核试验条约》(Test Ban Treaty)获得批准并生效而努力。（掌声）在明年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上我们将推动的目标是，在4年之内使全世界所有处境危险的核材料得到妥善管理。
如我前面所说，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并不是针对具体国家。它的目的是要让所有国家履行责任。这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包括北韩。
几十年以来，北韩选择走冲突与挑衅的道路，包括谋求核武器。这条道路通向何方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加强了对平壤的制裁。我们通过了迄今为止内容最广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限制其从事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活动。我们不会被威胁吓倒，我们将继续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发出明确信息：北韩拒绝承担其国际责任只会导致减少而不是增进安全。
但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同我们的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并在直接外交的支持下——美国准备为北韩提供一个不同的前景。北韩可以改变受孤立的处境和严重压制本国人民的行为，实现与国际社会融合的前景。北韩能够摆脱深度的贫困，开创一个充满经济机遇的前景——让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带给北韩人民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北韩也可以不再感到越来越不安全，从而获得更加安全、更受尊重的前景。好战的态度无法赢得这种尊重。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全面履行其国际义务，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北韩实现上述前景的道路是明确的：重返六方会谈；履行已作出的承诺，包括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全面、可核实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只有在向日本家庭公布被绑架日本人的全部情况后，才可能同其邻国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掌声）北韩政府如果愿意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并加入国际大家庭，就需要采取上述各项措施。
我们在保持警觉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将同我们所有的亚洲伙伴共同抗击21世纪的跨国威胁：铲除杀害无辜的极端主义分子，制止威胁我们海上通道的海盗活动；加强我们防治传染病的努力，并努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消除极端贫困；阻断贩运分子压榨妇女、儿童和移民的活动，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现代奴役的祸害。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维护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亚太地区的文化丰富多样，以深厚的传统和悠久的民族历史为鲜明特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个地区的人民推动人类进步的卓越才华和进取精神。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削弱本土文化和经济增长，实际上还发挥了促进作用。捍卫人权能够保障以其他任何方式都难以换取的持久安全——这是日本民主的写照，同时也是美国民主的写照。
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因为人类拥有一些共同的追求：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自主推选领导人；有获取信息的能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宗教；对法治的信任以及司法平等。这些对实现稳定并不构成障碍，而是稳定的支柱。我们将永远同追求这些权利的人站在一起。
这条真理为我们对缅甸的新政策指明了方向。尽管多年来用心良苦，但不论是美国实行的制裁，还是其他方面进行的接触，都未能改善缅甸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现在直接向缅甸领导人清楚地表明，在出现向民主改革迈进的切实步骤前，现行制裁措施将会继续下去。我们支持一个统一、和平、繁荣和民主的缅甸。缅甸在向这个方向迈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有一些明确的步骤是必须采取的——无条件释放包括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结束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以及在政府、民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之间就未来共同的愿景展开真正的对话。惟有如此，缅甸政府才能响应缅甸人民发出的呼声。这也是将给缅甸带来真正安全与繁荣的道路。（掌声）
这些都是美国为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安全和人类尊严将采取的步骤。我们将通过与日本的亲密友谊来实施这些步骤。我们在亚太地区进行努力的过程中，与日本的友谊将永远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将作为合作伙伴这样做——通过我今天谈到的更广泛的接触。我们将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这样做——这个国家的总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地球上这个地区的影响。我们将怀着近50年来指引我们与日本人民关系的同样的意志这样做。
这些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太平洋地区的战火熄灭后不久。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与稳定所作的承诺，连同日本人民的应变能力和勤奋精神造就了人们所称的“日本奇迹”（Japanese Miracle）——全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闻所未闻的经济快速强劲增长的时期。
在其后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奇迹扩展到整个地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亿万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这方面的进步是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中取得的，促使这一广袤地区的各国紧密联结的相互理解的新桥梁也会进一步增进这方面的进步。
但我们知道，仍有工作需要做——促使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在太平洋两岸创造就业机会；防止地球日益变暖；使我们能制止致命武器的扩散；在一个分裂的半岛上，南方的人民能摆脱恐惧，北方的人民再不感到匮乏；让年轻女孩不因个人外貌而因其聪明才智受到重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能动性，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成长。
这一切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不经历挫折或斗争。但在此万象更新的时刻——在这片产生奇迹的土地上——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可能做到的。这是美国的议程。这是我们与日本，与本地区各国和人民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毫无疑问，作为美国的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我向你们承诺，这个太平洋国家将增强并持续保持我们在世界这一极其重要地区的主导地位。
十分感谢各位。
日本东京
三得利音乐厅（Suntory Hall）
奥巴马总统：十分感谢。Arigatou（谢谢）。多谢大家。（掌声）早上好。十分荣幸来到东京，我作为美国总统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掌声）谢谢。来到你们这么多人中间感到十分高兴，这里有日本人士，我还看见一些美国人。（掌声）大家每天都在为增强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而工作，包括我的老朋友和新任驻日大使约翰∙鲁斯（John Roos）。（掌声）
再次来到日本真令人高兴。我小时候，母亲带我来过镰仓（Kamakura），在那里，我抬头望见历史悠久的和平与安宁的象征——巨大的青铜阿弥陀佛（Amida Buddha）。作为一个孩子，抹茶冰淇淋（macha ice cream）对我更有吸引力。（笑声）我要感谢鸠山（Hatoyama）首相，昨天的晚宴上有更多的冰淇淋，与我一起分享了过去的一些回忆。（笑声和掌声）多谢大家。但我从未忘记日本人民对一个远离家乡的美国孩子所表现的热情好客。
在此次访问期间，我感受到了同样的热情。因为鸠山首相给予了殷勤的接待。我还有幸在天皇即位20周年之际会见天皇和皇后陛下。日本人民也展示了热情好客的风貌。当然，我来到这里不可能不向日本小滨市（Obama）市民表示我的问候和感激之情。（掌声）
我的亚洲之行从这里开始，理由很简单。我自就职以来，努力恢复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与世界交往的新时代。而我们在亚太地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将植根于美日之间历久弥新的同盟关系。
从我就职之初开始，我就努力加强紧密联系我们两国的纽带。我在白宫迎来的首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而且，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亚洲，首站为日本，这是将近50年来美国国务卿第一次这样做。（掌声）
再过两个月，我们的同盟将迎来50周年纪念日，50年前的这一天，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与日本首相并肩而立，他说，我们两国正在建立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牢不可破的伙伴关系”。
在此后半个世纪中，这一同盟作为两国安全与繁荣的基础持续至今。这一同盟帮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日本成为美国在北美以外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随着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同盟关系也不断演变，对世界各地的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伊拉克（Iraq）重建到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沿海地区打击海盗活动，乃至向阿富汗（Afghanistan ）和巴基斯坦（Pakistan）人民提供援助，最近一次则是在进一步承诺支持该地区的国际发展努力中发挥了重大的带头作用。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盟经受住了考验，因为它反映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一种对自由的人民自行选择领导人并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民主权利之信念； 一种让鸠山首相和我自己能以誓言变革而竞选成功的信念。让我们同心协力，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同盟发挥新一代领导人的作用。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我们两人不仅再次肯定了我们的同盟——还同意深化这种同盟。我们已经同意，将通过联合工作组加速实施我们两国政府就调整驻冲绳（Okinawa）美军问题达成的协议。在我们的同盟不断发展并适应未来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艾森豪威尔总统很久以前阐明的那种精神，即一种平等且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掌声）
我们在本地区的承诺虽然以日本为开端，但并不以这里为终点。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发源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和美国并没有被太平洋阻断，而是被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我们依靠历史联系在一起——通过为建设美国出力的亚洲移民，还有一代又一代为保障这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而服役并做出奉献的美国军人。我们依靠共同繁荣联系在一起——贸易和商业与千百万个就业机会和众多家庭的生计息息相关。我们依靠我们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丰富了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美国亚裔，还有各自的生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就像我们各个国家紧密相连一样。
我的人生经历就是这个历程的一部分。我作为美国总统，出生在夏威夷（Hawaii），年少时曾在印度尼西亚（Indonesia）生活。我妹妹马娅（Maya）出生在雅加达（Jakarta），后来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籍华人。我母亲在东南亚地区的村庄里工作了近十年，帮助妇女购买缝纫机或接受教育，使她们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中有一个立足之地。因此，太平洋周边地区影响了我的世界观的形成。
从那时至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变化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统制经济已让位于开放的市场。专制政权转变成民主制度。生活水平上升，贫困程度下降。通过所有这些变化，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命运比以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希望美国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从事大量的商务活动，购进了大多数商品。在这里，我们可以出口我国更多的产品，这个过程也为国内创造了就业机会。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危险威胁着整个世界的安全。在这里，玷污了一个伟大宗教的极端主义分子试图策划对我们两个大洲发动袭击。没有亚太地区崛起的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就不会有解决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挑战的办法。
为了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美国寻求与本地区国家巩固已有的同盟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为此，我们需依靠美国与日本、韩国（South Korea）、澳大利亚（, Australia）、泰国（Thailand）和菲律宾(Philippines)达成的盟约——这些盟约不依靠过时的历史文献，而要求坚持对我们的共同安全有着根本意义的具有相互约束力的承诺。
这些同盟关系继续为本地区国家和人民奠定了安全与稳定的基础，使他们得以追求机会和繁荣，而这些在我第一次访问日本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即使美国军队正在这个世界上卷入了两场战争，我们对于日本和亚洲的安全承诺仍然不可动摇。（掌声）这可以从我们在整个地区的部署中清楚地看到——尤其是通过我们的年青的男女军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们看到，新兴国家正蓄势待发，准备在亚洲太平洋地区以至全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Malaysia）等国已采取民主制度，发展其经济，并希望挖掘本国人民的巨大潜力。
我们还看到一些国家正日益强盛。我们认为在21世纪，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增长不必以损害其他国家为代价，我知道，许多人都质疑我们对中国兴盛的看法，但正如我说过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上，实力不必用于你死我活的对抗，各国也无须忧惧他国的成功。发展相互合作的领域——不是势力范围的相互竞争——将为亚太地区带来进步。 （掌声）
如同与任何其他国家交往一样，美国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也以我们的利益为重点。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要求与中国进行具有实效的合作，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21世纪的各项挑战。美国和中国如果能共同迎接挑战，就能达到双赢的结果。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欢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作用要求在经济日益增长的同时，相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事实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我们刺激经济复苏的努力至关重要。中国增进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稳定，现在正致力于全球防核扩散制度，并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
因此，美国并不寻求遏制中国，与中国深化关系也不意味着削弱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联盟。相反，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可以加强国际社会的力量。
因此，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别处，我们都将努力深化我们的“战略与经济对话”（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同时增进双方军队之间的交流。当然，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问题达成共识。为我们珍视的基本价值观大声疾呼，美国从来都不会动摇，其中包括尊重所有人民的宗教和文化，因为维护人权与人类尊严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本着合作的精神推进这些磋商，不再纠缠于相互的积怨。
除了我们的双边关系之外，我们认为多边组织的发展也能够增进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我了解，近年来美国与此类组织的关系疏远，因此希望在此明确表示：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亚太国家，美国期待着参与事关本地区前途的讨论，并随着有关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全力参与。 （掌声）
这就是我要在本次出访中开始做的工作。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将继续促进本地区的商务和繁荣。我期盼着今晚出席该论坛的会议。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将继续是推动东南亚对话、合作与安全的动力，我期盼着成为与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会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掌声）随着东亚峰会在应对当代挑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美国期待着以更正式的方式与之接触。
我们寻求这种更加深入与广泛的接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共同的未来取决于这种接触。我想略微谈一下这样的未来将是一种什么景象，我们必须为促进我们的繁荣、我们的安全、我们的普遍价值观与愿望做些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经济复苏，争取实现平衡与持续的增长。
亚太地区国家和其他国家迅速采取前所未有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了一场经济灾难，有助于我们开始摆脱这一场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我们为改革国际经济结构采取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因此20国集团现已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渠道。
重心向20国集团的转移 –– 加上亚洲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 明确显示美国力求在21世纪进行更广泛和更具有包容性的接触。日本作为8国集团（G-8）的一个重要会员国，已经并将继续为建设未来的国际金融结构发挥重要作用。（掌声）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经济复苏，但还须保证经济复苏的持续性。我们显然不能再走导致产生全球衰退的“繁荣与泡沫”恶性循环的老路。我们不能再执行造成不平衡增长的同样政策。这次经济衰退给予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主要依靠美国消费者和亚洲出口推动经济增长存在着种种局限。因为一旦美国人身陷债务或失去工作，对亚洲商品的需求就会骤然下降。需求大幅度下跌，这个地区的出口也会大幅度下跌。由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如此依赖出口，增长就会随之停滞。结果只会造成全球衰退的进一步加深。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历史上罕见的转折点之一，我们在这里有机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以我们在匹兹堡（Pittsburgh ）20国集团会议上作出的保证为起点，采取新的战略实现经济平衡增长。
我在新加坡还要更多地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在美国，这项新战略意味着增加储蓄和撙节开支，改革我们的金融系统，降低我们的长期赤字。这还意味着进一步以出口为重点，从而我们可以进行制造、生产并在全世界范围销售。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创造就业的战略。目前，我们的出口支持了美国千百万待遇优厚的工作。只要略增加出口就有可能创造出数百万个工作机会。这些工作包罗万象，从制造风力涡轮、太阳能电池板到你们每天使用的技术等。
对亚洲而言，取得这种更好的平衡将为劳工阶层和消费者提供一个机会，使之能够享受由于他们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而带来的更高的生活水平。这种平衡还有助于增加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的投资。一个更加平衡的全球经济将使更大范围内的更多人受益于经济繁荣。
数十年来，美国市场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市场之一，这种开放带动这个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在上个世纪取得了成功。在这个新时代，开放全球各地的其他市场对美国以及世界的繁荣都至关重要。
此项新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努力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平衡的多哈协议——不是一项普通的协议，而是一项能够在世界各地开放市场和增加出口的协议。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与我们的亚洲伙伴协作，寻求及时达到这一目标——我们邀请亚太地区的贸易伙伴和我们一道参加谈判。
我们还认为，这个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进一步整合将使我们各国的劳工阶层、消费者和企业受益。我们将与我们的友邦韩国协作，共同处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推进与他们达成贸易协议的工作。美国还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国家接触，以达成一项地区性协议，这项协议将拥有众多会员，并达到21世纪贸易协议所应有的高标准。
通过伙伴关系共同努力——这将是我们继续推动经济复苏、创造共同繁荣的方式。但是，仅仅寻求平衡的增长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为了我们的地球，也为了将在地球上生活的子孙后代。
在过去10个月中，美国在控制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已经超过了多年来所有努力的总和，这些措施包括：接受科学论证，投资于新能源，提高节能标准，缔结新的伙伴关系，参加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总之，美国意识到有更多的工作要做——而我们正在履行我们的责任，并将继续这样做。
这包括努力在哥本哈根取得成功。我深知任务艰巨，并不存有幻想，但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所有国家都必须承担其责任。那些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必须制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在财政和技术的支持下采取实质行动减少排放。对于各国在国内采取的行动，必须保持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
我们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危及我们的地球——我们必须共同完成这项任务。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我们建立合理的规则与奖励机制，就会激发最出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业者的创造力，从而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新的企业和新的行业。 在这方面，日本历来名列前茅。在我们为实现这个重要的全球目标而努力之际，我们期待着与你们结成重要的伙伴。（掌声）
但是，即使在应对21世纪这一挑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作出加倍努力，遏制20世纪给我们遗留的安全威胁——核武器的危险。
我在布拉格申明，美国决心在世界上消除核武器，并为达到这一目标提出了一项全面计划。（掌声）我对日本参与到这一努力中来感到欣慰，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比这两个国家更懂得这些武器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寻求一个无核武的未来。这对我们共同的安全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共通的人道是巨大考验。我们的未来与此息息相关。
现在，但我必须说明：只要这些武器仍然存在，美国就将保持强大和有效的核威慑力，为我们的盟国——包括日本和韩国——提供防御保障。（掌声）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军备竞赛在这个地区的加剧将会破坏几十年来不断扩大的安全与繁荣。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的基本协议，即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权利；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责任采取核裁军行动；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责任不予谋求。
的确，日本已为世界作出榜样，它显示，真正的和平与实力可以通过这条道路实现。（掌声）几十年来，日本在不发展核武器的同时，已经享受到核能源和平用途的种种好处——无论从任何意义衡量，这都使日本更加安全，处境更加有利。
为履行我们的责任——并且推动我在布拉格提出的计划，我们在日本的帮助下，一致通过了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支持这一国际努力。我们正在争取与俄罗斯就削减我们的核库存达成一项新协定。我们将为使《禁止核试验条约》(Test Ban Treaty)获得批准并生效而努力。（掌声）在明年核安全峰会（Nuclear Security Summit）上我们将推动的目标是，在4年之内使全世界所有处境危险的核材料得到妥善管理。
如我前面所说，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并不是针对具体国家。它的目的是要让所有国家履行责任。这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包括北韩。
几十年以来，北韩选择走冲突与挑衅的道路，包括谋求核武器。这条道路通向何方应该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加强了对平壤的制裁。我们通过了迄今为止内容最广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限制其从事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关的活动。我们不会被威胁吓倒，我们将继续用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发出明确信息：北韩拒绝承担其国际责任只会导致减少而不是增进安全。
但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同我们的合作伙伴携手努力——并在直接外交的支持下——美国准备为北韩提供一个不同的前景。北韩可以改变受孤立的处境和严重压制本国人民的行为，实现与国际社会融合的前景。北韩能够摆脱深度的贫困，开创一个充满经济机遇的前景——让贸易、投资和旅游业带给北韩人民一个改善生活的机会。北韩也可以不再感到越来越不安全，从而获得更加安全、更受尊重的前景。好战的态度无法赢得这种尊重。一个国家只有通过全面履行其国际义务，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北韩实现上述前景的道路是明确的：重返六方会谈；履行已作出的承诺，包括重新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全面、可核实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只有在向日本家庭公布被绑架日本人的全部情况后，才可能同其邻国全面实现关系正常化。（掌声）北韩政府如果愿意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并加入国际大家庭，就需要采取上述各项措施。
我们在保持警觉应对这一挑战的同时，将同我们所有的亚洲伙伴共同抗击21世纪的跨国威胁：铲除杀害无辜的极端主义分子，制止威胁我们海上通道的海盗活动；加强我们防治传染病的努力，并努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消除极端贫困；阻断贩运分子压榨妇女、儿童和移民的活动，一劳永逸地消除这种现代奴役的祸害。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维护全人类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亚太地区的文化丰富多样，以深厚的传统和悠久的民族历史为鲜明特征。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个地区的人民推动人类进步的卓越才华和进取精神。但有一点也很清楚——对人权的尊重并没有削弱本土文化和经济增长，实际上还发挥了促进作用。捍卫人权能够保障以其他任何方式都难以换取的持久安全——这是日本民主的写照，同时也是美国民主的写照。
对自由与尊严的向往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因为人类拥有一些共同的追求：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自主推选领导人；有获取信息的能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信仰宗教；对法治的信任以及司法平等。这些对实现稳定并不构成障碍，而是稳定的支柱。我们将永远同追求这些权利的人站在一起。
这条真理为我们对缅甸的新政策指明了方向。尽管多年来用心良苦，但不论是美国实行的制裁，还是其他方面进行的接触，都未能改善缅甸人民的生活。因此，我们现在直接向缅甸领导人清楚地表明，在出现向民主改革迈进的切实步骤前，现行制裁措施将会继续下去。我们支持一个统一、和平、繁荣和民主的缅甸。缅甸在向这个方向迈进的过程中，有可能同美国改善关系。
有一些明确的步骤是必须采取的——无条件释放包括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结束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以及在政府、民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之间就未来共同的愿景展开真正的对话。惟有如此，缅甸政府才能响应缅甸人民发出的呼声。这也是将给缅甸带来真正安全与繁荣的道路。（掌声）
这些都是美国为进一步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安全和人类尊严将采取的步骤。我们将通过与日本的亲密友谊来实施这些步骤。我们在亚太地区进行努力的过程中，与日本的友谊将永远处于中心地位。我们将作为合作伙伴这样做——通过我今天谈到的更广泛的接触。我们将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这样做——这个国家的总统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地球上这个地区的影响。我们将怀着近50年来指引我们与日本人民关系的同样的意志这样做。
这些关系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中叶，太平洋地区的战火熄灭后不久。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与稳定所作的承诺，连同日本人民的应变能力和勤奋精神造就了人们所称的“日本奇迹”（Japanese Miracle）——全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闻所未闻的经济快速强劲增长的时期。
在其后几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奇迹扩展到整个地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亿万人民的生活和命运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这方面的进步是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中取得的，促使这一广袤地区的各国紧密联结的相互理解的新桥梁也会进一步增进这方面的进步。
但我们知道，仍有工作需要做——促使科学技术的新突破在太平洋两岸创造就业机会；防止地球日益变暖；使我们能制止致命武器的扩散；在一个分裂的半岛上，南方的人民能摆脱恐惧，北方的人民再不感到匮乏；让年轻女孩不因个人外貌而因其聪明才智受到重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自己的能动性，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成长。
这一切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不经历挫折或斗争。但在此万象更新的时刻——在这片产生奇迹的土地上——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可能做到的。这是美国的议程。这是我们与日本，与本地区各国和人民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毫无疑问，作为美国的首位心系太平洋的总统，我向你们承诺，这个太平洋国家将增强并持续保持我们在世界这一极其重要地区的主导地位。
十分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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